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3日下午，受北京联合大学考古学研究中心邀请，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霍巍教授在北京联合大学做了一场题为《考古发现与“高原丝绸之路”》的学术讲座。霍巍教授根据文献材料和最新的考古材料，对西藏地区的中西文化交流及其内部的文化交流问题进行了梳理，认为以往关于丝绸之路的研究较少涉及西藏地区，而西藏地区从史前时代开始就不是一个孤立的区域。在讲座中他提出“高原丝绸之路”的概念，这在当前“一带一路”的背景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此次讲座是霍巍教授多年来开展西藏考古的一次系统总结和新的思考，有感于讲座内容比较重要，我们对讲座录音进行了整理，形成比较详细的讲座纪要，供学界同行参考。  

　　一、 “高原丝绸之路”概念的提出 

　　首先，霍巍教授界定了“高原丝绸之路”的含义。丝绸之路的概念有两重含义，狭义的“丝绸之路”是西方人创造出来的一个有关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代称，原指汉代中国和中亚、印度、西亚之间以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而从广义上讲，它不是指一条单一的路线，也不是指某一个时期的路线，它应该是一个网络。“高原丝绸之路”同样也是一个代称，指代西藏高原古代与外界联系与交流的途径及方式。它是一个网络，不是指单一的某条路线，但却包含着不同时代、不同走向、不同段落、不同功能在内的各条路线。 

　　青藏高原的古道有过若干名称，以物品交流命名的如麝香之路、食盐之路，还有地域之间的交流，如唐蕃古道、蕃尼古道，以及唐宋以后的茶马古道等。这些概念都与“高原丝绸之路”的讲题有关。 

　　在过去陆上丝绸之路的线路研究中，青藏高原区域是个空缺，它是丝绸之路上的孤岛吗？青藏高原的北面可以直接连通西域，与塔里木盆地、河西走廊和黄土高原形成一个非常通畅的环带，虽有沙漠和戈壁，但有若干条绿洲相连，传统上认为丝绸之路有些支线与青藏高原的北部地区是直接相通的。青藏高原的南面是喜马拉雅山脉，它有若干条山口，东北部地区与横断山脉的六江流域连为一体。这些南北向的高山峡谷，自史前时期以来已经成为人类重要的通道。从地理环境上讲，青藏高原虽然具有寒冷、干燥等若干不适合人类生存的条件，但它不是禁区。关于青藏高原的历史记载都很晚近，基本上是从唐代开始的，所以考古学的方法有助于解决这个区域的文明样态和文化交流问题，是很好的切入点。 

　　二、西藏史前时期与外部世界的交流 

　　西藏从史前时期开始与外部世界已经有了交流，首先来看它的作物体系。今天青藏高原的主食以青稞为主，如果把目光转向距今5500多年前，它的东部主要种植小米。它的中部地区在距今3500年前，是一个混合地带，青稞、小麦、小米混杂在一起。粟不是本地植物，应该是从黄河上游地区传播到青藏高原地区的东部。麦类作物目前还是一个正在研究的问题。从东边传来的小米和从北面或西面传来的小麦都进入到西藏中部地区这一混合地带。青稞是从中亚还是从南亚传播至这个混合地带，还需要继续探讨。 

　　青铜时代的西藏，以拉萨曲贡墓葬出土的铁柄铜镜为例，很明显不是汉式镜，结构和照镜的方法和汉镜不同。这是两个不同的传统，东方的具钮镜和西方的带柄镜，后者的源头非常遥远，古希腊、古罗马、两河流域都有。青藏高原发现的带柄镜表明在青铜时代已经有外部因素的进入。它的纹饰可能吸纳了西南文化的要素，但整个镜形是来自西方。 

　　第二个例子，是霍巍教授亲自发掘出土的双圆饼首青铜短剑，出土于靠近印度河上游的西藏皮央，和四川盐源出土的短剑类似，甚至三角形的纹样带都是一致的。这么遥远的空间，如此相似，如果离开了远距离的贸易和交流是不可能出现的。 

