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雍和宫堪布、西藏驻京代表贡觉仲尼 图片由四川民族学院重曦绘

　　1930年2月16日，拉萨西郊“坚赞鲁顶”(俗称接官亭 ) 鼓号齐鸣，人欢马叫。西藏地方的文武官员及藏军士兵正列队欢迎贵客的到来。看热闹的藏族僧俗百姓在拥挤的人群中，争相询问，贵客是谁？何方人氏？当得知来者是色拉寺麦巴扎仓堪布贡觉仲尼时，人们愣住了，一个普通的扎仓堪布，何以能享受如此礼遇？

　　1883年，贡觉仲尼出生在西藏拉萨的一个殷实人家。9岁在三大寺之一的色拉寺出家为僧。他的少年时代是在晨钟暮鼓中度过的。他12岁受沙弥戒，20岁受比丘戒，因勤奋聪颖，且“辩才无碍”，很快便在寺内小有名气，取得了扎仓格西学位。这一时期，晚年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逐渐认清英帝国主义的真面目，决定推进与中央政府的联系，他很自然地想到利用西藏地方派驻内地的僧人，打破僵局，发展关系。

　　1923年，贡觉仲尼（此时的汉译名为棍却仲尼）受派赴北平接替雍和宫扎萨克喇嘛之职。次年1月16日，贡觉仲尼到京后，即向蒙藏院呈报，获准任职。

　　1924年秋冬之交，冯玉祥部驱逐清逊帝溥仪，引起蒙藏人士的疑虑。贡觉仲尼即与西藏驻京僧人，向民国政府提出了有关西藏待遇政策是否变化的呈询。呈文说，他们奉达赖喇嘛之命来京任职，“凡民国与西藏之关系自应注意”，并特别提到西藏与中央的关系是以“约法所载之条件”为前提的。而“约法”是中华民国的根本大法。由此可见，署名代表对西藏地方是中国的一部分并无异议。民国政府4天后即予答复，表示“满、蒙、回、藏待遇条件历经颁布，大信昭然，效力确定，允无疑义”。呈文和批复以正式文件的形式，进一步明确了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的根本原则，明确了民国以来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从字里行间，也可看出贡觉仲尼等人当时就被授予全权的西藏地方代表。

　　1925年8月3日，贡觉仲尼作为西藏代表，被民国政府临时执政选聘为“国宪起草委员会”委员，参与国家大法的起草工作。

　　1928年8月，国民政府首脑蒋介石游览雍和宫。贡觉仲尼得以与其晤面，一番交谈，使蒋感触颇深，决定进一步加强对西藏地方的管理。次年8月，贡觉仲尼求见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说明达赖喇嘛并无联英之事，亦未仇汉，愿迎九世班禅回藏。9月3日，他至南京谒见蒋介石，代十三世达赖喇嘛申明：达赖并无联英之事；达赖仇华亦属误传；达赖、班禅感情素惬，其始之发生误会，并非达赖所逼。他表示“对中央绝对诚意服从，现在第一步即为恢复原来关系，希望国府能与西藏通消息，西藏完全服从国府之命”。9月13日，蒋介石设宴招待贡觉仲尼。席间，他向蒋介石面陈达赖渴欲输诚之内因，并提出由中央派其入藏，面见达赖喇嘛，宣达政府旨意。国民政府正是通过与贡等人的多次接触，对西藏事务逐渐有了新的认识。

　　1929年12月，国民政府派贡觉仲尼以“赴藏慰问专员”的身份入藏。这才有了文章开头的一幕。贡觉仲尼携“国府特派状一件，蒋主席致达赖书一件，蒋主席玉照一张，国府密码一本，非正式的手摺一件”。另外还带了蒋介石给擦绒的信和时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阎锡山的名义写给达赖喇嘛等人的信，由海路入藏。蒋介石在给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信中强调中央特派棍氏赴藏慰问，“并宣布中央资旨，希与接洽，并选派负责大员来京商洽一切”。也就是说，贡觉仲尼这次返藏是中央特派官员的身份。达赖喇嘛接报后，颇为重视，即给尚在途中的贡觉仲尼去电，表示“尔奉国民政府委派，自应从速来藏”。1930年2月16日，贡觉仲尼抵达拉萨，西藏地方政府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2月19日，达赖喇嘛郑重接受了其带交的政府有关文件。贡觉仲尼则“将中央德意力为宣传，并再三婉陈吾藏应仍与中央力谋联络，以收唇齿辅革之效”。

　　1930年8月，贡觉仲尼返抵南京，带回了西藏对中央有关意见的八条答复。从回复中，我们看到达赖喇嘛对中央的态度有所变化。翌年2月9日，西藏驻京办事处获准正式成立，贡觉仲尼亲任处长。

