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开创登山科考模式的首次尝试，正如所期待的那样，在贡嘎山获得双重叠加的成功，合作各方为此大受鼓舞，当即酝酿下一步联合行动，视线齐刷刷瞄向珠穆朗玛，志在世界第一高峰，争得一个从北坡登顶的“世界第一”。

　　原计划于1959年在珠峰之巅插上五星红旗，作为向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上的一份豪礼，所以科考先行，提前一年到位，包括为大部队探路打前站。可是由于1959年初的西藏突逢历史转折，平息叛乱和民主改革相继进行，导致突击登顶时间延后一年；原计划中尚有与苏联合作之举，不意这期间国与国之间关系不好了，结果可想而知，苏联人不来了。但是对方提供的部分物资装备已提前发运，例如步话机，就是“二战”时从德国侵略者那里缴获的战利品，这在当时的中国，还算是比较先进的设备呢！

　　遵照贺老总部署，科考先行，时在1958年下半年。王富葆是首批就位的科考队员中的一个，那时多年轻啊！上一年才从南京大学地理系毕业，留校任教刚一年，被选中来珠峰，别提多开心。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在专业之外：联络修路事宜。那时从定日县老县城到珠峰脚下的绒布寺不通公路，王富葆和王明义二人负责运送两箱银圆，找到定日宗本（县长），委托代为组织民工配合部队开辟道路。刚刚从贡嘎山荣归的崔之久，整装再出发，1958年底到达拉萨。与其他专家不一样，起初他参加的不是科考队，是与登山队员为伍，整整一个冬季，他在藏北念青唐古拉爬山，为适应极高山进行体能的强化训练，即使不做冲顶的登山健儿，也指望能在更高处采集样品。

　　参加本轮珠峰行动的总共214人，其中科考队46人，分地质、地貌、测量、气象、水文、动物和植物7个组。队员来自中科院相关研究所、地质部、水电部、林业部、国家气象局、国家测绘总局，以及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中山大学等单位，其中北京地质学院派员最多：王富洲等8名师生参加登山队，刘肇昌等3名教师参加科考队。最终王富洲成为首次从北坡登顶成功的三勇士之一。

　　考察范围以珠峰为中心，从海拔均为2500米的珠峰东侧朋曲河谷、珠峰西侧绒辖河谷，到珠峰北坡海拔6500米，总面积约7000平方公里。成果体现在《珠穆朗玛峰地区科学考察报告》专著，首次比较全面成系统地报告了珠峰地区的多学科信息：地质组以路线调查为主，考察地层分布、时代及顺序、构造特征、变质作用等等；地貌组以现代冰川考察为重点，在中绒布冰川和东绒布冰川进行了长时间观测；水文组在绒布河沿线建立流量站和临时观测哨，进行水文观察；植物组的植被调查沿用路线考察方式，概述了植被垂直带主要特征、森林带类型、苔藓植物及各类土壤一般性状等，编制而成1：5万植被分布草图，为后来在地形图上填制森林分布简图提供了基本信息；动物组收获颇丰，共采获兽类标本22种，隶属6目13科；鸟类标本81种，隶属9目、26个科或亚科，其中两种鸟和一种兽为我国新纪录，另有两个兽类新亚种。……

　　资料性文字还可以罗列一些，但数据可以更新，认知可以深化，在这一切之上，总有一些什么永不过时，所以我才愿意一访再访亲历者，尤其喜欢听讲那些在学术报告甚至通讯报道中不会出现的情节。距此次珠峰科考40年后，我去南京大学拜访王富葆教授。年逾花甲，仍在青藏研究中孜孜以求，从五六十年代之交的珠峰科考，到90年代“攀登”项目，从一个人，到带一群学生，结下终生缘分，而最早的珠峰则犹如初恋，历经岁月磨砺，记忆犹新。闲话家常式的访谈中，我得知了许多细节，比方说肩挑银圆的形象，步话机的来历；比方说在那冰雪岩石的高寒之地，踽踽独行的雪豹进入视野不足为奇，居然见有彩蝶翩飞，实在令人惊奇。结果是，他设法捉到一只，送交动物所鉴定，一个新种就此发现。还有日常生活，那时没有高压锅，寻常锅灶蒸出的米饭是夹生的，但也有例外，糯米反而熟得好些。再有就是近在身边的死亡经验：珠峰科考中牺牲了两名队员，北京大学从事大气物理的邵之庆，最后时刻是躺在王富葆的怀抱里的。另一位更年轻，汪矶，兰大尚未毕业，坚持到6800米，实在不行了，下撤到6400米，依然没能挺过来……

