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孙鸿烈先生讲经历，若说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一幕是“看电影”，是不是有些奇怪？可是电影并非一般的电影，是《创业》；也并非寻常年头寻常地点，是在1975年的拉萨。

　　其时西藏科考进入第三年，条件大为改善：青藏队队部已在拉萨西郊的格培山前安营扎寨，建了基地，后勤保障加强。格培山就像一列屏风，横亘拉萨市区以北，既不雄伟还有些荒凉，只在山褶处可见绿树，山下则是大片湿地牧场。基地大本营位于自治区第三招待所大院内，一大片相当像样的建筑，自治区党校从藏东的易贡搬迁至此，是后来的事情；做了校址，拉萨人依然习称“三所”。三所有座大礼堂，兼做电影院。当年春夏之交，正值空中和地面各路人马齐集拉萨，大礼堂一连三晚放映《创业》，孙鸿烈一连三晚端坐观看。影片主人公，那位饱经忧患、矢志不渝、为中国石油工业建立殊勋的总工程师形象，正是以孙鸿烈的父亲为原型塑造的。新中国诞生前夕，甘肃玉门油矿总地质师孙健初先生，既谢绝了美国同行的邀请，没有出国赴美，也没按旧政权要求撤往新疆，而是和工人一起留守护矿，迎接玉门和平解放；新中国成立后，任职于石油管理总局并担任中国科学院专门委员。为了永远的铭记，玉门人、家乡人、中国人为之塑像立碑，象征着“中国石油之父”精神不朽、业绩长存。

　　电影《创业》的公映也经历过反复。特殊年代里，由于影片正面刻画颂扬了知识分子，曾一度禁演，幸好毛主席说了“此片无大错”，复又开禁。看过一遍再一遍，孙鸿烈说，每当他凝望着银幕上的父辈形象，都会情不自禁，热泪盈眶——父辈形象，由父亲一代救亡图存的中国科学家群体叠化而成，就像一面令人高举远慕的旗帜，从血脉到精神，从事业到命运，感召着、指引着自己的一生一世。

　　孙鸿烈先生1932年出生于北平， 1937年抗战爆发，举家迁往南京。父亲又远赴玉门找石油，行前托付地质调查所同事好友照顾家小。南京沦陷前，母子俩由父亲的同事保护，挤上渡船，经南昌、长沙撤至重庆……这就是童年孙鸿烈最初的经历。记忆里有逃难的人群，有日寇飞机的轰炸，有重庆北碚“难民村”泥巴糊的竹篱家院。同住一院的，恰是地质调查所土壤研究室专家，后来皆成大家：陈恩凤、马溶之、熊毅、李连捷、刘海蓬，等等。有一组统计数字很有意思：新中国第一批院士（时称学部委员），倒有半数经历过重庆大轰炸——国难当头，仍不忘调查研究做学问，话语间出现频率最高的是“土壤”，从此这两个字深植于儿时记忆。

少儿时代的孙鸿烈，与父母合影于甘肃酒泉

　　1941年随母亲辗转来到玉门油矿附近的酒泉，一家三口终得团聚。在酒泉读过小学读初中，兰州读高中，喝了三年黄河水。在西北师院附中，少年孙鸿烈不仅学业优异，尤其数学拔尖，担任班主席，同时身兼学校话剧团主力。师院附中校址在兰州远郊的十里店，作为住校生，他虽然热爱校园生活，最盼望的还是假日，可以回到父母身边。暑假期间，甚至可以跟随父亲的地质调查队到野外，骑马骑骆驼。在青藏高原北缘祁连山下，极目大漠旷野，雪山草原，少年情怀中，“野外”是最初的召唤和向往。

　　1950年高中毕业前夕，父亲调至燃料工业部石油总局任职，全家搬回北京。父亲老友李连捷和刘海蓬前来看望——“难民村”里的邻居，日机轰炸的硝烟里还不忘讨论土壤的这两位，正好都在北京农业大学土壤系当教授，眼见当年的毛头小子已成青年才俊，满心欢喜，听说正为高考选专业，二人遂力荐土壤学。一心想要向父辈看齐的孙鸿烈，就这样考进北农大土壤农化系。不久后李连捷教授随军进藏，任科学工作队农业组组长，沿川藏线考察土壤资源，在拉萨指导建立农场、农业试验场。西藏，正在此时让青年孙鸿烈有了最初的概念。