　　通过以上发现，霍巍教授总结，早在史前时期，西藏外部以及西藏内部之间的交通路线已经存在，甚至比较成熟。 

　　三、吐蕃王朝时期对外交流的全面扩展

　　吐蕃与唐王朝的兴起和灭亡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在三百年的时间内，亚洲地区兴起的唐王朝、阿拉伯大食、吐蕃是三股最大的势力。吐蕃王朝时期有大量的考古材料。公元9世纪中后期，吐蕃最为强大，统治疆域向西越过葱岭，一度扼控了丝绸之路，将安西四镇收入到它的统治版图之下。向南进入到天竺，泥婆罗、北印度的一部分一度成为吐蕃的版图，当然后来又退回来了。向东一度攻占了唐都长安，东南一度到达成都邻近，南面到了云南的南诏大理。这么一个庞大的版图，吐蕃通过四面八方的驿站交通路线来控制周边。

　　吐蕃时期考古材料可以看到很多外来文明的迹象：

　　大昭寺。大昭寺是文成公主进藏后所建的第一座神庙，当时还不是佛殿，是神庙，但很显然已经有非常浓郁的佛教因素。大昭寺直到今天仍然十分重要，但我们所知有限。宿白先生第一次特别指出应该关注大昭寺底层建筑中的中心殿堂，认为是吐蕃时期最早的殿堂之一，而且来源于南亚。这个殿堂，有一个回廊，由若干僧房小室构成，这种结构，宿白先生敏锐地认识到应该来源于那烂陀。文献中有一个名词长期以来很难解释，见于巴卧·祖拉陈哇的《贤者喜宴》：“赞普松赞干布时，建立了逻娑白哈尔，弘扬佛法，此后到赞普赤德祖赞时，又建立了扎玛瓜洲神殿。”逻娑就是今天的拉萨，神域的意思。但白哈尔始终没有被解释出来，很多史籍都这么说，可能是毗克罗，是梵语的直接对译，与印度佛寺建筑中的毗诃罗（Vih ra，即僧房院）相似。虽然印度现存地面佛寺中这类建筑已极难见到，但在印度阿旃陀石窟寺当中还能见到。此外7世纪中叶僧人义净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对那烂陀寺伽蓝建置的记载也与此相仿。《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新罗慧能法师传》记载那烂陀寺形制：“然其寺形，畟方如城，四面直檐，长廊遍布，皆是砖室。重叠三层，层高丈余。”在今天的那烂陀遗址可以见到同样的建筑形式。还有一种类型，是第二阶段，在僧房窟中建塔院，霍巍教授在孟加拉也曾找到。这两种样式在西藏都可以找到，但第二种样式要晚到公元9到12世纪，也就是在印度佛教的晚段西藏才可以看到。

　　第二个例证还是宿白先生发现的。他最早注意到大昭寺藏的吐蕃银壶是欧亚文明交流的见证。霍巍教授后来获得了这件银壶更清楚的照片，它的纹样是锤揲錾刻后贴上去的。此银器在藏文中早有记载，松赞干布使用过，五世达赖也使用过，曾在灭佛运动中作为伏藏被隐藏起来，后来才供奉于大昭寺，成为大昭寺的镇馆之宝。宿白先生认为可能产于中亚吐火罗地区，但也有不同看法。银壶上的人像为胡人，深目高鼻，络腮胡子，最重要的标志是头上有日月星冠，这是波斯萨珊王朝王室贵族的标志。他穿的是带翻领的大长袍，脚蹬靴，是胡人的服饰，所以霍巍教授倾向于它来自波斯胡。日月星冠在波斯萨珊的银器上多有发现。此人形象反弹琵琶，过去认为是丝路女妓乐特有的，但男人亦可这样。还有很多细节可以分析，包括袍和蹀躞带等。壶的另一面，对说明壶的功能很有帮助。可以看到一个酩酊大醉的大汉，帽子已经丢了，络腮胡子，胡人面孔，后面有一人扶着他，帮他拉着腰带，下面还有一小孩抱着他的腿，防止倒下。说明这是一件酒器，是松赞干布用过的酒器。在青海出土的吐蕃时期棺板画上也画有一被人手扶着大吐的醉汉，与之类似，都是吐蕃人在一些重要场合如丧葬仪节中喝酒的形象。

