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幸运，可以说是在中国传统文化浸润下成长起来的人。我家住在红墙黄瓦故宫东角楼下，我的外公和父母在故宫工作，因此，我从小饱含对紫禁城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敬仰，并在其中得到浸润与成长。我说幸运，还因为我从事的文博工作，正好赶上改革开放的40年，也是社会主义文化不断发展、不断繁荣的40年。 改革开放的第二年，也就是1980年初，我如愿来到故宫工作，从此与文物修复结下不解之缘。

1983年1月，我被安排到修复厂（现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工作，有幸师从于著名金石修复专家赵振茂研究员学习金石文物修复。在赵正茂师傅的引领下，我从青铜器、金银器、珐琅、陶瓷等金石文物的修复与保护技艺中一点一滴学起做起，懂得了做事前始终把文物安全放在首位，修复文物按照最小干预、修旧如旧的文物修复原则，学会了与自己修复的每一件文物进行内心对话，感应心灵契合，做到知行合一。

正是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政策和好时代，我才能够如愿以偿、如痴如醉地投入到文物修复事业中。回顾近40年的工作经历，我多次承担故宫博物院院内以及全国文物精华展、山东齐国故城遗址博物馆、河南省考古所等地一级文物和其它重要文物的修复与复制工作。如直接参与了一级文物商代青铜齐史祖辛觯、春秋青铜齐荣姬盘、春秋青铜鹰柱盘、青铜龙耳方壶、青铜越王剑、青铜买车提梁卣、春秋时期青铜升鼎、战国铜镜、战国青铜敦、唐代五岳铜镜、战国乳丁纹鼎、汉俑灯、北魏汉白玉石佛像、宋汝窑天青釉莲花钵、宋代男骑俑、清雍正白瓷碗、清乾隆青花笔筒、清乾隆鎏金无量寿佛、清乾隆珐琅番莲万年青盆景、清乾隆镀金嵌珐琅望远镜，以及道光青花缠枝莲花碗等文物的修复工作。

这四十年，科技的发展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帮助。对一些破损、变形较为严重的文物进行修复，我们会结合文物的实际情况，结合文物的具体特点，结合传统修复技术与现代修复手段的融合，积极寻找出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没有发达的现代科技，我们不可能将文物修复工作做得如此精细、精密。

也正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对于文化传统的意义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像“非遗”这样的议题才可能成为社会的焦点。2000年，我国开始为非遗项目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其实是我们文化自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于中华民族宝贵文化创造力的珍重和关切，这种认识的提高正是和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综合实力的提升紧密相关。这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是一种更有力度的支撑。国务院决定从2006年起，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到2015年，我国已经基本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具有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文化遗产得到了全面有效保护；保护文化遗产深入人心，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

作为一名具有四十年文物修复保护工作经验的工作者、一位非遗传承人、一位民进会员，我要把在故宫学习修复文物的经验传承下去，使文物得到更好的保护，尽到一名文物修复保护工作者应尽的责任，并使之发扬光大。

我在故宫修文物，我骄傲，这是改革开放给我带来的文化自信。

（作者系民进会员，现任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2018年被评为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青铜器修复与复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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