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气候学是一门研究历史时期气候的科学，旨在通过考古发掘和文字记载，研究揭示人类活动数千年间的气候环境变化。在中国，这门学科的创建者是竺可桢先生，早在20世纪20年代，这位学贯中西的地理学、气象学大家业已开始发表古代中国气候变迁论文，集半个世纪研究之大成的里程碑式专论《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充分体现出对于中国浩瀚史料的借助：从经史子集到方志游记，穷搜百代，广征博采。所集“大成”，还包括近现代考古材料，并与世界多国气候变化资料相印证，最终初步构建起上下五千年中华大地气候变化轮廓。

竺可桢先生

　　竺可桢先生于1925年发表《南宋时代我国气候之揣测》，是根据南宋春季终雪日期较迟，大寒年份较多的事实，推断当时气候比唐代、明代和现代冷，同时分析了太阳黑子对气候变迁的可能影响。至30年代接连发表相关古代中国气候变迁的论文，分析我国东部两千年来水旱资料，赞同气候波动说。1961年发表《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追溯历史时期各国水旱寒暖转变波动历程，以中国历史上的寒冬与欧洲记录相比较，从而发现17世纪后半期长江下游寒冷期与欧洲“小冰期”相一致。《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最初是以英文稿参加1966年罗马尼亚科学院百年纪念会的学术报告，后经补充修订，中英文定稿分别于1972年、1973年发表在《考古学报》和英文版《中国科学》。该文系统论述我国温度变化轨迹，指出5000年中的前2000年，黄河流域年平均温度比现代高约2℃，冬季温度高3～5℃，与现在长江流域相似；后3000年有一系列冷暖波动，每个波动约历时400年至800年；并认为气候波动是世界性的。专著发表，在国内外学术界引发广泛热烈反响，美、苏、英、日各国报刊竞相介绍。诚如日本气象学家吉野正敏所言：“在气候学的历史中，竺可桢起了巨大的作用。经过半个世纪到今天，他的论文仍然走在学术界的前面。”英国《自然》周刊：“竺可桢论点是特别有说服力的，着重说明了研究气候变迁的途径。西方气象学家无疑将为能获得这篇综合性研究文章感到很高兴。”

　　行文至此，又要提到徐近之先生。20世纪50年代末完成《青藏高原地理资料》4册编写任务后，徐先生即转向历史气候学研究，对全国各省地方志文献中的气候史料进行系统摘录，结合野外踏勘，到1982年病逝前，整理出24个省份300多万字的气候历史记载，由南京地理所陆续推出铅印本。伴随这一过程，这门学科在70年代被推向一个高峰，以全国范围内图书资料机构大协作为特色，利用古代文献，重建各地历史时期的连续气候序列，真正蔚成“气候”。气象学家林振耀、吴祥定随青藏队出征正当其时，首要目标是西藏自治区档案馆。

　　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馆藏十分丰富，自元代以来以藏文为主的各类档案多达300余万件，内容包罗万象，其中不乏有关气候变化、自然灾害以及异常天象的记录。这类颇具科学价值的记载固然未必有意为之，而是主要出自受灾地区请求地方政府减免徭役赋税的呈文报告，然而行文中对于所受风、雪、雹、水、旱、虫灾等灾情及受损情况的描述详细，不意间成为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作为历史气候学在西藏地区的首次实践，发掘这座历史资料信息库的意义不言而喻，但困难比想象的更多，工程量极其浩大：数百万件档案的编目工作只进行了一小部分，需要从故纸堆里从头翻检查找，藏文原件也需要翻译。所以最初的兴奋过后，重新调整方案，最终成为西藏自治区多家单位参与协作的大项目，成果体现在由自治区档案馆、西藏社科院、西藏农牧科学院、中科院地理所等单位联合编译出版的“西藏地方历史档案丛书”，包括《灾异志•雪灾篇》《灾异志•水灾篇》《灾异志•雹霜虫灾篇》等等。这些来自数百年间的历史信息提供了难得而宝贵的研究资料，例如《雪灾篇》就收录了自1824年以来西藏各地发生的50余次大雪灾。

　　20世纪末，西藏自治区地方史志编纂工作首次启动，多亏了这些经过整理的藏文历史档案信息，包括青藏队编写的科考丛书数十卷，都成为基础资料，现成地纳入各地、县志书和行业志书的自然地理概况、历史事件中，否则面对一大堆原始资料，真不知从何入手。