　　美国克里弗兰艺术馆中收藏的三件吐蕃时代的金银器，有扳指杯、高足瓶、来通，正面都有一些特殊的纹样，霍巍教授称之为吐蕃怪兽，人身兽体，或者人面鸟身，是吐蕃时期特殊的神灵。在来通上，有一个人戴着冠，有翅膀，下面是鸟的脚，此形象不是佛教中的迦陵频伽，而是吐蕃传说中吐蕃赞普的化身，将苯教信仰中的大鹏鸟与赞普联系在一起。来通的器形在西方常见，与银壶等器物一样，或者是接受了西方的金银器系统的影响，或者它们的产地就在吐蕃。文献有记载，吐蕃人朝贡中央王朝，献给唐朝最精彩的朝聘礼物是金银器，带走最多的是丝绸。青海发现的吐蕃棺板画上，人物形象手上端的是胡瓶，虽然在西藏没有找到实物，但它的发现是迟早的事情。这种器物的形象来源于西方。棺板画上可解读的细节还很多，如赭面习俗，是用矿物质颜料混合油脂涂抹在脸上，不是为了爱美，是为了保护皮肤，防止强烈的紫外线照射。除此之外，还有他（她）们穿的衣服，大量的丝绸应用在了衣襟、领口、袖口、长袍的边缘等地方，也值得注意。

　　另外，近年发现的吐蕃骑马的形象与斯基泰的骑马形象相似，其袍服与大昭寺银壶上的形象也相似，头戴头巾的形象又与棺板画上的形象类似。无论是金银器还是棺板画都出现很多外来文化的因素。

　　下面来看丝绸。吐蕃丝绸保存最好的是克里弗兰艺术博物馆的吐蕃小孩衣物，与金银器同时入藏，衣物上有大团窠对鸟纹饰，衣服样式是唐式的小领对襟，纹饰图样是西方的。类似的衣服在后来的调查中又找到一件，是由一位美国的私人收藏家所收藏，也是小孩的衣物，从样式来看，唐代的味道更浓，上面的纹样是大团窠连珠对兽对鸟纹。马鞍上也有这样的纹样，对鸟衔垂饰站在棕榈树枝上。这些纹样是唐代外销丝绸的重要纹样。除了对鸟，还有对兽，在青海吐蕃墓中出土的一件丝绸，对马头上有飘带，身上长有小翼，马的上部有一对胜和团花。胜和团花图案的母题来自波斯萨珊。在波斯萨珊的对马和单马的纹样中，同样有飘带和双翼，头上是日月星徽。传入中土后，我们已经不明白它的意思，上面将它分解为一个小团花，下面按照中国人的理解分解为一个胜，所以可以肯定有胜和团花图案的丝绸应该产自中土。通过观察在乌兹别克斯坦阿胡拉西阿勃宫殿遗址中的人物像，吐蕃纹样的大团窠、连珠、对鸟、马的形象等，其源头应该在中亚。

　　上述材料证明，吐蕃出现了大量的外来文化因素，这些外来要素与吐蕃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扩张有密切联系。

　　除了考古发现的材料外，文献材料也值得重视。盐与麝香是吐蕃重要的特产。《隋书·女国传》：“尤多盐，恒向天竺兴贩，其利数倍。”女国在今天西藏的西部地区，曾向印度销售食盐。伊朗人在《世界境域志》中关于呼罗珊诸边境地区的第24条记载：“……其地有银、金、石榴石、青金石诸矿。其麝香是从吐蕃输入的。”还有造纸术和熬糖法值得注意。造纸术由中土传入吐蕃后再传入天竺的可能性很大，黄盛璋先生在《关于中国纸和造纸法传入印巴次大陆的时间和路线问题》一文中专门有所研究。吐蕃的造纸术直到今天仍在使用，而且虫子不咬，是在造纸的时候加入了狼毒花。中印边境的造纸术很兴盛，而且形成了一个传播中心，覆盖到了克什米尔等地区，很可能是先传入吐蕃，再传入印度。另外，印度的熬糖法传入中国的问题也十分重要。道宣《续高僧传》卷四《玄奘传》：“……使既西返，又敕王玄策等二十余人，随往……并就菩提寺召石蜜匠。乃遣匠二人、僧八人，具到东夏。”王玄策作为使臣去印度就是要招石密匠，石密就是今天的冰糖。王玄策从印度引入石蜜到中土，可能中间经过吐蕃。

　　四、吐蕃古道的考古发现 

　　吐蕃古道的考古发现这一部分，是霍巍教授认为自己多年来通过考古工作做出过一些贡献的地方。他指出近年提出的“一带一路”，作为整体考量不能离开青藏高原，文献记载给了我们很多线索，考古工作也需要相应跟进。 

