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逢国庆68周年，又逢《国歌法》正式施行，感怀之际想起小时候，我们唱国歌的情景。面对五星红旗，唱起国歌，当时的感觉就是特别雄壮激昂，自豪感、光荣感油然而生。我至今记得唱国歌时，大家对歌词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直不理解。后来才知道这是由抗日战争时候的《义勇军进行曲》改编的。不光我们当时不理解，听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定国歌没有太大意见。但涉及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大家意见不一致。最后是周恩来总理发言，他说：“我们前面还有着帝国主义敌人，我们建设越进展，帝国主义将越加嫉恨我们，破坏我们、进攻我们，你能说，我们就不危险了吗？还不如留下这句话，经常保持警惕的好！”毛泽东同志表示赞同。

　　于是，通过唱国歌，我们知道了聂耳，知道了冼星海。记得老师告诉我们，这首歌是他们在1935年，为“上海电通公司”拍摄的故事影片《风云儿女》所作的主题歌。这部影片描写了三十年代初期，以诗人辛白华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为拯救祖国，投笔从戎，奔赴抗日前线，英勇杀敌的故事。这首歌在影片的首尾两次出现，给观众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炮声震醒了无数中国人，全民抗战势在必行。因此，它很快就成为中国最著名的抗战歌曲。到后来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这首歌一直伴随我们度过了68个国庆。

　　近日，《国歌法》获得通过，并在今年10月1日正式实行。恰在今日，我听到了锡伯族语和满语版的国歌，让人感触万千。一段历史，不由得浮上心头。其实，藏语版的《义勇军进行曲》出现更早，影响也更大。它是1938年由著名藏传佛教高僧法尊与藏族知识分子格桑泽仁合作翻译的，那是一段不能忘却的往事。

格桑泽仁像

　　抗日战争爆发后，全中国都沸腾了！从学界到政界，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官员，从少数民族精英到普通民众，都开始认识到本民族的利益和前途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与前途息息相关，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础上，藏族中既有国共两党人士，也有九世班禅、格桑泽仁等为抗战事业积极奔走的著名僧俗人物，还有直接参加抗战的默默无闻的青少年，他们与全国各族同胞一起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生动地体现了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全民族反侵略正义战争，进一步深化了藏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和祖国的认同。《义勇军进行曲》是最有号召力，最有凝聚力的歌曲。如果把它翻译出来，让藏族人民也行动起来，唱着这首歌，支援抗战，走向前线，该有多好呀！可是，要把这首歌的意思准确无误表达出来，非得有藏汉兼通的人才不可。犹豫中，他马上想到了前几天才见过的藏语流畅，佛学功底深厚的法尊大师。没有一点耽搁，他毫不犹豫地立刻找到了大师，谈出了自己的想法。爱国爱教的法尊大师听后，颇有同感，认为此事功德无量，但希望有官方背景的格桑泽仁和他一起做，这样更具权威性。

格桑泽仁像

　　1938年，正在内地的巴塘藏族人格桑泽仁正在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工作，他深切地感受到在这场全民族抗战的背景下，必须充分发动起各民族人民共同参与，尤其是自己的家乡父老。而此时，

法尊像

　　于是，两人立即开始翻译此歌。虽然他们对藏汉文都比较熟悉，但藏语词汇要和歌曲曲调天衣无缝地结合，也不容易，尤其是还要通俗易懂，准确表达。短短一首歌，不亚于一篇佛学典籍的翻译。他们通宵达旦，再三琢磨，反复推敲，终于定稿。在一遍遍小声地低吟中，他们笑得是那样的灿烂。“可以了，很流畅”！格桑泽仁拿起最后的定稿，冲了出去。他要找更多的人学唱，要找报刊发表，传唱在广大藏族群众中，团结更多的人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几天后，藏语版《义勇军进行曲》在内地的藏族学生中流传，也通过他们的影响，通过报刊的发表，传唱在藏族地区的学校。今天看来，这首歌的翻译仍然是那样的精准，除了现在唱的“中华民族”，当时翻译为“中华民国”，是历史的原因，藏文中还有一些可以商榷的地方，但瑕不掩瑜，基本无大碍。

聂耳曲，法尊、格桑泽仁译《义勇军进行曲》，《康藏前锋》，1938年[第5卷第5期，1-3页]

　　藏语版《义勇军进行曲》的出现，充分说明在抗日这场决定我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中，包括藏族民众在内的我国各民族、各阶层、各政党、各宗教派别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一致御侮，彰显出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和热爱祖国的伟大民族精神，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特殊的贡献，这是永远不能忘怀的。

　　同时，在《国歌法》颁布的今天，我也清楚地知道，“国歌作为一个国家的第一声音，一个国家的形象，我们国家最有代表性、最有标识性的声音符号，丝毫不能有半点误差。这就像一个人的脸上抹一个黑、抹一个脏一样，是不能容忍的。”因此，我非常希望这首歌，经过认真审核后，普及到藏族群众中，让更多的人不仅会唱，也理解其中的含义，特别是不懂汉语的群众。以进一步推进国歌的规范使用、全面普及和广泛传播。（中国西藏网 文、图/喜饶尼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