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高原地区总面积250余万平方千米，海拔高度一般在4000米以上，素有地球第三极之称。青藏高原由于其独特的地理条件和人文环境，长期以来，备受国内外科学界的关注。

　　新中国成立前，对青藏高原地区的科学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只有极少数的外国探险家、传教士到过高原，收集过一些零星资料。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极其关心青藏高原的社会经济进步和科学事业的发展。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工作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

　　从20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末的近20年里，我国科技工作者对青藏高原进行了一些区域性、专题性的科学考察研究工作。如1951年政务院委派中国科学院组织随军工作队进藏开展科学考察，1959—1960年、1966—1968年两次对珠穆朗玛峰地区的科学考察，1959—1960年对西部地区南水北调工程的综合科学考察，1960—1962年中国科学院西藏综合考察队对局部地区进行自然条件、地质、农牧、水利和经济等专业考察，1964年中国科学院和国家体委共同组成希夏邦马峰科学考察队，1966年再次组成西藏科学考察队开展以农业资源开发为主题的科学考察。这些工作为以后的科学考察研究奠定了基础。

　　自20世纪70年代初至今，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加强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事业处于发展和深化阶段。中国科学院于1972年制定了《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规划》，其中心任务是“阐明高原地质发展的历史及隆升的原因，分析高原隆起后对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的影响，研究自然条件与自然资源的特点及其利用改造的方向和途径”，并于1973年成立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拉开了对青藏高原进行大规模综合科学考察的序幕。从1973年到1980年，考察队先后组织有关研究所、高等院校、生产部门数十个单位，40余个专业，770余人次参加考察研究工作。考察区域从喜马拉雅山脉到藏北无人区，从横断山区到阿里高原，考察队员的足迹几乎遍布青藏高原全境。他们克服了各种艰难困苦，获得了数以万计的第一手科学资料。例如：发现了多条蛇绿岩带、喜马拉雅地热带、三趾马动物群化石、恐龙化石、盐类矿床和油气显示；观测到珠峰旗云、珠峰地面的强力加热作用，冰川风；采集到野生大麦和野生小麦、7个植物新属、300多个植物新种，以及20个昆虫新属、400多个昆虫新种，缺翅目昆虫的发现填补了一个“目”的研究空白。经过5年的野外工作和近4 年的室内总结，撰写出版了“青藏高原科学考察丛书”共36部41册专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受到国务院嘉奖；1980年在北京举办了青藏高原国际科学讨论会，开始了高原科研国际合作的新局面。“青藏高原隆起及其对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影响的综合研究”项目于1986年获中国科学院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1987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1989年获陈嘉庚地球科学奖。在1980年以后的10多年间，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又相继组织开展了横断山区、南迦巴瓦峰地区、喀喇昆仑—昆仑山地区和可可西里地区的综合科学考察，编写出版了“横断山区科学考察丛书”“喀喇昆仑山与昆仑山科学考察丛书”“可可西里地区科学考察丛书”等34 部专著、两本论文集，以及一部《青藏高原地图集》。其中可可西里科学考察成果获1998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二等奖。这一阶段的主要科学贡献在于：初步阐明了高原隆起是近百万年来地球历史上最重要的地质事件之一，划分了七个地层区和五条缝合带；初步揭示了高原生物区系组成、起源和演化的过程及规律；对高原境内的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进行了系统考察，划分了青藏高原的自然地带，阐明了各地带的资源利用方向与主要途径；揭示了高原气象变化对东亚大气环流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的研究工作进入了一个崭新时期。在这个时期，科学研究一方面更紧密结合青藏高原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积极开展青藏高原资源合理开发和经济发展规划的研究工作。1989—1992年考察队开展了西藏“一江两河”（雅鲁藏布江中游及其支流拉萨河、年楚河）综合考察研究工作，编制了“一江两河”的资源开发和社会经济发展综合规划。1993年开展了西藏昌都地区农业发展规划工作。这些工作对促进西藏当地农业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社会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在青藏高原科学前沿领域，开展了有关学科的基础研究。1992—2003年的12年间，相继承担了国家三项重大基础科研项目，即：（1）国家“八五”攀登计划、中科院“八五”重大基础研究项目“青藏高原形成演化、环境变迁与生态系统研究”；（2）国家“九五”攀登计划预选、中科院“九五”重大基础研究项目“青藏高原环境变化与区域可持续发展”；（3）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项目“青藏高原形成演化及其环境、资源效应”。这一系列基础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共发表学术论文1600余篇，其中SCI论文近400篇，Nature,Science各1篇，出版学术专著13部，论文集5册。通过12年来的大量基础研究，在大陆岩石圈碰撞过程及其成矿效应、青藏高原的隆升机理与过程、高原隆升过程与气候环境变化、高原现代表生过程及其相互作用机理以及青藏高原区域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取得了许多新的认识和进展，将青藏高原的研究水平提到了新的高度。

　　自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成立以来，造就和团结了一大批具有科学献身精神的人才，他们当中既有以40余位两院院士为代表的老科学家，又有一大批活跃在青藏高原科学考察第一线的中青年科学家。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支积累雄厚、学科综合、老中青结合的科研队伍。

　　除了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对青藏高原进行的大规模综合科学考察外，中国科学院院内各有关研究所也分别开展了很多专题研究。

　　进入21世纪，我国科学研究事业经历着深刻变革。同样，中国的青藏高原科学考察研究事业也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我深信，这项青藏高原科学考察研究事业将会持续进行，并向广度和深度进军。将从地球科学、生命科学、信息科学与社会科学等多学科角度，研究青藏高原形成、演化及其资源环境效应以及与全球变化的互动作用；将会更加关注与青藏高原的社会经济发展的结合，为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环境保护、生态建设、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提供更多的科学决策依据和咨询，服务于国家和地方建设目标；将进一步深化各学科的定量、动态研究，加强野外观测试验网络的建设，特别是各学科间的交叉、渗透、综合，在地学与生物学、地学生物学与信息科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间，加强合作和联合攻关，重点研究高原资源环境变化、生态演化与人类活动间的关系、高原环境变化与全球变化间的关系，研究高原可持续发展的机理与途径。青藏高原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青藏高原科学研究领域的国际合作，必将蓬勃发展。

　　让我们共同努力，继往开来，再创青藏高原科学考察研究事业的辉煌！

　　2017年元月于北京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地理学家、土地资源学家，于1973—1992年组织并领导了第一次青藏科考，担任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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