　　季羡林先生已经在文献中梳理出了一条非常重要的交通路线，即唐代经过吐蕃通往印度的交通路线。他认为唐代包括之前的中外交流主要是中印，然后才是和中亚和西亚地区。季先生在《玄奘与〈大唐西域记〉——校注〈大唐西域记〉前言》中认为，“在中印交通路线方面，从初唐起开辟了一个新阶段。……陆路还有一条道路，就是经过西藏、尼泊尔到印度去。这一条路线过去走的人非常少。到了初唐义净时代，走这一条道路的和尚多了起来，这主要是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文成公主嫁到西藏去，一方面把中国内地的文化带到了西藏，加强了汉藏两个民族的互相学习，互相了解。另一方面，又给到印度去留学的和尚创造了条件。……初唐中印交通的另一个特点，走西藏、尼泊尔道路，这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里有足够的例证可以说明。”不再绕大圈，不再走唐僧走过的过沙漠翻雪山很艰难的路线，而是穿过今天的青藏高原，直接进入尼泊尔，这就是唐蕃古道。在兰州附近不再向北方前进，而是向西南方向，经过了今天的吐蕃都城逻些（拉萨），沿雅鲁藏布江往南，今天的中尼公路也是这么走，但具体是从哪条道出去的，历史文献记载语焉不详。 

　　研究的转折是在1992年，在中尼边境吉隆县，霍巍教授团队发现了一通重要的唐碑，即《大唐天竺使之铭》。过去称为“使出铭”，现改为“使之铭”。发现的位置是在一个将藏语翻译成汉语叫马拉山口的地方，此唐碑铭刻于山口的岩壁上。发现的过程颇为有趣，经过多方探访，当地县委书记告诉霍巍在这个地方有汉字，碑刻影响到当地的水渠修建，马上要被毁掉。当霍巍教授带着自己的团队第二天赶到这里，发现碑刻上涂满了酥油，因刻有汉字，被当地西藏认为是神石。令人振奋的是，碑刻被考古队逐渐清洗干净后，出现了唯大唐显庆三年几个字，证明是唐碑。《大唐天竺使之铭》共发现二百多个残字，下面部分已经剥落，为唐高宗显庆三年（公元658年）所刻，是目前西藏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唐代汉文碑铭，意义十分重大。碑刻所载建碑者为唐代官方使节王玄荣，荣为避讳，是王玄策所立。这处石刻字迹俊秀规整，为唐代初年开通的唐—吐蕃—天竺通道的唯一实物证据，赵超先生认为当时一定带有专门的写手和刻工。在此唐碑被发现之前，已经有很多学者研究过这条道路，也研究过王玄策有关事迹，如冯承钧翻译过法国学者列维对王玄策的研究，并从很多史书中将王玄策的有关事迹摘录出来。列维曾希望在印度找到王玄策的碑刻，可惜无果。《法苑珠林》一书曾收录过王玄策出使天竺的相关条目。王玄策与玄奘是同时代的人，曾写过一本《中天竺行记》，可惜此书后来没有流传下来，很多残章断句被《法苑珠林》收录，到了宋代，部分内容甚至被归入《大唐西域记》内。正史中记载王玄策贞观年间出使印度至少三次，公元658年出使走的是这条路，而且牵扯进了天竺的国内皇位更迭乱局，只身逃出，向泥婆罗和吐蕃求得救兵，平定叛乱，将叛臣押至长安，献俘阙下。吉隆唐碑的发现，第一次从考古实物材料上将古道走向，尤其是将显庆三年的出山口搞清楚了，意义非常重大。（图11、12）  