　　说到牺牲，通常的说法是，一部珠峰登山史，牺牲人数约占总人数的1/10。不过可能是从前的说法，现在毕竟条件好多了，有经验了，减员率似应降低了。登顶珠峰，最早从北坡尝试。北坡起点高，距离峰顶近，令人想当然认为路线便捷，试过了才知道南坡其实更容易一些。从1921年到1938年，英国登山队选择中国境内的东北山脊为路线，组织过7次攀登，均告失败。最早付出代价的英国著名登山探险家乔治·马洛里，是在1924年第二次尝试从北坡登顶时，与同伴安德鲁·欧文失踪于“第二台阶”的。由于遗体未能找到，是否登顶成功不得而知，涉及珠峰登山史中谁是第一，“马—欧之谜”遂成20世纪欧洲悬念。马洛里，就是说过名言“因为它（山）在那里”的人。

　　崔之久最终没能与登山队同行，“下放”归队，跟王富葆同在地貌组，活动在珠峰北坡，主研冰川，测量绘图，在冰川末端设标志，观察它的前进后退。两具登山者遗体就是在冰塔林中发现的。时间在1959年3月30日，地点在东绒布冰川的冰塔林左侧，海拔6300～6400米的地方。周身以帐篷包裹，毛衣碎了，面容及黄头发一看就是西方人特征，想必曾为冰雪掩埋，冰川退缩方才暴露。此情此景，引发物伤其类的感情，他们用石块重新将之掩埋。20年后当国门开放，王教授有机会见到外国同行，提及此事，对方一听很激动，急切打听细节，是不是马洛里或者欧文，还是1936年失踪的两名英国登山者？你们怎么不带回一些遗物哪怕是头发呢？

　　闻听此言，王富葆也很遗憾，哪里想得到至少应当记方位、留标识，现在这类常识谁都懂得，而当年则无从知晓。

　　——1999年，一支美国登山队在珠峰海拔8170米处找到马洛里遗体，因为没能找到欧文和照相机，是否为珠峰第一人依然成谜。

　　王富葆先生讲述中最精彩片段，是有关1960年突击登顶时刻。在这个极其关键的节点，整个营地全体人员既紧张又兴奋，不仅气象组全力配合，科考队同样暂停业务，全力以赴。

　　王教授说他一连几天坚守在7007米高度的北坳，负责登顶人员与大本营之间的联络，登顶成功的信号弹，就是他在第一时间发出的。

　　登山队发起总攻那两天，从北京到拉萨，都在紧张等待——北京的周恩来总理守在电话机旁彻夜不眠，拉萨的谭冠三将军守在电话机旁彻夜不眠，珠峰大本营几十双眼睛盯住珠峰山腰的北坳，同样彻夜不眠。北坳只有一个人，王富葆，唯有在此位置能够直接观察到登顶成功与否。

　　4位登顶队员到达海拔8600米高度，攀登珠峰天险第二台阶，曾被西方人视为不可逾越的一座峭壁，当年马洛里最有可能在此滑坠的地方。现在有一个人做了人梯——刘连满，拼尽气力用肩膀托举起战友，自己却站不起来了。

　　熹微中，看得见高与天齐的三个剪影，三位英雄终于成功登上峰巅！这一刻是1960年5月25日凌晨4时。王富葆激动万分，打开步话机，向大本营报告。但对方只听到一声呼叫，没了动静。这位联络员着急，又拍又打，无奈不灵，这才想起连发三颗红色信号弹——

　　事先约定，上去了用红色，没上去用蓝色；上去几人发几颗。

　　有人摸黑上了北坳，大本营送来步话机并核实情况，但刚送上来的步话机依然无声——

　　事后查找原因：凌晨时分天气严寒，哈出的热气瞬间凝结成冰，导致短路。

　　三位登顶英雄是王富洲、贡布和屈银华，他们在共和国登山史上写下了光彩一笔。未能登顶的刘连满也是英雄，做了人梯滞留第二台阶，氧气瓶里所余不多，但他只想留给凯旋者，没吸一口氧，居然坚持到生还，真是奇迹。幕后的英雄也是，一连在北坳待了几天的王富葆，被搀进帐篷，面对烧好的饭，已经既伸不出手，也张不开口，连话都讲不出来了。

　　正如众望所归，中国登山队1960年攀上地球之巅，开创了珠峰登山史上北坡登顶的第一次，随队记者郭超人以极快速度发表长篇通讯《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为举国欢腾推波助澜。这一壮举本应名垂世界登山史册，遗憾的是，只因缺少一个“立此存照”步骤，国际登山界未予承认。听说是胶片用光了，以致在峰顶既未拍电影也未留下照片。关于这一点，再归咎于别人心存偏见就不客观了。不限于登山界，仅有勇气和热情是不够的，还要学会与国际惯例接轨，遵守既定规则。所以，1975年登山科考测绘中，再度从北坡登顶成功，调动了一应科技手段，9位中国登山英雄在峰巅竖起觇标，高举国旗，留下了永恒形象，这一次再无争议。

