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踏上青藏高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以科学名义的进入，约略可从19世纪下半叶起算。从那时起往后百年里，可谓道阻且长，因为其中真正得到当时中国政府准许的，仅有屈指可数的几位，其余的大都为不请自来，一向被国人称为“潜入”“擅入”或“闯入”者。这些不速之客形形色色，即使专职或兼职从事地理发现和动植物标本采集者身份也很复杂，有科学家有探险家有传教士，还有特定历史背景下，为殖民利益服务的间谍，装扮成朝圣香客什么的，总之鱼龙混杂。作者为此做了多年功课，将多方搜集来的素材线索整理过后，虽然仍嫌零散不全面，好在与本书相关的人物事件都在其中了。 

　　早期进入青藏高原的科学家中，名气最大、广为国人所知的首推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广为人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的中国之行系列作品中的游记部分早已译成中文，字形从繁到简，版式从竖到横，如此一版再版，影响好几代人。此君历时半个世纪的探险生涯中，大部时间在中亚、在中国，经常是独行侠式一个人，带上一群雇工和驮畜，每一出动，往往历时几个月、一两年。组团带队的时候也有，1927年中国科学界组建西北考查团，首开中外合作先河，中方团长由地质学家徐炳昶、袁复礼相继担任，这位赫氏就任外方团长；成员中17人来自欧洲，考察活动持续8年之久。论规模，论成果，论意义，这次行动是彪炳了中国科学史册的。 

斯文·赫定

博格·步林（右侧站立者）在1929年冬季的考察途中

　　在此之前，斯文·赫定于1899年到1908年间，三次深入青藏腹地，尤其穿越藏北高原的路途艰苦卓绝，连这个一向英勇无畏的人也似苦不堪言，自称“以死为侣”。巨著《亚洲腹地旅行记》《南藏》8册及多本地图册等等，记录了考察经历和系列成果，在中国科学界尤其青藏研究领域影响之巨之久，不是哪一专业，而是众多学科都会拿他说事儿；不是一时之说，而是百年之后仍在提及：地质地理，河源水文，动物植物古生物，莫不如是。以湖泊测深为例，20世纪初，斯文·赫定测量过的玛旁雍错湖深数据，过了70年，我们的青藏科考队出书时仍在沿用；又过了30年，正好凑足百年，直到21世纪初，方由青藏队的后续研究团队拿出新数据。即便如此，当年的湖深作为参照比较，也岂止不过时。所以说这是一个好生了得的人物，不仅在他生活的时代首屈一指，堪称最后的博物学大家，即便今天，科学技术空前昌明然而专业划分甚细的今天，像他这样文理兼备——学问做得好、游记写得好，且擅长作画，连自配插图也将朴拙、灵动集于笔端的通才，反属稀缺。正因赫氏贡献巨大，多年前有人发起题为“斯文·赫定的遗产”的国际计划，研究此君生平和业绩，中国科学家亦有参与其中者。 

　　同为瑞典籍的古脊椎动物学家博格·步林，1927年来中国，原本是被周口店考古发掘吸引而来，并因发现“北京人”一枚人类下臼齿而扬名，两年后应斯文·赫定之请，加盟西北考查团，就此别有天地、别开生面——1929年11月他率队从内蒙古踏上征程，于次年盛夏到达甘肃地界，旗开得胜，从北山的南坡首次发掘出恐龙和哺乳动物化石。这之后发生了一事件：秀才遇到兵，考察队遭遇马仲英军队抢劫！按说本是坏事一桩，步林先生一度沮丧，却不料因祸得福，柳暗花明，成就了此行最大收获：被迫取消西进新疆计划，就近南行，从而接触青藏高原，就在祁连山北麓和柴达木盆地，相继发现了距今3390万年到2303万年前的以小哺乳动物群为主的塔奔布鲁克动物群，距今2303万年到533万年前的以大型哺乳动物为主的柴达木动物群。论文发表，所赢得的国际声誉之隆，意义之大，岂止是发现者所始料未及，这一开拓性工作，同时为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新生代哺乳动物进化研究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后人为之扼腕的也有一点：考察途经兰州，却不知仅仅南行100公里，即可见临夏盆地好大一座古动物化石群富矿，储量之丰，历时之长，如果算不上世界之最，至少在亚洲首屈一指，可惜了失之交臂。不过，后人出于感念，替他略作弥补：半个世纪后，古生物学家邱占祥院士特意命名了一种“步氏和政羊”，以纪念这位先驱者开拓之功——漂亮的和政羊化石，唯临夏盆地独有，且是同期动物群体中的标志种。 