　　接下来霍巍教授又讲了近些年西藏西部的新发现与早期汉藏交流，主要包括早期的丝绸与茶叶传入西藏，以及黄金面具的流行等问题，可能涉及西藏通往印度的另一条道路。 

　　与王玄策差不多同时期，还有一名僧人玄照，受官方派遣，在西域和印度一带长期游历。王玄策得知玄照在印度名气和影响力很大，汇报给唐王朝，遂受命寻找玄照，这段故事被记载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玄照所走的道路很奇怪，他没有经泥婆罗，是到北印度，王邦维先生推测当时吐蕃到印度的路线有两条，一条是上面提到的泥婆罗到中印度，最为便捷，而另外一条路从西北也可以到北印度，但这条道路多不为人知。《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是这样记载的：“沙门玄照法师者，太州仙掌人也。……以贞观年中，乃于大兴善寺玄证明师处初学梵语。于是杖锡西迈，挂想祗园。背金府而出流沙，践铁门而登雪岭。漱香池以结念，毕契四弘；陟葱岭而翘心，誓度有三。途经速利，过覩货罗，远跨胡疆，到土蕃国。蒙文成公主送往北天，渐向闍兰陀国，经于四载，蒙国王钦重，留之供养。……后因唐使王玄策归乡，表奏言其实德，遂蒙降敕旨，重诣西天，追玄照入京。路次泥婆罗国，蒙国王发遣，送至土蕃，重见文成公主，深致礼遇，资给归唐。于是巡涉西蕃，而至东夏。以九月而辞苫部，正月便到洛阳，五月之间，途经万里。”金府指的是今天甘肃一带，苫部指中印度一带，根据这段记载，王邦维推测是不是另有一条西部道路，“从土蕃往北天，似乎也未取道泥婆罗，而是直接到闍兰陀国。如此玄照则只能沿今西藏西南冈底斯山与喜马拉雅山之间，雅鲁藏布江上游马泉河谷西北行，即略当于今新藏公路南段的路线，然后顺萨特累季河上游河谷入北印度”。 

　　近些年在西藏西部印度河上游的札达县有一些重大考古发现。西藏境内的札达县是象泉河流经的重镇，象泉河流出国境后就成为萨特莱杰河，即印度河的上游，它和克什米尔的关系非常密切。它所在的古道与吉隆已经形成一条环道，既可以从传统的丝绸之路进入到西藏的西部地区，再从西部地区可以到达与泥婆罗沟通的吉隆山口。如何来证明很早就已经存在一个通道呢？近年来在穹隆古鲁甲寺发现的考古材料是最有力的证据。穹隆古鲁甲寺虽然是近现代晚期寺庙，但建成历史悠久，可与寺庙周边的汉晋时期遗址联系起来。四年前，寺院旁的公路上一辆载重汽车陷入坑中，周围僧众帮助抬起卡车，却发现被压出的坑中有很多文物。僧人清理了这个坑，取走文物。一位叫金书波的西藏当地领导，他是学历史出身，得知此事，十分感兴趣，出了一本书，并把照片发给霍巍教授。这里最重要的发现是出土有“王侯”两字的丝绸，对称还有两字，霍巍认为是“羊王”，这里是羊同故地，仝涛则认为是镜像字“侯王”，师生意见有所不同。“王侯”字样的丝织品不可能是西藏人自己的，一定是由外面输入而来。（图13、14）而从哪里来的，从伴出丝织物来看，最接近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汉晋墓出土的丝织物，纹饰也呈城垛状分布。阿斯塔那墓还出土“胡王”锦，也是呈镜像状。这些丝绸具有官方功能，是由中央王朝赏赐给吐鲁番一带的酋豪。当时形成了由边地向中央的朝贡体系，边地献上银盘、胡瓶，中央王朝赏赐珠宝，尤其是丝绸。 

　　这批材料还有一些伴出物，如发现了连缀于丝绸上的黄金面具。金箔人面饰由上部头冠及下部人面饰组成，黄金面具上的一些细节，如头冠饰有三组塔状、两两相对的鸟、麦穗及动物纹（鹿、羊？）纹饰，是一个很奇妙的图案组合，一定有其特定的含义。（图15）类似这样的黄金面具不止发现一具。如果放在一个更广阔的区域看，在西藏的周边区域，新疆的昭苏曾经出土过类似的黄金面具，在吉尔吉斯斯坦萨石墓地出土过黄金面具，在印度和尼泊尔也有发现，发现的地点均是环喜马拉雅山地带。所以西藏西部地区既有来自中原、来自东方的影响，也有来自西方中亚一带的影响，这与西藏西部地区的地理位置是相吻合的。  