　　1931年5月，贡觉仲尼作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代表之一，参加了“国民会议”。他专门上书行政院“希望参加国民会议者由西藏地方选举代表参加，而不是由少数旅京人士代庖”。这期间，他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并相继出席了国民党第四、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是年，贡觉仲尼经与考试院院长戴传贤交流，遂向政府呈文，提出之前所用汉文译名“棍却仲尼”欠庄雅，请求更名为“贡觉仲尼”。数日后，国民政府颁令同意。由中央政府订定地方官员译名，实属罕见。

　　此后，贡觉仲尼在国家政治舞台上频颇亮相，先后就任蒙藏委员会委员、常委，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立法委员等职。

　　民国时期，英国人觊觎我西藏地方，分裂分子活动猖獗。但是，无论情况多么复杂，只要对国家有利，贡觉仲尼都竭力去做。例如，他考虑到西藏地方与内地只能靠英国人电报联系的现状，毅然上书中央请求于西藏设置无线电台。因为 “明电则外人显知内容，密电则外人往往依政治作用，竟予扣留搁置……惟有迅由政府在西藏拉萨地方，先行设立无线电台，完全以应政治国防急切需要为前提。”行政院长很快下令从速筹设。须知，他作为西藏地方官提出这个意见是多么不容易。贡觉仲尼尽管受命于西藏地方，在重大问题上，他还是能顾全大局。如九世班禅出走内地后，驻京办事处遵照拉萨的指令，频繁向中央政府提出反对班禅的报告，相互攻击。但是，当班禅希望返藏时，又是贡觉仲尼不计前嫌，先后向达赖喇嘛转交了班禅的几封信，力促和好，使九世班禅得以派人到拉萨协商。

　　再如，处理康藏问题时，贡觉仲尼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当时双方各执己见，战事频起。贡觉仲尼作为西藏驻京总代表，处在一个很尴尬的位置。但他尽力从中协调，将西藏地方的意见及时上报中央。1932年8月，他转陈达赖喇嘛来函，申述：“康藏纠纷，藏方不能违背中藏和好之旨”。12月17日，他又表示达赖甚望中央以和平方式解决康藏纠纷。他认为：“康藏纠纷，原属细故，嗣因当事者各秉意气，遂将事态扩大，如果中央能遴选公正大员，径往西藏与达赖商议和平解决办法，极易奏效。此后双方如能为国家前途着想，一秉诚意，坦白相见，不难化干戈为玉帛也。”

　　1933年12月，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贡觉仲尼等及时报告中央政府，并积极筹备善后事宜。他与同事撰写了《达赖事略》，以示悼念。书中高度评价了十三世达赖喇嘛一生的事业，尤其是其晚年为改善西藏地方与中央的关系所作的努力。通过贡觉仲尼等人的多方努力，最终还促成了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次长黄慕松赴藏致祭达赖喇嘛之行。这是辛亥以来，中央大员首次赴藏，意义重大。贡觉仲尼专函蒙藏委员会，希望大员“为免远人企望……更以从速为宜”。致祭专使黄慕松临行前，贡觉仲尼还在南京中央饭店为其饯行。

图为贡觉仲尼转西藏地方给中央政府的电报

　　1931年9月18日，日寇占我沈阳，全国人民义愤填膺。贡觉仲尼在国难当头之际， 积极参与组织 “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及康藏同胞抗日大游行，宣传誓死抗日救国。他表示：“藏人拥护中央，以抗外力之侵略，不后他人。代表等来京即膺此使命。”

　　1938年4月，蒙、藏、回族组织了联合慰劳前线抗战将士代表团。贡觉仲尼在即将开赴前线的隆重仪式上，用生动的演讲表达了西藏人民对祖国的赤诚之心。他指出：“拉萨是佛教的圣地，自从抗战发生以后，有20万以上的喇嘛念经，在历史上是最伟大的表现。”又说“宗教是本于公理正义的，日本人从前有不少到拉萨来学密宗，现在他们根本违背了教义。就宗教方面说，也应该制裁。”他还谈到西藏寓意深刻的两个比喻：“一个是说‘中国各民族是五个兄弟，汉族是大哥，有人打大哥，小弟是应该帮助大哥。’一个是说‘中国比如一个人，中原是头，其他是手脚，头有了病，手足也是不健康的’”。他的演讲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极大地鼓舞了前线的抗日将士。

　　早在1936年，新任西藏驻京办事处处长就已到任。但是，贡觉仲尼卸职未卸任，仍为国家利益而奔走。直到1939年，他才“因年老请假返藏”，国民政府从优发给其返藏旅费及补助金。1940年，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赴藏时，他受命奔走于噶厦与行辕之间，为粉碎分裂分子的阴谋作出了贡献，后获中央政府颁赐的五等采玉勋章一枚。1940年1月，贡觉仲尼又一次在色拉寺供养僧众数千人，祈祷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

　　1944年3月8日，贡觉仲尼因病去世，享年61岁。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处长曾代表中央政府前往致祭。贡觉仲尼因中央派他赴藏而受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优遇，更因西藏地方政府派他为代表而受中央重视，被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誉为“藏人中最接近中央者”，为维护祖国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西藏网 特约撰稿人/喜饶尼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