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横断山区考察结束，老青藏们的眼光不约而同瞄向西北，尚未走过的喀喇昆仑—西昆仑地区，那片素有“亚洲脊柱”之称的崇山峻岭，近乎空白的未知地区仿佛在召唤，是最终的诱惑。

　　武素功联络郑度、潘裕生、王富葆等多位青藏队宿将，联名致信邓小平同志，极言喀喇昆仑—昆仑山考察之重要，而老队员多已年届五十，时不我待——总之我们一代人的愿望和使命，是不能让这一地区继续空白。

　　时值1985年初，改革开放进行时，计划经济正朝向市场经济转型，项目审批制度亦在变更当中。对于青藏科考而言，这意味着后续任务将无人“下达”，有可能中止；对于国内科研机构而言，也是一个转折关头。由于其时国力不强，科研经费受影响，队伍难免扰动，出国留洋的，“下海”经商的，“教授卖烧饼”之类谈资盛传一时。当然不为所动者仍有人在，老青藏这一群就是，初心不改，志在山高水远处，若依当时大背景观之，此举似乎有些不合时宜。

　　这封言辞恳切的信件，委托曾任中科院昆明植物所党委书记蒲代英同志代转。公事私办却是为何？就因这位老书记是小平同志夫人卓琳的姐姐。从这一反映渠道看来，书呆子气十足的学者们为了事业，也学会了千方百计。

　　很快有了回应：特殊渠道批转，正规程序运行，国家科委、计委、中科院参与审核立项报告，专家组予以评审，纳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重大项目和中科院重点项目，顺利通过！答辩时刘东生和陈述彭等有名望的科学家都在场，陈先生还笑指这一项目是“三五牌”——五十岁年纪，海拔五千米，为时五年。

　　50岁年纪是就本次考察的十几位老青藏队员平均年龄而言，不含新增年轻力量。按说这一年龄在科学界当属年富力强，可是面对海拔5000米以上高度，算不上优势。中科院综考会再次组队，队长仍由孙鸿烈挂帅，副队长郑度、武素功、潘裕生。因孙先生已任中科院副院长，郑度成为实际的前线总指挥，常务、第一副队长。召集旧部和新人，专业侧重于地质地理和生物学——农林牧水利等专业除外，要去的那地方既无森林，也鲜见农田牧场，那儿是亚洲的高寒干旱中心，寒旱极，几乎连游牧人也不见的无人区。不过，被“排除”在外的农林牧水利等专业的老青藏们也没闲着，不久后他们将重新集结，仍以青藏队之名再赴西藏，为江河谷地农业开发绘制蓝图。

　　1987年盛夏7月，队员们从天南地北赶来报到，相聚在昆仑山北麓的叶城。甘苦与共，亲如兄弟，说好了不分手，共同面向青藏科考填补空白、基础积累的最后攻坚，满怀豪情踏上征途，去完成青藏高原大发现时代的最后一幕。

　　沿新（疆）—（西）藏公路向南进发，却不料首场考验迎面而来。

　　南接羌塘，西昆仑甜水海是进入藏北高原的门户。甜水海这一甘美凛冽的名字何时、何以、何人所命名，不得而知，总之它名不副实。岂止名不副实呢，岂止不是海且水是咸的，它简直就是一座干涸盐湖，简直不敢相信海拔表读数，说比实际高度高出千米还差不多。老青藏们连称怪哉，长期奔走高原，多少五六千米高地都住过，因何“栽”在这区区4800多米的地方呢？以至于夜不成寐或呕吐不止，高山反应相当剧烈。难怪甜水海兵站一向冷清，几乎所有知情人，当然主要是常跑新藏线的驾驶员，谁都不肯在此留宿，宁肯起早贪黑或北下大红柳滩或南去多玛过夜。于是甜水海荒寂，方圆百里不见百姓烟火。兵站的小战士说，只有12只乌鸦与他们为伴。听到这话，正想打一只乌鸦做标本的年轻队员马鸣，当即打消了念头。