　　还有一些重要发现，例如在铜器内发现了茶叶，在一件木案内发现有茶叶状食物残渣。经检测，这些植物遗存都是茶叶，碳十四测年距今1800年左右，比文献记载茶叶在唐代传入西藏要早得多。这一发现表明，这些最早的茶叶传入藏地的路线，可能与后来唐宋之际通过“茶马贸易”将四川、云南、贵州等汉藏边地茶叶输入到藏地的传统路线，即所谓的“茶马古道”，有所不同，而是更多地利用了汉晋时期通过西域汉晋丝绸之路，进而南下阿里高原，与汉地的丝绸等奢侈品一道，行销到西藏西部地区。这条线路，在汉晋时期已经开通，玄照之所以走这条路线，是早已知道这条路线的存在，与后来的四川、云南、贵州的茶马古道不同，更多利用了汉晋时期通过西域汉晋丝绸之路，进而南下阿里高原，与汉地丝绸等奢侈品一道行销到西藏西部地区。松赞干布先是灭掉西藏东北部的苏毗，然后向西一举灭掉羊同，而羊同早在隋代时已经通使中原，建立朝聘关系。羊同被灭后，这条路线自然会被吐蕃和唐朝知晓，玄照能在这里活动，与这条环线的形成有很大的关系。霍巍教授觉得这个问题目前已经可以讲得比较清楚，唐代开通了“高原丝绸之路”的两大干线，一是泥婆罗道，还有就是玄照所走的这条经过西域的路线，经吐鲁番到叶城，然后南下进入到青藏高原，与阿里地区的象泉河汇合，然后从象泉河逆流而下，到泥婆罗道，形成一条环线。

　　由以上考古新发现材料可知，目前我们有足够的证据来讲青藏高原古道的形成和文化交流，对很多文化现象也可以做出一些解释。 

　　茶马古道与前面所讲两条道路比较起来，有所不同，起到了内部凝聚的作用，它沟通了汉藏以及西夏等，形成了一个内部文化交流、商业贸易网络，是一个内向性的路线。主要目的不是外销，因为到唐宋以后，印度的茶叶生产也慢慢开始发达起来。但是在前期，最重要的路线就是文献记载的西藏中部的泥婆罗道以及西藏西部通往印度的古道。 

　　最后霍巍教授总结，青藏高原自古以来就与外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与交流，史前时期已有固定的通道。处于亚洲腹心地带的吐蕃王朝极大地拓展了对外交流的孔道，形成网状结构的交通路线，主要是向南和向西扩展，向南到达尼泊尔，向西既可以南下与这条古道汇合，也可以继续向西，进入中亚地区。这两条干道是连接“丝绸之路”不可或缺的主干道，应视为“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往学界对这个区域注意不够，以后应该有更多的关注。 

　　在讲座的互动阶段，有听众提问早期的佛教传入及汉晋时期西南通道的交流问题，霍巍教授回应西南丝绸之路是他另外一个研究领域，与高原这一块还有所区别。早期佛教的传入，一个是海路说，如孔望山的发现。第二个是陆路说，通过丝绸之路。但有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早期的佛教因素，是不是佛教的东西不好说，这些因素如摇钱树上的人像，还有崖墓上的头像，不能说不是佛像，尤其麻浩崖墓上的佛像有背光、椎髻、施印、拽衣角、结跏趺坐，是十分标准的佛像，但并不是一个偶像，是刻在崖墓上的。其它如长江中游的摇钱树做在马具的装饰品上，这些东西都属于带有佛教因素的早期考古材料。它们是怎么传进来的？现在有比较多的证据表明还是从陆路上传入。因为佛教我们把它叫像教，有偶像崇拜，像教是从健陀罗时代开始的，最早出现佛的形象是公元1世纪左右。差不多在这个时期的敦煌悬泉地区出土了很多汉简，其中一件简记载物主住在“小浮屠里”，这个材料很重要，在悬泉驿站留下来的文字说明不仅有僧人，还形成了一定的聚集规模。联系到四川出土的这些佛教元素的东西，时代大概在东汉，间隔近百年左右，这条线路上见到的东西是可以连成一条线的。但海路方面，孔望山的年代不好确定，且孔望山是一个绝版，缺乏材料将海路与中原、南方、西南这些早期佛教的材料联系起来。阿富汗的材料很重要，从印度西北部到阿富汗，再到敦煌，这条线路一直是畅通的，且年代集中在公元1世纪。至于滇缅线，有没有早期的传播，有一些线索，如云南石寨山发现的多瓣银盒，郭物最近写过一篇以石寨山为中心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文章，很有意思，中国西南地区值得关注。但西南地区有很多外来因素的传入不代表它是佛教传播的主干线。根据现在的考古材料来看，佛教传播的主干线主要还是西边，特别要注意甘青这一线，在这里，一条去往中原，一条南下，经过甘青道进入成都平原。放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层面来看，成都在早期一定是个比较重要的集散地，应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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