　　大学生活丰富多彩，名师教导下的课堂听讲，打下了良好的专业基础；当班主席、当学生会主席，锻炼了组织管理能力。尤其暑假中的野外实习，到过张家口、呼和浩特、包头、银川各地，实地考察草原、荒漠中不一样的土壤类型，不同海拔高度的土壤分布规律，在未来的土壤学家那里，全都是十分有用的知识和经验。

青年时代的孙鸿烈，作为大学生代表，参加国际农科学生代表大会

　　大学毕业，就业第一岗是留校，在北农大土壤研究室当助教。正赶上1954年开始的国家大项目“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综合考察”启动，年轻的助教带着更年轻的学生加入考察队。在黄河流域调研黄土，与刘东生先生相遇，从此结下半个世纪的情谊。当时已是学部委员（院士）的李连捷教授十分赞赏刘东生，特请他来给学生们上了一课，主讲野外如何观察，如何做记录。孙鸿烈看到了刘先生工整的野外笔记，钦佩之情油然而生，心想我也要像刘先生那样认真做学问。

野外大课堂：考察土壤和植被

　　两年后继续学业，考入沈阳林业土壤研究所，做了宋达泉先生的研究生，主攻土壤地理。时值中苏合作考察黑龙江流域，林土所承担土壤、植被和林业资源专题，孙鸿烈主研黑土的形成与分类，完成相关论文之外，还编制出1：250万东北土壤图。这期间苏联土壤学界一流专家李维罗夫斯基、柯夫达、格拉西莫夫都来了，使得东北土壤研究甫一起步即直追国际水平。

　　第一次去西藏，是在1961年。研究生学习阶段结束，刚刚调至中科院综考会，任命同时下达：参加西藏综合科学考察队，担当学术秘书。就这样，以父辈工作过的青藏北缘为起点，纵向穿越，一直走到喜马拉雅，并且翻山而过。出发前赶做案头，查阅了一批资料，所见旧时外国人考察活动居多，不由得心情沉重，下决心借助这次机会，在科学空白区有所作为。此时本轮科考已进行了一年，队领导已将考察定位在应用，要求查明西藏有多少荒地可供开垦，有哪些矿产可供开发，凡此种种。尽管孙鸿烈认为基础研究不可偏废，可是初出茅庐的人没有话语权，只能是在服从安排、完成任务的同时，珍惜难得机会，做自己认为该做的事情。就这样，在喜马拉雅南坡的亚东，当他率一小组正沉迷于自然条件和垂直地带分布规律观察时，竟被召回，被指走偏方向，是“路线错误”，不免郁闷。

　　终得释怀，是在考察归来，从竺老那里得到的肯定。时任科学院副院长兼综考会主任的竺可桢先生特意听取他的汇报，一边详做笔记，所关注的恰是海拔高度、温度和降水量，自然条件与分布规律之类基础数据，以及雪线、林线、湖泊、土壤、植被变化趋势。遗憾的是，其时正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本次西藏科考不得不半道中止。尤其令人拊心扼腕的是，竺老这位青藏研究的倡导者，从上世纪30年代选派徐近之进藏，后来指导勉励过崔之久、孙鸿烈，部署过60年代希夏邦马、珠穆朗玛登山科考，历经磨难，刚刚目送青藏队再出发，来不及看到业绩涌现和人才辈出，即与世长辞。然而在孙鸿烈心目中，竺老何曾离去，以他名字命名的科学界奖项——竺可桢野外工作奖，不仅由青藏队集体获得过，青藏研究的后生们也有多人获此殊荣。

　　西藏科考未能重启，孙鸿烈参加中科院西南考察队，主持川滇黔接壤地区分队，转战青藏高原东南缘。此后50余年不离不弃，由将才而帅才，作为青藏研究群体总领队，长期居于首席位置，完成一个终生交付。不过眼下还要再等一等，等待时机，等到具有远见卓识的大师级人物出场，等到他自己加入青藏研究事业顶层设计之列。