　　有经验的郑度做了临时安排，请各位前往附近的阿克赛钦地区考察。这一招果然奏效：生就劳碌之命的人一到野外工作起来，尤其身临美丽的阿克赛钦湖滨，顿觉神清气爽，种种不良反应大为减轻。初步考察所得印象：甜水海和阿克赛钦湖曾同为一湖，在不远的从前，例如可能在7000年前，或曾是美好的丰水期，面积数千平方公里，至少比眼前的湖盆大上6倍。当然，这一现象在广大的藏北高原比比皆是。

　　地貌学家李炳元强忍不适，在湖畔专心致志打量由近及远、由下而上、一圈一圈古湖岸线，总计48圈肉眼可辨！对于甜水海古环境深入考察，靠的是两个钻孔，深度15米和9.5米，恢复的时间分别为7万年和1.8万年。打钻人是湖泊沉积学家李世杰、冻土学家李树德，二人从中各得其所——在这片连续多年冻土区，李树德从探坑和钻孔中获知了深部地温变化情况：冻土活动层厚度超过1米，年均地温-3.2℃；年地温变化幅度为零的深度位于13～15米。于是他根据地温梯度公式推算，这一地区的冻土厚度接近120米。但接下来用地球物理方法探测到的冻土厚度，却是84米。原因何在？联想到此前在昆仑山崇测冰帽南侧海拔5020米处开挖剖面，距地表2.4米深度，地温竟高达17.6℃！依此判断，或是由于地热流在西昆仑多年冻土带下所形成的贯穿融区有关。

　　李世杰收获更大，两个钻孔相衔接，一举恢复该地5万年以来环境变化：根据古湖沉积地层分布范围，5万年前的甜水海古湖面积3000平方公里，北与甜水海北湖和苦水湖、东与阿克赛钦湖和郭扎湖连为一体，形成统一大湖；4.5万年前后分裂成若干小湖；3.6万年前后，为较前次一级的高湖面期，反映了较暖湿气候环境。然而距今3万年至2.3万年之间，又经历一轮退缩，然后回升，高湖面持续到1.5万年前，那之后气候暖干，湖泊重新大幅度退缩。小试“牛刀”的两个浅钻，揭示了那么多问题，令人振奋。这也是青藏湖泊第一钻，几年后李世杰在“攀登”计划中承担湖泊沉积研究专题，钻取湖泊岩芯之点，首选甜水海，为

　　青藏高原恢复了24万年来的古气候环境变化，那是后话。

　　翻过海拔5342米的界山达坂——无论新藏、川藏、青藏公路，统观整个高原面各公路干线，罕见比它更高的山口。下得山来便是西藏阿里地区日土县境，龙木错位于该县最北缘。龙木错，也像它藏北所有的姊妹湖那样，一圈一圈古湖岸线环绕，湖面海拔5070米，较之几万年前高湖面，降幅约为150米，其中1.1万年以来骤降70米。

　　此番考察，大本营设在南疆的叶城，在龙木错建起的，是前进营地。按说在海拔5200米荒凉之地扎营，一般人难以消受，之所以看好它，首先的考虑在于其地依傍新藏公路，交通方便，同时有山泉流过，可以提供宝贵的淡水；尤其重要的是此地还是考察重点地区之一，因而各分队以及各专业组不时在此逗留聚散。这儿也是此番考察范围的南界，1976年孙鸿烈亲率阿里分队完成了该地区面上考察，潘裕生、武素功、章铭陶、张青松等人都是阿里分队的骨干队员，此系二进阿里，地理学家张青松还兼任了前进营地的联络官。他从事新构造运动研究，利用构造运动的形迹，诸如变形、褶皱、断裂等等，主研晚第三纪以来青藏高原隆