　　英国植物学和园艺学家金敦·沃德（中文名字华金栋）考察活动范围，主要集中于东喜马拉雅，持续时间足够久：1909年至1958年，半个世纪里倒有14次深入这一地区，据称总计出版专著25部、文章数百篇。有意思的是，他在后人那里被提及，频率较高的往往并非本专业成就，而是某些地理发现。试举一例：他最早实地观察并描述了“三江并流”奇观，这在并无航拍条件的年代，能够“看”到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于不足百公里狭隘之地并排南流，实在了不起。再举一例：他曾描述过雅鲁藏布大峡谷中的“虹霞瀑布”，后来青藏队遍寻不见，确认它已消失于1950年特大地震中的地貌再造。而地震发生时，金敦·沃德恰好就在大峡谷以东、现在的西藏自治区察隅县境。在地震监测台站稀少的旧时代，国际上正好凭借这位亲历者的现场报道确定了震级烈度，并把震中位置确认在察隅或以南的印度阿萨姆，直到1973年青藏队亲临墨脱实地探访，对于震中和震级，方才做了相应更正。 

　　除了地震史，金敦·沃德还在地缘政治史上留下浓重一笔。1935年他辗转于藏南一带，在六世达赖喇嘛故乡门达旺地区考察时，西藏地方政府视其为非法进入，予以扣押。英印政府为交涉此事，查阅资料时不经意间发现了一图，正是距此二十多年前由麦克马洪用红笔画过的那幅地图，即国人所称非法“麦克马洪线”。这一“发现”令英印当局喜出望外，从此千方百计将藏南大片领土攫为己有——一个偶然小事件，引发了另一个更大的且持续至今的领土争端。 

　　金敦·沃德历次西藏之行所拍摄的大量照片，为后来的青藏科考提供了难得的参照。例如他当年为察隅阿扎冰川“立此存照”，几十年后乃至从今往后，都是冰川前进后退之类动态变化的参考坐标。须知在航测及卫星图片尚未问世之前，不仅实地考察者的摄影图片难得，即便文字描述也很宝贵。例如，最早描述喀喇昆仑山口克亚吉尔冰川的是K.马森和A.德西奥，他俩先后于1926年和1929年来过，所见略同：巨大冰舌横卧克勒青河谷，阻塞主谷形成克亚吉尔特索湖。几年后有荷兰韦塞夫妇前来考察，冰湖依旧。然而40 年过去，1976 年我们的航空像片显示的，却已面目全非：冰舌退出主谷，湖相变而为河流相。过了两年再从卫星图片上看去，冰舌又伸向对岸啦！封锁了河谷以至于6 公里长度的湖泊再次现身。然而这一景象为时不久，该冰湖于1986年再度溃决……克亚吉尔冰川进退并非孤立现象，结合其他冰川观测资料和历史文献，我们的冰川学家得出20 世纪青藏高原冰川曾有过两次相对稳定或小幅前进的结论。当然，气候变暖以来的总趋势，依然是波动退缩，相对稳定甚至小幅前进的冰川，不是没有，是鲜见。 

　　与金敦·沃德能有一比的是，美籍奥地利人约瑟夫·洛克在当代中国声名鹊起，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凭借了他留下的成千上万张珍贵老照片。其中一幅是1923年的白马雪山垭口，雪山、森林、草甸同框，为当代中外植物学家所珍视。2003年，有西方学者站在当年位置再拍一张，实地测量计算，得出一数据：80年间树线位置垂直上移了67米；算上坡度，实际距离270米！ 

　　洛克沿着茶马古道走了多年，所拍多民族风情、骡帮背夫，成为今天茶马古道研究热和沿途旅游热的形象装帧；后来醉心于纳西文化，成为人类学家是其最终完成。就洛克一生轨迹来看，足证一个人可能的选择有多少，可做的事情有多少：最初接受美国某科研机构派遣，主业是采集动植物标本。1922年至1959年，主要活动在横断山区，工作效率之高，体现在采集并托运回国的标本不计其数，其中许多耐寒的花种和插条，经哈佛大学阿诺德植物园培植成功，陆续引种到北美和欧洲许多国家。横断山区的自然美景令他惊叹，早年在美国发表的报道图文，被视为传奇“香格里拉”缘起，据信为《消失的地平线》小说及电影提供了灵感，香格里拉遂成理想国代名词；持续发酵至今，云南抢占先机，将中甸县更名为“香格里拉”，继之为滇川藏相邻旅游圈共享，“大香格里拉”招牌由此而来。刚好被划在圈外的甘南地区颇有些不服气，说洛克对甘南的赞美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在旅游宣传中也打起“洛克牌”，并非虚构而是确有所本——1925年至1927年，洛克的确把甘南写进书中：“我平生从未见过如此绮丽的景色，如果《创世记》的作者看见迭部的美景，就会把亚当和夏娃的诞生地放在这里……”迭部是甘南高原一县名，紧邻川北若尔盖，同属横断山区大地貌。继续北行，洛克在卓尼大寺发现了一种稀罕的花，紫斑牡丹，是僧人从深山采来种子，养在花盆里的。洛克讨得花种，寄回美国。数年后，当他听说卓尼大寺被乱兵所毁，又从美国寄回了种子。移居国外的名花有了新名字——“紫斑牡丹洛克类型”。这段“归去来”的佳话由藏族学者考证出来，为甘南人津津乐道。 