　　地方史志的编纂同时借助了社科界、藏学界对于涉藏史料的搜集整理，我们的气象学家也从中受益。汉文史料汇编中，清朝驻藏大臣有泰的日记可谓“至宝”，32册共40万字。这位有心人1903年12月19日（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初一）自四川巴塘起程赴任，经芒康—察雅—昌都—边坝—工布江达至拉萨，历时53天，每日一记：这一天走了多少里程，天气的晴雨风雪，沿途山川植被如何……但凡目之所及，身心所感，一无遗漏；驻留拉萨三年仍是每日必记，阴晴冷暖，可以详尽到单、夹、棉衣的更换。两位专家据此做了专业梳理和研究，列表统计1904—1906年间拉萨气候状况：池塘的封冻、开化时间；降雪的始、终日和降雪日数；不同月份的衣着增减、夏季每月降雨天数。物候现象包括花草、树木、农作物和鸟类，桃、李从花蕾初绽到花盛花谢；柳叶、草叶从展叶到黄枯落叶；候鸟迁徙，雁群哪一天飞来，哪一天离去……

　　观察细致，心思精致，常人难及，可惜了生逢衰世，又选错了职业，有泰其人为官做人名声不佳，殊不料为后人留下这样一笔遗产，总算有功。不光为专家们绘制历史时期物候图提供了佐证，也为林振耀、吴祥定编著的《青藏高原气候纵横谈》增添了生动一节。以物候现象而论，大致表明20世纪初期的拉萨气候冷湿，其后大半个世纪至七八十年代，经历了干暖化的缓慢变化，这一点与同时期孢粉分析、树木年轮及借助其他材料得出的结果基本吻合。

　　林振耀1974年加入青藏队，第一年跑面，从川藏公路进藏，一路查阅有泰日记，留意沿途气候景物。及至拉萨，一切新鲜：与气候有关的，天有多么蓝，阳光多么强烈，空气如此纯净，名副其实“日光城”，全年基本无雾、无霾，日照时间相当长。长到何种程度，自有观测数据表明。全年日照时数长达3005小时，而同纬度城市如宁波，2000多，重庆1000多。后来再去日喀则，发现那里的日照时数较之拉萨延长200多小时。再往西，过定日到阿里噶尔县，阳光越发灿烂，年均时长3370小时以上！还有拉萨的夜雨现象。确实，70年代的夏季拉萨，几乎每夜必雨。即便傍晚夕阳灿烂，不久便乌云密布，大雨如注；持续一夜，黎明时晴空万里。那时的拉萨夜雨率高达80%以上。80年代末期以来，受大尺度气候变化影响，雨季中拉萨白天夜晚随时降雨，而且气候变暖，冬天的风季时间缩短，风力大为减小。气候学家对于气候、气温变化是敏感的。林振耀进藏不久，就搜集到一首民谚：“高原气候变无常，一日需备四季装；山上鲜花山下雪，中午烈日早上霜。”观察者更是亲身体会到一天内的气温变化，每到一处必记日较差：藏北最大可达22℃，拉萨18℃。这是冬季，夏季日较差相对小一些。这些气候现象，虽为西藏常识，但是气象学家们予以量化并做出理论上的解释。

　　气象学讲究一个“测”字。当时全西藏的气象观测站点不多，且建站时间短，资料有限。所以每到一处，必先安放简易百叶箱，做短期记录。长期记录也有，采集树木年轮，高大长寿的古树有望成为气候历书。这两位气候学家用心物色可用之材，一点一点地前后续接。运气之好犹似神助，正赶上1974年大昭寺翻修，替换掉相传为唐代建寺时原装的梁柱。这可真是千年等一回的天赐良机，不失时机向西藏文物部门提出申请，获准截取了一段。回北京做碳14测定，果然是1300多年前松赞干布、文成公主时代旧物，自身年轮600年，正好将气候序列向前推至两千年！

　　亲自采集标本毕竟有限，遂请分赴各地各学科队友代劳。林先生准备了一批树木年轮取样钻，分发给隔了行的热心人。比方说，年轻的冰川学家张文敬、单永翔十分乐意接受这一有趣任务，一经点拨就掌握了技巧，只需将直径0.5厘米的钻头旋入树干一半深度，一根完整的树芯标本就算完成，既省工，又不至于伤害树木。只是选择样树有讲究，不能选择森林中间的，水土条件优越的，那样的年轮反映不出气候的冷暖干湿；要选就选在海拔4200米森林上限附近的，或是森林与草原过渡带的，那样的年轮对气候反应敏感……大家一一领命而去。收队时各组再把采集到的树芯连同地理位置、生长环境等记录交给林、吴二人。

　　由于林振耀性格热情，又总是三句话不离本行，按照青藏队惯例，他得了个外号叫“气候谝子”。“谝”，北方话“摆谈”之意，这个外号有点儿调侃，所以这样叫他的时候就忍不住发笑。而外号只是野外的外号，一旦回城，大家为人师表，就不好乱叫了。但每当张文敬他们进京面见，口称“林教授”时，又忍不住咧开了嘴。林先生心领神会，赶忙回应：今天天气哈哈哈。

