每个人的人生都会有些关键的节点。有时候不是你选择了道路，而是道路选择了你。1989年，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我从一个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一步就跨进了外企。

　　当年的外企，在中国人眼里跟今天还不太一样。今天我们对待外企的态度更平常心一点，当年我进了外企后都还不敢跟家里人说。这就相当于今天有个孩子跟家长说：“爸，我找了份工作，要去送外卖了。”我不是说送外卖是不好的工作，但是在一个很传统的家庭看来，如果你上了大学，却做外卖员这样的工作，家长还是很难接受的。当时的外企没有体制内的各种保障，没有一切稳定的东西，那时候进外企工作对一般人来说其实是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记得当时有个小插曲，北京的一个工厂引进了德国的一台数控机床，但是出了质量问题，双方发生争议进入仲裁阶段。当时有一位朋友叫我过去旁听，希望一个懂些业务同时又懂些英语的人参与一下。当天有个人说让我现场发言，我就弱弱地说了自己的疑惑：我其实语言不好，没有完全听懂，但是以我粗浅的机械常识，你们讲的是机床的误差问题，那么我们一般谈机床的误差有两种“纵向的和轴向的误差”，通过翻译你们好像只谈了一个方面，是不是漏掉了另一种情况？当时我语言不好，就画了一张图来示意我的具体想法。那位德方的代表说，我知道问题在哪了，他就打开车床边的某一个开关，那是一个手动转自动的开关，再操作一下，原来的问题就解决了。这个小插曲激励了我，一方面让我意识到要学好英语，一方面让我意识到自己可能会在语言和技术的交叉地带找到一条路可以走。

　　后来，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我进了BP（英国石油公司），从最底层的工作做起，工作任务就是销售航空煤油。有幸参加了深圳机场的建设项目，当时是国家尝试机场领域的第一个加油业务向外资开放的机场。BP和中国公司合作，成立了航空加油领域的第一家合资企业，我就作为外方代表进入了这家公司，后来做了公司的副总经理。

　　我在这家公司里，应该做的是最艰苦的职位。当年被派到外地，中国员工是没有外国员工那些外派福利补助的，所以也吃了很多苦。所以，我觉得中国人在外企里做职业经理人，第一就是要能够熬得住，到今天我已经在外企里熬过近30年了。

　　我们在外企里所经受的挑战非常多，有些远远超出一般人的认知。在我们那个年代接受教育的时候中国还完全是计划经济，但是在外企里工作所接触到的却全是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可以说是从两眼一抹黑在开始学习。

　　我始终认为：是改革开放的政策给了我发展和学习的机会。今天，能有幸成长为一个跨国公司的职业经理人、高层管理者，是国家改革开放的大环境成就了我。作为一个跨国公司的职业经理人，经过多年学习和领悟，沟通能力是最重要的工作技能。当然，不仅仅是在外企，你去创业也好，还是做其它任何工作，沟通都非常重要，是一个人底层的基础能力。在跨国公司里的挑战是你要用的工作语言可能是外语，要进行交流的人可能跟你又是不同的文化背景，所以相对挑战会更大一些。我们常常陷入一个怪圈，就是过于注重沟通的工具，但是迷失了我们要去传递的信息本身。我们有时候会看到两个人争吵：一个人说，我不想吃面条；另一个人说，我不想吃辣酱。其实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冲突，却吵得不可开交，两败俱伤，感情彻底不见了。其实根本没必要打成那样，只是个沟通的问题。

　　在外企会遇到沟通中的文化差异，可能同一个词，在不同文化中的人说起来就是完全不同的含义。比如我在英国和美国公司都做过。一个很简单的词interesting（有意思的，感兴趣的），在英国和美国老板的口中，可能就是完全不同的含义。英国老板看了我写的一个提案，把东西放下说了句interesting，我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就问他的助理老板是什么态度。他的助理就跟我说：意思是你做的提案不行，赶快拿回去重做！Interesting在英国人嘴里是一个非常烂的词，有一点点讽刺的意味。后来，我又去给美国的老板汇报，他看了我的提案，一拍桌子，也说了句interesting，吓了我一身冷汗，我心想做得这么努力怎么还是不行？后来才知道原来美国老板说interesting，就真的是对你的夸奖，他真的很感兴趣。这些文化差异，往往是你在书本上学语言所无法了解到的。

　　我在BP参与了中国改革的第一阶段：非常关键的能源改革，我们在中国建了非常现代化的炼油厂，帮助中国解决能源紧张的很多技术和商务问题。这其中最令我自豪的一件事，就是帮助中国最大的两家石油企业中石化和中石油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市，说服了英国石油购买了中国石油20%的股份，帮助中国的石油公司可以顺利地在海外上市，让海外的资本市场可以更了解中国的公司，也让中国公司了解海外公司是如何运作的，如何走向国际化。我虽然是在外企这个领域，但是我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真正参与了国家的改革，技术的进步和参与中国的公司走向国际化。很自豪自己是在不同的领域为国家做了贡献。

　　在英国的石油公司做了19年之后，我就想去开拓一些新的经历，就又去了美国的GE（通用电气公司），当时正好融入了当年中国整个工业化的过程以及制造业升级的历程。后来，又去了瑞士的诺华制药，参与了中国医改的过程，帮助把欧洲和瑞士的医疗系统介绍到中国。

　　在诺华工作之后，参与了很多公共服务的项目，后来觉得中国在公共服务方面有很多薄弱的地方。公共服务包括什么？公共交通，公共医疗，公共教育等等，一个国家是不是发达国家，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如何，很多都可以从公共服务的水平看出来。我们可以看到像美国、日本甚至中国香港的公共服务水平都比较高，在这些方面中国还有很大的差距。就这样，我加入了香港铁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铁”），进入公共服务领域，希望参与国家公共服务领域的模式创新。

　　回顾这么多年走过的路，是国家的改革开放的大政策带来了社会商业环境的改变。是社会商业环境的改变给了我学习、提高和发展的机会，使我有幸能成长成为一个跨国的职业经理人。随着中国的发展进步，在世界舞台的日益强大，我很自豪，也很希望能为国家的进一步强大和发展贡献微薄之力。

　　（作者系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香港铁路（MTR）中国业务首席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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