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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喀喇昆仑山脉不以其长，而以高大雄伟著称于世，地球上超过8000米的高峰14座，位列其间的即有4座，海拔7000米以上高峰更是多达15座。昆仑山系长约2500公里，分为西、中、东三段，其中西昆仑（叶尔羌河至克里雅河之间）山势高峻，向南作弧形弯曲的山地大抵在海拔6000米以上（昆仑女神峰高及7167米），集中了昆仑山系约2/3的冰川，其余分布于中、东段，相对低缓的群山之间，也不乏中昆仑木孜塔格、东昆仑玉珠峰那样壮观的冰川群。

　　现代冰川依托高大山体发育，论面积论体量论密集程度，喀喇昆仑—昆仑山的冰雪世界，早已让冰川学家们心神俱往。现在有了机会，兰州冰川冻土所得以大批量多人次参与，有青藏队在编人员，该所与日本方面合作的冰川考察索性也选在这儿同步进行。野外4年，作为本底调查，喀喇昆仑—昆仑山地区现代冰川和冻土数据被大致掌握，并将其分别归类为极大陆冰川或亚大陆冰川；作为科学问题的解决，同时回答了一个困扰多年的疑问——中国西北部这两大山系深居内陆，干旱少雨，自然条件差极，何以保有如此规模的巨型冰川？

　　且看答案：高海拔的山顶夷平面为冰川发育提供了宽阔的积累区，是其优越的地形条件，而极寒低温又为冰川保存提供了有利的气候条件。例如古里雅冰帽，不仅堪称亚洲面积最大的冰帽，且是除南北极以外最稳定的山地冰川；后来的冰芯研究又向之增加了一个“之最”：保存最久，底部冰层年龄可达数十万年！不过地形和低温这两个条件或许是凭借推测也可得出的结论，实地踏勘只是拿量化数据予以证实而已，所以突破点是对于大气环流作用的新认知：此地在西风环流主导下，与南亚季风共同作用，明显体现在高原夏季特别盛行的局地环流对于山地降水的重大影响，使之成为大陆冰川的主要补给来源。通俗说来，这一作用导致的现象是山上承接的降雨量较山下为多，迎风坡尤甚。以西昆仑崇测冰川为例，山下戈壁滩年降水量仅50毫米，但在海拔5000米上方，居然可达300毫米！

　　这些情况都是从苏珍先生那里听来的。他和老友张青松、李炳元、王富葆同在地貌组，他担任冰川小组组长，还随带了本所三位研究生，王宁练、刘时银后来都成长为出色的冰川学家，当上了博导。苏珍还特别提到了刘时银受伤一事。正在读硕的年轻人热情高能吃苦，第一次与冰川亲密接触，就来到素享“冰川之父”荣称的慕士塔格，别提有多兴奋，学习态度认真，动手能力也强，不料有一天，打钻用的蒸汽机突然爆炸，正在操作中的刘时银顿时满手鲜血，伤及了皮肉指骨。急送下山回营地，不料与地貌组合用的车辆不在，剧痛中煎熬过一夜，第二天幸有香港一支登山队路过，随队医生替他做了简单的治疗处理，第三天才有车赶来，将他送至喀什的医院。断裂的指骨是用钢针固定的，恢复后的双手略有变形，但并不足以影响到志向情怀，第二年，又跟着苏珍老师上了木孜塔格。再后来，他走遍了青藏高原内外，乃至全中国几乎所有的冰川区，因为他具体承担了中国第二次冰川编目工作。

　　在木孜塔格，青藏队的冰川小组与冰川所中日合作西昆仑科学考察队合并进行。冰川研究在日本算不得优势，置身雪国却鲜见冰川，日本专家于此大饱眼福，一鼓作气走遍西昆仑南北。青藏老将、冰川学家郑本兴和年轻的段克勤等人沿主脊一线群峰考察冰川冰帽，为当时新兴的冰芯研究提供了基础线索。

　　动物学家冯祚建所在的生物组没去美马错，他先是在昆仑地区，其后在可可西里，真正从事着自己的主业：对于大型哺乳类动物的观察研究。然而目之所见的有蹄类野生动物种群数量，由于自然环境酷劣，远不及羌塘南部为多；只是仍有好奇兼好胜的野驴群大老远赶来与越野车赛跑，玩超车游戏。按说此距南部羌塘千里之遥，之间似无信息交换，藏野驴怎么生就一样的脾性嗜好，连赛跑规则和细节都一丝不差：不仅非要超过小车，而且一定要在车前方横切过去，超车瞬间还必定要盯住对手，以眼神炫耀胜利。而此时，满车人必定欢呼雀跃，虽败犹荣。这一戏剧化场景一再重复上演，双方乐此不疲，皆大欢喜。