　　青藏高原东部，横断山脉的高山峡谷中，以动植物考察为主，是西方园艺家的最爱。将高原名花之一全缘叶绿绒蒿引种到西方庭院的，是英国园艺家爱尔勒斯特·亨利·威尔逊。由于移植栽培的品种足够多，以至于他把中国称誉为“世界园林之母”，他自己呢，也被西方称为“打开中国西部花园的人”。另有一位身兼传教士和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标本采集员双重身份的法国人阿尔芒·戴维，于19世纪70年代前后6年间，就近在夹金山下的四川宝兴县境内，发现动植物新种数以百计，采集标本6万多份。正是他把大熊猫的存在告知西方，并寄回了这种“黑白熊”的皮张标本，时人不信，还以为他造假呢！现在，当年采集的众多标本就存放在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中，供后来者参观和研究；以他为荣的家乡，则建起“中国植物园”，以鲜活的实物样本，生动展示了他当年从中国带回的植物种子如何开花结果。一个宗教传播者就这样最终被定位为物种传播者和中法文化交流使者，开花结果的不仅仅是花草树木。 

　　像戴维这样的兼职牧师神父还有一些，从17世纪初到19世纪末，西方传教士频频进入高原，艰辛备至，坚定执着，结果最终也没能战胜不那么提倡“执着”的佛教，以至于时至今日，仅在横断山区滇、藏接合部，尚存有限的几处天主堂，反倒是在物种发现史上业绩斐然，在西方庭院的枝叶花朵中，留下了实实在在的印迹。 

　　涉及地质地理，1807年至1860年间，以英国人为主，多在西藏南部和西部的喜马拉雅、喀喇昆仑等西藏边地活动。步其后尘，19世纪下半叶起，更多西方国家学者频涉喜马拉雅及喀喇昆仑山区，并且逐步扩展接触西藏中部和北部，以及藏东金沙江和澜沧江之间，从事地质、地层、古生物学调研…… 

　　截至新中国成立前，曾经沿青藏高原周缘地区考察者多乎其多，有人统计过，名见经传的50人以上，来自英、俄、法、德、美、印、奥地利、比利时、瑞典等国；不为后人所知者更多，仅就西部西藏的冈仁波齐神山一带，自1808年至二战结束百余年间，就曾有数以百计的外国人来过，除了经商的登山的狩猎的，就是为绘制地图的、为探测河源的、为采集标本的。这些旧闻来自一本英文版图书《神山》，早年我在阿里见到，未见中文译本。神山冈仁波齐在阿里地区普兰县境内，冈底斯山脉西部高峰，国际上旧称凯拉斯。 

　　然而擅入者能够进入腹地西藏的却少之又少。地质学家曾鼎乾整理出《西藏地质调查简史》一文，发表于1944年的《地质论评》，附有路线图示（见本书第6页），列举1880年以来，共有十数位西方地质学家抵达西藏地区，而腹地的腹心拉萨，则无一人抵达。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清朝中晚期的闭关锁国政策虽已被列强打破，然而连遭1888和1904两次抗英斗争失败的西藏地方，愈发恪守将西人坚拒门外的做法，即使像斯文·赫定这样手持清政府官方准入文书的人，对于拉萨也同样望尘莫及——当他“以死为侣”穿越藏北荒原，正待举步拉萨时，即遭阻止，只剩下在当惹雍错之滨的达尔果神山向拉萨方向张望的份儿，然后西行出境。出于同样的原因，当法国女子大卫·妮尔得以化装潜入拉萨，居然会在西方世界引发轰动，并为她在布达拉宫前的照片真伪问题长时间争论不休。 

　　另有一批批英印派出的间谍密探，乔装成游方僧、朝圣者，进藏获取情报，在世界间谍史上很有名气，屡被提及；借科学考察之名行窃取情报之实的，也不乏其人。当年英帝为侵占藏东南领土，炮制“麦克马洪线”，就曾密遣贝利上尉，以科学调查为掩护，实地测绘藏东南一带地形图，作为后来强加给西藏地方政府的《西姆拉条约》的依据；就连以武力入侵西藏、双手沾满西藏人民鲜血的英国军官荣赫鹏，也公然将他的侵略军名之为“考察团”，江孜之战的烽烟尚未散尽，居然就开始发表所谓“科学调查报告”。不限于英印方面，明火执仗的武装“考察”团队首领还有沙俄军官普尔热瓦尔斯基，曾多次经新疆青海进入藏北，因为沙俄直到20世纪初还在试图与英人争夺西藏，那都是另外的话题了。所以地理学家徐尔灏曾在1945年出版的《青康藏新西人考察史略》书中，一语中的评判道：“各国探险家来我国考察者，初意或出于学术动机，而负特殊使命者居于少数。但其结果，因我国对于边地之忽视，任听外人进入我境窃绘山川险要，私记边备宝藏，结果遂启野心之觊觎。探险家之足迹，常成侵略势力之向导……” 

　　俱往矣！这一令国人忧心的局面就将告终，即便是在民不聊生的民国年间，中国科学家也是挺身而出，奋笔主写现代科学史的崭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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