　　说到珠峰四次大规模综合考察，一般会讲三次与登山相联系，而把1966—1968年那次单列，实际情况则是，仍因登山而起的重新布局。1960年登顶成功而未获国际认可，国人心中大不服，既然已经“征服”过，再上一回也无妨！国家体委信心十足，中科院乐意配合，有望顺利进行。这中间隔了一个两家合作进行的1964希夏邦马登山科考，待到再度联手珠峰行动，议定于1967年5月正式登顶。刘东生、施雅风担任正副队长的本次珠峰科考，组织近百人团队，整合数十学科，划分为5个大专题组，各组划分若干小组：地质、古生物为第一组，常承法、文世宣担任正副组长，文先生同时兼任地层古生物小组组长；第二专题组是地理组，组长张荣祖，包括生物和土壤；第三专题组是谢自楚任组长的冰川组；第四专题组人员由国家测绘部门派出，第五专题组为高山生理专业。总之阵容较前更强，郑度、曹文宣、常承法、高登义等等后来的多位院士和青藏研究骨干，都是队员；考察范围更广，北坡南坡，总共5万平方公里。

　　照例是科考先行，提前一年上山，孰料国内形势风云突变，“十年动乱”开始，多少计划“泡汤”！其结果是，先行一步的科考险些中途夭折，前文所讲冰川学家谢自楚“两上珠峰”的故事即例证，后续的登山呢，根本就是“胎死腹中”了。

　　这些背景内幕，是许多年后由地层古生物学家文世宣先生透露的。文先生与青藏高原结缘今生，即得益于此次组队被选中，同事中还有王义刚和章炳高，都是海洋古生物分类专家。

　　南京分院一同前往的还有两位土壤学家。此一去山重水复，但出发时何其潇洒！1966年春节刚过，31岁的文世宣告别娇妻幼子，说今年就不回家啦，明年回，再见！到达目的地，无限喜悦，“珠穆朗玛，我们来啦！”话音刚落地，化石迎面来，地层古生物组喜获“开门红”：野外考察第一天，就在聂拉木县境中尼公路旁的山坡，好几个大时代地层仿佛正在列队迎候——奥陶纪、志留纪、泥盆纪……此前中外人士在珠峰地区根据零星发现，对地层年代有过判断，这一次以可靠证据，一下子把年代上推了一两亿年！不必拿回实验室分析确认，是直观可见的化石当场给出的答案，所以大家欢呼雀跃，“可以说是欢声震动了山谷”，文先生形容说。当晚就向队里报喜，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的专家由队长刘东生亲自作陪，现场拍摄，纪录片《无限风光在险峰》后来全国公映。

　　开门红，大丰收，令兄弟学科羡慕极了。队友孔昭宸是唯一的古植物学家，一连多日无发现，不由得着急。幸有登山队先捡到一小块带有植物印痕的炭质粉砂页岩，令他激动不已，连忙赶往海拔4600米坡地，寻找原始地层，终于在一个名叫沃鲁隆的小山包上，采集到化石二十几块。后来送请徐仁先生鉴定，这组两亿多年前的植物化石，大多属于种子蕨类的习见舌羊齿，可与印度晚二叠世早期地层中的植物化石进行比对，从而确认它们同属冈瓦纳大陆沉积，进而提出定日县一带原为冈瓦纳大陆的一部分。

　　古脊椎动物所的专家不用寻找，邱占祥带队，直奔两年前希峰科考中发现并试掘过的鱼龙化石埋藏地，在定日苏热山进行精细发掘，整整装载了40箱！

　　说是不回家，1966年还是提前回南京，动乱中挨过一年，满心巴望再上珠峰。1967年行程甚晚，8月底才动身，这一次临别时没说今年不回家，但是年底结束考察直奔北京做总结，真就当年未归。在京期间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情，新华社记者来访，让这些在运动中颠沛已久、斯文正在“扫地”的科学家们受宠若惊的是，记者还说，稿件将送聂荣臻元帅亲自审查，“要像报道原子弹爆炸那样的规格报道你们！”

　　后来的报道宣传果然轰动，拿文老的话形容，谓之“登峰造极”。先是1968年1月17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半小时的“新闻联播”中，有关珠峰科考的新闻占去一半时间；第二天早上重播，继之以长篇报道《无限风光在险峰》。同一天，全国各大报都根据新华社通稿予以转发，可谓连篇累牍：占据《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加编者按“人类科技史上空前伟大的壮举”，第三版长篇通讯占了整版，第六版，考察图片专版。虽然依当时惯例，报道中不体现个人，皆以“革命的科技工作者”代之，但是作为英雄群体中的一员，大家仍是倍受鼓舞。稍有遗憾的是，这份报纸文先生却没能买到，等他听完广播赶到报摊，早被一抢而光，可见那年头科学信息多么稀罕。后来文先生借出本所订阅的报纸，认认真真手抄了全文，珍藏至今。

　　1968年，还有一批人三上珠峰，做补充考察。外业三年，搁置三年，1972年由施雅风先生召集专家，总结撰写“珠穆朗玛峰地区科学考察报告”丛书，1974年起由科学出版社陆续出版，时任中科院院长郭沫若题写书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