　　在昆仑地区获得的新鲜经验是，藏羚羊也与汽车赛跑！不仅竖着两根长角的公羚如此，拖儿带女的母羚也如此，有时可以与汽车平行前进好几公里——那儿一定是个闭塞地区，少有持枪者伤害，否则友谊赛进行时，只要有同伴倒在枪口下，必会记忆深刻，再不与人与车亲近了吧！所以尽管冯祚建手持有关部门批准猎取保护动物做标本的文件，但从不在这类欢庆场合有所动作。

　　正像地质地理学家在此次考察之后完善了各自序列模型那样，走遍了青藏各地的冯祚建完成了青藏高原哺乳动物统计：隶属9目29科104属210种，及其各自分布范围栖息地；估算了哺乳动物资源数量，报告了这一资源的现状，提出了保护措施建议。动物学家不无忧虑地看到，东昆仑地区人类活动密集处，野生动物命运堪忧：玛曲西科河一带，由于从前乱捕滥猎，已难觅藏野驴踪迹；查阅资料，从中发现当地曾于1958—1961年间，甚至组织过牧民狩猎队，在纳赤台野牛沟、西大滩和乌美图仁等地共捕杀野驴、野牛、藏羚、藏原羚、岩羊和盘羊4万余头只，迄今这些中大型有蹄类的种群数量仍未恢复到以前的水平。对于天灾，例如大雪灾，野生动物或难逃一劫，但天生的自然调控能力仍可保持种群延续；可怕的是人祸，现代武器，人为猎杀，那才是致命的。生活在青藏高原无人区的野生动物，大都是

　　珍稀的高原特有种，是大自然留给人类的宝贵财产，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是把它们好生保护起来——出于这一情结，许多年后，冯老先生作为藏北高原野生动物权威专家，应铁路建设部门之请，亲手为青藏铁路设计了野生动物迁徙通道。

　　生物组的昆虫学家张学忠，与冯祚建一样，参加了青藏队历次考察活动，专捉小昆虫。由于世界上昆虫的种数比所有其他生物种类的总和还要多，而目前为人类所知并加以描述的仅是其中很少一部分，所以昆虫学家大显身手，用冯祚建的话说，就是伸手一抓一个新发现。此次生物区系考察发现的两个新属、185个新种、6种新记录，大都归功于昆虫学家。

　　生物组走过喀喇昆仑和中、西昆仑，环境演变之剧导致区系成分迁移融合复杂，高寒荒漠和高寒草原是这里的主色调，在高原生物群落中也属特别，山地垂直带谱迥异于其他区域。

　　植物区系研究结果：本区的植物区系在喀喇昆仑主峰乔戈里以北划归中亚区，以南划归青藏高原区。武素功的小专业蕨类植物，生长在北温带山区的古老物种，绵延2500公里的昆仑山区从前未见发现报道。所以自打一上昆仑，时时留心，处处着意，无奈无发现。倒是年轻的植物学家吴玉虎，不期然中在阿图秀野外营地附近采集到了。这是一株高仅5厘米的小小阴地蕨，只有一枚微型锯齿形叶片。就这，已使武素功大喜过望，连忙拖上吴玉虎再去寻找，又找到两株更小的——整个昆仑地区，似乎硕果仅存这三株。这一古老物种之被发现，对于研究昆仑地区植物区系的起源很有意义。

　　青藏队生物组历来是最活跃的。研究对象本来就是会飞的、会跑的、会游的，即使不会飞不会跑不会游的植物们，也是生动的。每天分头出野外，把凡可驱使的代步乘骑一一骑过：骑马、骑驴、骑骆驼，更多是徒步。到夜晚，张学忠在营地点亮招引飞蛾的汽灯，伺机捕获；咝咝作响的汽灯下，每个人都在整理各种各色标本，写当天工作记录。野外工作虽然艰苦，但生物组的气氛融洽热烈，曾发生过多起当时惊险万分、危险一过又成笑柄的故事。

　　故事之一是，“死牦牛复活”。在一处沼泽草地上，老远望见一群野牦牛，听见人声纷纷奔向远处沙梁，只有一头公牛昂首水中，双角直指蓝天，凝视着牛群离去的方向，雕塑般岿然不动。吴玉虎联想起当年在黄河源头考察时所见：牧民所养家牦牛困陷沼泽，无法移动，至死屹立原地的情形，当即自作聪明地向大家宣布：“是头死牛！”摄影记者杜泽泉用他的长焦镜头瞄了好一会儿，肯定了，“没错，是头死牛”，建议骑在牛背上拍照留念。大家振奋起来，脚步由迟疑变而为疾行，一边争先恐后地开始“预订”：“我要牛头！”“我要牛尾巴！”“照完相再分配！”武素功则在岸上大步前进说，“这回我要领先啦！”走在水里的人着急起来，加速为小跑。