　　这一等就是将近十年。这期间经历了“运动”，一应业务按下了“暂停键”。由于尚年轻的缘故，孙鸿烈没有成为被批判的主角，只被冠以“修正主义苗子”“反动学术权威的孝子贤孙”站台陪斗，所以成为最先解脱的一批。解脱之路直通五七干校，在湖北省江汉平原上，跑运输，修旧房，建新房，种庄稼，经历类似脱胎换骨的改造，孙鸿烈扛起两百斤水泥袋也可以健步如常。这期间有过一次机会，参加了综考会组建的考察队，是应青海省海南和玉树两个州之请，前去调查宜农荒地资源和草场资源。再度重操旧业令人振奋，可惜好景不长，青海归来还得重回干校，等待单位撤销就地分配。忽有小道消息传来，说周总理认为综考会还是很重要，撤不得。无从分辨确切与否，能够确定的是由周培源传达的周总理关于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指示，这就足够了。随后群体的和个体的命运改观，孙鸿烈接到通知：返回京城，地理所上班，任综合自然地理室土地组副组长。

　　随后是忙碌的也是喜悦的：副组长孙先生接到的第一个任务，赴兰州参会。什么会？珠峰科考总结会。然后在总结的基础上，研究制定青藏高原综合科考长远规划，即十年规划。就这样，此前历次考察过珠峰的骨干队员齐集兰州，风云际会，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奠基百年，对于一项事业来说，“兰州会议”的意义有多重要，说堪比“遵义会议”之于中国革命也不为过。可是当事人说起，往往一语带过，孙先生只说是担任秘书，负责起草了规划，而施雅风先生自有评价：青藏队自此一往无前，兰州会议上孙鸿烈是立了大功的！

　　没错，出征仅仅两年，就以战果业绩显示了实力，领军人物已然炼成，脱颖而出。至于“科学战略家”的最终炼成，尚待担任了中科院副院长、统揽全国资源环境全局之后的建树作为。

　　此刻，在三所礼堂观看《创业》的那个人，每每热泪盈眶，思绪万千，心中长存无以弥补的缺憾：轮到自己创业了，敬爱的父亲却不在了——早在1952年因意外事故，孙健初先生不幸英年早逝。孙鸿烈觉得父亲留给自己的更多是精神遗产，那是爱国的精神，敬业的精神，在祖国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的精神。跋涉在青藏高原腹地，常常想起几十年前父亲在大西北戈壁荒漠上的身影，每当此时，仿佛进行一次跨越时空的交流，父与子身心是那么的接近。同样是年过四旬，在已被西方地学界断言“贫油”的国土上，父亲开创了中国石油工业新纪元，而自己，却痛失了多少宝贵时光！幸好有了青藏队，幸好正在迈步走向多年理想，孙鸿烈格外珍惜这次考察机遇，从谋篇布局到专业统筹，无不竭尽全力，自然环境的恶劣、生活条件的艰苦，全都不在话下。即使在率队阿里考察时，被告知疑似患了“舌癌”（后被否定）时也拒不回京；同时也格外爱惜这一群知识分子——老青藏们对于老队长全都是有口皆碑，说这位青藏研究第一人正是这项事业持之以恒的凝聚力所在。当然，谦逊的孙鸿烈不同意这一说法，只说是由于事业的魅力、高原的魅力，是青藏研究内驱力凝聚起一个献身事业的优秀群体。

　　以1973年为节点，此前被称作新中国青藏科考第一阶段。两相比较，既有连接契合，差别也明显。以中科院青藏科考队建立为标志，第二阶段（1973—1992）少了临时性、随机性，从而成建制、规范化，不再是权宜之计，所以一做20年。自然过渡到第三阶段，以1992年孙鸿烈院士首倡并担任首席科学家的“攀登计划”青藏项目为标志，作为多学科大综合的青藏研究事业的基础已经筑牢。路，越走越宽；人，越聚越多。看来不可思议，实则水到渠成：事业成功诸要素已然具备——宏观前瞻的决策力，坚定不移的执行力，骨干队伍稳定，有一位好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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