　　《青藏高原气候纵横谈》是面向大众的科普书，也是青藏研究后来人的入门书，古气候，现代气候，各地气候，未来气候……且听林振耀为我们“谝”西藏气候——

　　两三千年前，西藏地区经历过较好的一个气候期，拉萨河谷和年楚河谷较低处，有森林覆盖，山坡有树木生长……正是在距今两千年前后的气候适宜期，吐蕃前身雅隆部落在藏南河谷兴起壮大，最终完成了一统高原大业。近两百年来，西藏气候演变周期呈现规律性：19世纪初高温低湿之后，紧接着20年代至40年代高温高湿期；20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前期高温低湿，又紧接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短暂的高温高湿。虽然目前看来青藏高原大部地区总体趋势是向干暖方向发展，预计90年代的高温低湿之后，还将转入一个高温高湿阶段，此后略转冷。宏观而论，温暖期有利于人类活动和发展，尤其在青藏高原，目前这一变暖趋势总体而言对生产和生活应当是有利的。

　　《青藏高原气候纵横谈》出版于1987年，可见预测中的高温高湿已经提前实现，高原大部地区正处于这一周期。而目前青藏研究中涉及气候环境变化的沉积学、树轮学、孢粉学、大气物理学诸学科，也在前人工作基础上有了长足的发展。不过，即便掌握了至为先进的技术手段，来自档案资料的过往信息依然宝贵到不可替代，由青藏队开创的工作范式同时承袭下来，并从历史气候向历史地理等多领域延伸，这方面有一个很好的例子。

　　以史为鉴，有序适应气候变化，是中科院地理资源所“青藏高原土地变化与区域适应研究组”的重点研究主题之一。从历史气候的角度，挖掘史书和典籍中的相关数据，推演过去土地利用与土地覆被状况，进而探索服务于高原、“泛第三极”和“一带一路”区域的应对气候变化策略。围绕这一主线，团队负责人张镱锂研究员设计了研究框架与技术思路，组织起拥有区域文化优势的力量展开系统探索，如根据外籍留学生生源地分别探寻高原周邻的尼泊尔、孟加拉和印度的耕地百年变化与区域适应，国内成员则聚焦于青藏高原百年土地利用变化及其对生态功能的影响，等等。近年来，随着相关成果的陆续发表，在学术视角与研究方法上，找到了历史气候学与土地变化科学的契合点，为历史气候学的应用开辟了新的途径。

　　研究团队中，有一位来自青海师大生命与地理科学学院的刘峰贵教授。身为藏族，藏汉文兼通，是他独具的优势。2013年开始“青藏高原典型区域历史时期土地利用格局变化重建”研究，课题组成员分赴陕甘的西安、敦煌、兰州等地博物馆和国家图书馆，走访学者专家，查找河湟谷地汉唐时期、明清时期的数据资料，同时查找西藏地区明清时期有关土地方面的信息线索。虽然数据的连续性和完整性难以尽如人意，但于本项研究仍算得上突破性进展。刘教授多年来奔走于青、藏各地档案馆，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整理、研究和网格化模型，重建历史时期土地格局序列，以期纵向深入。近期发表的相关论文有《青藏高原东北部河湟谷地1726年耕地格局重建》（2014，与张镱锂、罗静合作）、《西藏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地区1830年耕地格局重建》（2015，与王宇坤、张镱锂等合作）等。雅鲁藏布江中游包括干流河谷及主要支流拉萨河、年楚河谷地，即“一江两河”地区，自然环境优越，从古到今，该区人口集聚度和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均高于西藏其他地区，区域土地利用变化显著，具有典型性，是理想的研究区。最重要的是，留下了历史文档可资凭借。《西藏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地区1830年耕地格局重建》论文就是通过收集、整理《铁虎清册》中记录的雅江中游河谷地区1830年的耕地税收数据，将其校正、换算为现代耕地面积，再运用网格化模型，重建1公里×1公里空间分辨率的耕地格局。结论之一：从耕地数量分析，本研究区内该年度耕地面积约895平方公里，其中政府、贵族、寺庙（三大领主）分别占有耕地39%、31%、29%；结论之二：从耕地分布格局分析，仅有27%的网格具有耕地分布，且呈分散型分布，相对集中在干流和主要支流宽谷地区；结论之三：从垦殖程度分析，平均垦殖率低至0.6%，程度最高的地区是拉萨，高至6.3%。《铁虎清册》为汉译简称，是清王朝于藏历铁虎年（1830）在西藏大规模进行户口、土地和差税普查过程中，所形成的文件资料经地方政府汇编成册，是一份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此前一直为社会科学藏学界所借重，没想到一朝成为土地科学研究资源，竟被发掘出新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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