　　距离“雕塑”大约20米，意外发生了——牛尾巴忽然翘起来，紧跟着的动作，是俯首冲向跑在最前面的杜泽泉。所有的人都看到了圆睁的怒目，听到了呼呼喘息，随着杜泽泉一声变了调的“快跑”，人们跌跌撞撞四散而去，惊慌中有人跌了跤又一跃而起，离了弦的箭一般。没命地跑呀跑，直到谁回头望了一眼，才知早已脱险：野牦牛已然从容登上沙梁。看来那庞然大物本就无意伤人，只是不喜被打扰吧，否则休想逃脱。野牦牛不仅双角无敌，可以把人挑起，拿蹄子也可以踩人致死，巨大而粗糙的舌头也是利器。

　　所有人瘫倒在沙地，先是大口喘息，待缓过气来便开始自嘲或相互取笑。先前打了赤脚的杜泽泉顾不上发言，坐在一旁手忙脚乱地清理：两个脚底板上扎满了硬叶苔草的芒尖。

　　故事之二是“过河历险记”。在阿羌一带考察，时常与河打交道，河中陷车很麻烦。这一次遇到的是一条20米宽的小河，吴玉虎和马鸣两个年轻人先脱了衣裤下水探路，指挥大车顺利通过，但两辆小车不敢涉险。于是年轻人再次下水，在两岸车上拦河拴一条粗绳，以确保各位老先生安全渡过。当人们相互帮扶着过了河，吴玉虎把自己的背包也送到河对岸之后，第四次返回，背上了杜泽泉托付的两个相机和自己的相机，又抱上一个大西瓜，右手抓住绳子。河水是冰川融水，正在迅速上涨，折腾了一阵子的这当儿，已涨到腰部。水流急，水温低，仗着年轻力壮，吴玉虎仍然无所畏惧。当行至河中心时，绳索晃动，脚下踩翻了石头，立时全身失去平衡，被一个急流打翻。此刻情势危急，吴玉虎连呛几口水，唯有右手紧握绳子才不致被卷走。努力想用右臂之力像翻单杠那样固定身体，无奈未遂。而在这一系列的生死搏斗中，那只左手，依然抱着大西瓜。当事人耳中只有轰轰水声，全然听不到岸上人大喊大叫“丢掉西瓜”，丢掉西瓜的念头是情急中自己意识到的，腾出的左手这才帮上右手。滔滔激流中，双手挂住大绳，终于寻到落脚之处。

　　冯祚建迫不及待地下水施救，随剧烈动荡的绳子在水中倒下一次又一次。最后反倒是吴玉虎迎过来，救他上岸。

　　上了岸的人冷得直哆嗦，杜泽泉接过浸了水的相机包一句话也没说，显然很沮丧。事情过去了，这事儿也成笑柄。武素功总结说，荒唐处有两点，一是吴玉虎身处险境，还紧抱西瓜不松手；二是冯祚建老先生过河还要人搀扶呢，居然打算去救人。说来荒唐，不过可作两面解——另一面叫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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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仑考察结束，吴玉虎写了一本《秘境昆仑科学探险纪实》，书中就充满了这类故事。

　　孙鸿烈在扉页上题词：“献身科学，勇于探索”；武素功为之作序，纪念这段共同经历和生死情谊。那类艰苦很难一一述说，而且青藏队员们全都不以为意。如果稍微涉及一点，就以吴玉虎形象吓人这一细节来说明吧。

　　那次去往阿什库勒火山区的“死亡行动”中，吴玉虎被抽调到王富葆教授负责的地理分队。每当看到先行一步的地质分队倒毙于途中的毛驴遗体，本队的毛驴们总要停下来，拿鼻子嗅上一嗅，表达物伤其类的哀戚。民工们一路情绪不稳，任凭王富葆一路做思想工作，到底还是有两名民工不辞而别。风吹日晒、艰苦劳累加之营养不良，大家面部浮肿，嘴唇干裂，形象惨不忍睹；体重都有所减轻，最多者减重10公斤。考察结束，队部的车送吴玉虎到和田招待所，等候生物分队来车接。在该所餐厅饭桌前，一位女士不经意间坐在吴玉虎旁边，但当她抬头瞄了一眼，仿佛见到怪物，随着一声惊叫，碰翻了椅子，逃也似的走掉了。

　　这件事情说来并不好笑，说来只是令人心酸。

　　吴玉虎身为中科院西北高原研究所研究员，参加青藏队考察活动仅此一期，但是所在单位的工作面向，是永远的青藏高原。西昆仑考察之后，他悉心经营本所标本馆的同时，主持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澜沧江源区植物区系研究”和《昆仑植物志》四卷本编著工作，完成了《青藏高原维管植物及其生态地理分布》专著，为补点考察继续走向昆仑山、阿尼玛卿山、巴颜喀拉山、布尔罕布达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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