　　升各阶段，诸如整体性、阶段性和差异性。观察现在进行时的隆升情况，有赖于测绘部门埋下的测桩。1960年和1980年，军、地两方的测绘队沿川藏、青藏、新藏、黑（河）阿（里）、拉（萨）狮（泉河）等几条公路干线，每隔10公里埋设水泥桩。深埋至基岩的水泥桩是精确度很高的水准测量依据，可以量化提供当地每年上升量。据张青松综合分析，除唐古拉以北因冻土冻融作用使数据有偏差外，20年间普遍反映了上升，整个青藏高原平均年上升量为5.8毫米。越往南升幅越大，年轻的喜马拉雅每年可超过10毫米。向北依次减小，到昆仑山北坡上升速率为6～8毫米，只有喀喇昆仑山局部可达8～9毫米。但断陷谷地如叶尔羌河、狮泉河及藏北许多湖盆，则呈下陷趋势。说下陷是相对的，总体来说每年仍然上升1～2毫米。

　　对于现代上升速率的研究，不仅青藏队，中外许多人都在做。有人用卫星定位方法测量，有人用岩石冷却年龄方法计算，得到的数据略有差异，但当时的回答基本一致：青藏高原仍在整体隆升过程中。

　　地理组和地质组26人在此会合，张青松刚从叶城大本营赶来，自我感觉良好，一连做了三天的炊事员：每天三顿饭，每顿费时两小时。三天下来高山反应加剧，胃痉挛，呕吐，胃黏膜出血。张青松一向健壮，1980年作为我国首位赴南极考察的科学家而一举成名，这一次却痛苦挣扎在高极地区。潘裕生见事态严重，力主送回叶城，张先生哪里肯听。僵持的结果，达成妥协：去日土。张青松在日土的部队医院折腾了半个月，方才挺了过来，重新归队。

　　虽说条件艰苦，随后而来的中法联合考察队仍在龙木错扎营。这已是法国第二次青藏高原科考行动，上一次主要与地矿部地质科学院合作，中科院地质所参与，这一次中方则由地质所主导，所以潘裕生、邓万明等多位专家又再次跟进。地球化学家许荣华也来了，他从1968年起就参加了历次珠峰科考，不过所做室内工作居多，后来才有了跟着青藏队出野外的经历。这一次再上高原着实令他兴奋。中外专家加上后勤人员总共近百人，不仅阵容庞大且“豪华”：照顾外国科学家生活习惯，特意配备了大型高压锅、专业烤面包机，并特聘一批专业厨师，带上部分西式食材。没想到在龙木错这样的高海拔低气压环境里，现代设备和

　　技术全都走了样：面包发不起烤不熟，米饭下面焦煳上面夹生，最终还得靠富有山地经验的老队员帮厨。龙木错考察一周时间，许荣华体质亏损较大，好在没有倒下，反倒是大部队开进日土县城，海拔骤降几百米，麻痹大意出了大问题：午后的阳光很温暖，他跟着同伴到城边的人工渠擦澡，不料一阵山风吹过，竟至于昏厥在地：大脑严重缺氧，性命危殆。这一次又是潘裕生和张青松陪着他，驱车赶往120公里外的狮泉河镇，经军分区医院全力抢救，之后又搭乘部队的直升机飞到喀什，返回大本营叶城，再经过一个多月治疗总算康复。不过主治医生也说了，今后再也不准你上高原！许荣华没有听从，后来照上不误。

　　在龙木错住了几天，有心人王富葆教授创造了一个世界纪录：在龙木错上方海拔5200米处，有温泉流入的小溪中，抓获了一条鱼——小小的“条鳅”。后来送到武汉水生所，鱼类专家惊奇地说，这可是全世界海拔最高的鱼啦！小温泉维持了一个有限的小生境，给鱼类和硅藻们带来一线生机，在根本不可能生存的高度，创造了生物界奇迹。地貌第四纪学家王富葆是南京大学教授，自1959年珠峰登山科考开始，40年间参加了青藏高原的历次考察活动，每有专业内外的新发现，格外有心使他成为博物学家：在聂聂雄拉，他发现了河北珠蚌化石；在玛旁雍错湖畔，发现了石器；在阿里藏族百姓家里，他淘换来一张雪豹皮做标本；西昆仑考察中他发现了冰缘地貌，并背回一块风蚀砂岩标本……王教授历来主张知识面要广一些，事业心要强一些，尽可能地多发现一些，把能拿回来的多拿回一些。

　　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