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冬，青藏高原，冰天雪地。寂静之夜，扎什伦布寺闪出一队人马，直奔东方。他们成功避开了拉萨方面派出的错果代本的追捕，穿越危险的羌塘无人区。

　　与此同时，一首歌谣在拉萨街头流传：“都说班禅似兀鹰，展翅飞翔去他乡。都说错果像猎犬，空手而归嗅地面。班禅喇嘛好似神，他的坐骑像只鸟。金鞍放在鸟背上，扶摇直上入云霄。”[1]。

　　九世班禅一行，历经磨难，终于成功抵达内地。虽然这时正值军阀混战时期，但从北洋中央政府到地方各军阀，仍对这位万里而来的佛爷给予很高的礼遇。

　　至国民党在形式上统一中国后，国民政府出于边疆局势的需要，对九世班禅的待遇进一步提高。1931年6月，国民政府任命九世班禅为西陲宣化使，设立行署，规定“行署经费每月定为一万五千，警卫队经费每月定为一万五千，均由中央发给。班禅额尔德尼年俸定为十二万元，由中央按月发给”。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并非是给九世班禅个人的薪俸，而是“其个人费用及随从、僧徒等之生活等费”，这些都需要“由年俸内开支”。[2]

　　这在当时，可谓巨款一笔。故12年后，有报刊仍在发文感念，“第九世班禅却吉尼玛，在国民十九年时，每月薪水即为一万元，年俸达十二万之钜。是时民国政府之特任官，月薪不过八百元，班禅薪水，不特为特任官所不及，亦竟超过国府主席（根据1933年国民政府政府颁布的《暂行文官官等官俸表》，当时蒋介石的工资为每月800元——笔者）[3]，且为民国史上之创例，足见政府对边疆人员之特别优遇也。”[4]

　　看看当时的物价。193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召开国立专科以上学校校长会议，会议对大学教员待遇作出了修正：一名普通教授月薪调整为400-600元。[5]而据当时学者的调查显示：当时在北平，1块银元可以买45斤大米，可以买约7、8斤好猪肉。[6]据陶孟和在1926年所做的调查显示：北平小学教员每月薪俸40元。[7]广为人知的鲁迅先生花费3675块大洋购买了北京八道湾11号的“三进的大院子”，此时因为都城南迁，而更加便宜。

　　此时的九世班禅的薪俸虽高，但他并未“投资置业”，而是注意将“高薪”回馈于国家和社会。1931年，长江、淮河流域发生特大水灾，水灾遍及全国16个省份，武汉受水淹长达百余日，22万人遇难。据《中央日报》报道，正在内蒙驻锡的九世班禅“鉴于民命倒悬，同属五族，应有救济之责，特电其驻京办公处，命将本人年俸内发大洋一万元，移作赈灾，并在蒙古地方，召集全体喇嘛唪经三日，为全国灾民祈祷”。[8]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持续三个月的淞沪会战后，上海沦陷。此时在青海玉树的九世班禅已重病缠身，面对艰难时局，他仍不忘国家，于10月捐出三万元，并购买救国公债二万元。[9]在弥留之际，他还嘱咐行辕将之所存步枪、山炮捐献给中央，用于抗日杀敌，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战。[10]

　　事实上，九世班禅之所以获如此“高薪”，正是由于近代边疆危机的特殊历史背景。给予边疆少数民族官员、首领、宗教领袖以高额薪俸的建议在清末就已经提出。驻藏帮办大臣张荫棠就曾在《西藏善后事宜十六条》中提出“官俸宜优给也”。[11]后因张荫棠去职，藏事纷扰，该设想未能实现。值九世班禅到达内地之时，军阀混战，狼烟四起，北洋政府虽然给予九世班禅高规格礼遇，但未能落实薪俸。全面抗战前，国民政府基于边疆政策的需要，同样给予西藏地方政府驻内地机构与人员以优厚的待遇，西藏驻南京、北平、康定的费用一年也超过12万[12]，与班禅行辕旗鼓相当。193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黄慕松入藏致祭的预算也超过40万元。[13]可见，给予特别优厚的薪俸，是当时国民政府治边政策的一个特点。

　　国民政府给九世班禅以“高薪”，具有支持其回藏的含义，在国民政府的决议中特别写明：“班禅年俸办法，至班禅回藏之日为止”。“高薪”未能持续太久，也未能帮助九世班禅回藏。1937年12月1日，九世班禅在玉树结古寺圆寂之后，其行辕的规模被压缩，经费自然也被大幅削减。[14]此后，班禅行辕便在国民政府的治边政策中一直处于较为边缘的位置，回藏更是遥遥无期。

　　1952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解放军的护送下，离藏近30年的班禅系统，才终于得以重返扎什伦布寺。这显然不是“高薪”所能办到的。（中国西藏网 特约撰稿人/喜饶尼玛）

　　[1][美]梅•戈尔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杜永彬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第72-73页。

　　[2]《特派班禅为青康宣化使办法》，中国藏学中心等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7册，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第2610页。

　　[3]《暂行文官官等官俸表》，《考试院公报》1933年，第9期。

　　[4]《班禅之薪俸》，《康导月刊》1943年第2、3期。

　　[5]《大学教员薪俸表》，陈大白主编《北京高等教育文献资料选编1977-1992》，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78页。

　　[6]牛鼐鄂：《北平一千二百贫户之研究》，《社会学界》1933年。

　　[7]陶孟和：《北平生活费之分析》，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82-87页。

　　[8]《班禅捐年俸赈灾并讽经三日为全国灾民祈祷》，《中央日报》1931年9月18日，第8版。

　　[9]《中央通讯社稿》，1937年，10月上，第408页。

　　[10]《赵守钰为告班禅遗嘱致蒙藏委员会电》，中国藏学中心等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7册，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第2745页。

　　[11]《张荫棠奏拟西藏善后事宜十六条清单》，中国藏学中心等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4册，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第1557页。

　　[12]《班禅驻京办公处为陈述西藏政情历数达赖之罪并请讨伐达赖等》，中国藏学中心等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7册，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第2632页。

　　[13]《行政院为追加黄慕松入藏经费预算事致中政会秘书处公函》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致祭和十四世达赖喇嘛转世坐床档案选编》，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年，第70页。

　　[14]《蒙藏委员会向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三次大会所作工作报告》，中国藏学中心等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7册，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第29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