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民国时期藏族地区的历史颇有兴趣，也做了一些研究。常听有人提到旧西康省的教育办得不错，深感疑惑。我就是从甘孜州炉霍县（原属西康省）走出来的，知道县里有几个识字的。一段时间，有人提到旧西康藏区教育，有这样一个段子。有人问西康“‘为什么县政府的房子总是不如学校？’县长答‘刘主席有令，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当时，义敦县衙门（歪斜的破房，仅靠一根柱子撑住。县长大人立于侧面）有照片为证。这张照片拍摄于1939年11月。

图为义敦县政府前的彭勋县长 （孙明经摄影）

　　同一摄影者还拍了一张德格县小学的照片，颇为豪华气派。 两相对照，这一时期学校的房子比政府的好，已成“事实”。

德格小学学生 （孙明经摄影）

　　其实深究史料，则不然：

　　1918年，义敦县府即毁于战火，直到1939年才实质性复治。该年7月，第24军一部到达义敦，开始重新修建县府。期间因地方实力派对义敦复治采取抵制态度，屡生武力冲突，直到年底，县府才基本修建完毕，义敦县府正式办公。当时，所谓与简陋的县政府形成鲜明对比的德格县（需要说明的是，当时的义敦县并没有学校）小学“豪华的学堂，其高大气派的校舍”。照片的背景，其实是西康有名的德格土司官寨。

　　旧西康教育存在的问题，除此之外，其他资料中也有反映。如当时的西康师范传习所的所长，办事很认真，常检查，要求各县派学生到师范传习所学习。如果哪个县没有学生送来，就下文去催促。九龙县当时派来的学生已经20多岁了。为了说明情况，该县长让这个学生来康定时带了一封信给所长：

　　“九龙县没有学校，所以也就没有高小毕业生送来，但是政委会一再催促，我不敢违抗，只好把我从家乡带去县政府工作的侄儿送来充数。今后如果女子师范要学生，我只能把我太太送来，再有什么学校要招生，只好我自己来了。”

原西康省政府照片 （孙明经摄影）

　　1939年西康建省后，教育经费仍然依赖中央拨款，地方自筹部分较少。但因受战争影响，财政支细，中央教育经费补助逐年减少，加之法币贬值，物价上涨，教育经费十分困难，部分学校维持基本的教学都是大问题，教育经费无法保证，教职员生活没有保障，学校规模逐年缩小，有的合并办学，艰难维持。民国35年以后，商业衰退，物价暴涨，法币贬值，教育经费渐入绝境，至民国38年，多数学校纷纷关停。

　　1940年，西康省才逐渐开始登记检定全省小学教师，直至1946年同一工作还在进行之中。“发现本省教师合格者不过占全部教师百分之十，可资代用者不过百分之十五，其余悉为不合格之教师，小学毕业即任教初小或短小者为数众多，足见本省教师问题之严重。”教师质量是办学的关键，不合格的师资占了百分之八九十，还谈什么保障教育。

　　有评论认为当时的西康“教师俸给，不及丁役，学校教育，有名无实，交通不易，因之弊端百出，无从禁革”。

　　西康省最好的县城康定、泸定的教育情况也许最能说明问题：

　　“康沪小学，常有勒留学生，久不举行毕业之弊，学生年至十八，已是高中毕业年限，乃谓小学程度未足，不能毕业，则其办理难度情形可想，因是康沪两县，亦未申送一人。”

　　实际上，“1949年中国的文盲率大约是80%，而且被视为识字的20%的人当中，已经包括了那些只认识几百个中国汉字的人和在今天只能列为半文盲的人。”

　　历史因为其复杂性而注定了后世对其重新审视的必然发生。但必须是依据客观的史料，全面地科学地分析，历史地看问题。这段历史如果不明了，对旧西康的教育就会误读，对今天四川藏区教育的发展自然失去正确的评估，实际上就是在一块一块地搬历史长城的“砖头”。（中国西藏网 特约撰稿人/喜饶尼玛） 

　　参考资料：

　　《1939：走进西康》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

　　政协甘孜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西康史拾遗•文史资料》(上)。

　　谌旭彬：刘文辉办教育真相，《凤凰周刊》2004年第30期

　　《西康概况资料辑要•教育》见《民国边政史料汇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第29辑

　　《康定县志》，四川辞书出版社1995年版。

　　四川省档案馆：《西康通志教育志稿》

　　“一年来之西康教育”，载《康导月刊》1939年第一卷，第9期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