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2月，为了缅怀在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驻藏官员刘朴忱，国民政府驻藏官员蒋致余在西藏地方的帮助下，提出为其植碑修墓。为此，当时的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建立纪念碑塔经费在致祭达赖专使行署及留藏办事人员经费节余项中支出。 

图为刘朴忱墓及刘公亭（刘朴忱后人提供）

　　刘公亭碑，高61厘米，宽270厘米，碑文系汉藏两种文字。汉文居右，共26直行，行12字，总计308字，行楷字体，颇有力度；藏文居左，横书，共11列。与黄慕松、刘朴忱同时进藏的“西藏巡礼团”成员黎丹亲自在碑上题“刘公亭”三个大字，并留下“黎丹瑾题”的字样。碑上所刻文字乃蒋致余亲自撰写，主要陈述刘朴忱赴藏原因及在藏经历。碑文内容由于岁月的侵蚀，多不清晰。西藏文物工作者欧朝贵先生曾刊文作过补记： 

　　刘公亭记 

　　——蒋致余撰 

　　亭以刘公名者，纪念刘公朴忱也。公自中华民国十七年为蒙藏委员会委员，宵旰忧勤，效忠边务，对藏事致力尤多。二十二年护国弘化普慈圆觉大师达赖喇嘛圆寂，政府特派专使致祭，公以总参名义同黄专使慕松于二十三年入藏。迨致祭事毕，政府复电令公留藏待命，并令余为之助焉。讵甫逾一月，公（遂）□（以）积痨病，殁于拉萨。政府笃念勋勣，明令褒恤，且命余葬公于拉萨之东原，建塔纪事，以资后人敬仰。余以吾藏民众，经岁勤于□（乃）事，西藏□（虽）□（属）佛地，然欲求一幽雅名胜处以供吾人之娱乐，快吾人之□（意）者，甚不易得。因忆公□（曾）对余言及藏民，辄深轸念，慨然自许以藏事归结此身，俾藏民早登衽席，其爱国仁民之心可谓致矣。爱本斯意呈准政府改建此亭，以为藏中人士余暇嬉游之所，藉垂公之实恵于不朽，后之人其有感于斯文而加意保护之也矣。 

　　碑文中“□”符号表示原碑文中模糊无法识读者，“（）”内的文字是欧朝贵先生所补。 

　　刘公亭及蒋致余所撰碑文具有重要的意义，是国民政府对西藏地方行使主权的一种象征。在拉萨为刘朴忱植碑建亭不仅是对一个人的纪念与缅怀，也是对那些为沟通汉藏感情，促进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而献身者的肯定。 

　　刘公亭碑修建之后，拉萨民众常去吊唁，以缅怀这位国民政府派驻拉萨的官员。这些民间自发的悼念活动正是各民族共同心理认同的一种表现，彰显了西藏民众对中央政府的认同。 

　　1938年，汉僧欧阳无畏在拉萨学习佛法之余，偶然看到刘公亭狭小失修，急切呼吁拉萨民众应好好爱护刘公墓，希望国民政府赶紧动工进行修葺。 

　　1940年，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为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转世事宜入藏，处理公务之余，亦去瞻仰了刘公亭碑。1940年3月3日，吴忠信在日记中写下：“九时半，由行辕出发，先到刘朴忱总参议墓，在拉萨市东两里许。余及同人于墓前致祭凭吊，移时始去。朴忱为余旧识，人颇刚正。黄慕松君去后，以君主持行署事务，藏人以其方严，亦甚重之。乃以骑马中风，遂致不起，良堪惋惜。埋骨异域，昔人所悲。余以墓地狭小，复无树木，拟为之扩充园地，并建一纪念堂，当谕赖兴巴等先行转达噶厦并嘱纕蘅、庆宗等设计。”从中可知，吴忠信认为刘朴忱墓地狭小，且无树木遮阳，计划扩充土地，为其修建纪念堂。五天后，吴忠信在行署设宴邀请丹巴嘉扬、彭许、彭康三噶伦及阿旺颠真总堪布，并以贡觉仲尼及孔庆宗、张威白等作陪。席间提及数事，特别提到“刘朴忱墓地扩充，建筑纪念堂事”。对此，三噶伦一致答复，“只要两边留路，可以照展”。

图为刘朴忱墓建造中（刘朴忱后人提供） 

　　1940年4月8日，吴忠信在日记中记载了已拟写完毕的《刘朴忱纪念堂记》，是曰： 

　　刘朴忱纪念堂记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四月 

　　刘君朴忱卜葬于拉萨后六年，余奉令来藏主持第十四辈达赖大典，因得展君之墓，并率属奠祭，以致其诚礼也。墓在拉萨东郭二里许，河流映带，冈峦环绕，风物绝佳，君之魂魄宜亦乐此，惟基址过狭，堂庑弗备，且无隙地可植花木，揆以大人封树之义，未免阙如，余为惄然久之。爰商之藏政府，允以两旁隙地划拨，并自捐藏银一万两，为建筑纪念堂及添置园树之用，而属驻藏办事诸君子董其成。余与君夙昔论文，重其风节。逮君宣勤边徼，日著贤声，方冀其益宏树立，初不意其所诣止此。殄瘁之悲，岂独朋旧；不隆崇报，奚劝来兹？君生平荦荦大者，具载官书，兹略述补建斯堂之缘起，以谂来者。异日轩楹式辟，榆柳成阴，吾侨居此邦人士，春秋佳日，醵酒致祭，以俢君灵，并藉以寄游观联情话焉，是尤余区区之微意云尔。 

　　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四月刊石

图为1940年3月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在拉萨（喜饶尼玛提供） 

　　1941年1月7日，驻藏办事处收到来自重庆的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捐修刘朴忱墓园的专项汇款。驻藏办事处处长孔庆宗立即函告西藏地方政府“盼派员同往定界，着手修葺，以便兴工”。西藏地方政府于1月20日即派代表古桑子与驻藏办事处副处长张威白、秘书华寄天、科员刘桂楠一起丈量“划定刘公墓，展拓地基界址”。万事俱备。但是，修建刘公亭纪念堂之事一直未能开展，原因是“噶厦误听谣言，恐中央将以此地建筑学校”，“只允于墓之西南两方各展一柱，东北两方各展二柱之地，仅宽一二丈”，“种植花草”。此事即一直延误。

　　国民政府对刘朴忱丧事的妥善处理不仅体现在宏观层面上举办声势浩大的丧葬仪式，也尽显于具体细节，这从派专人为其守墓的特殊呈文中可见一斑。 

　　1945年12月28日，为刘朴忱守墓的59岁在藏汉民刘云峰给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处长沈宗濂写了一封长达六页的信函，在信的开头便表明其“自刘公仙逝后，即遵处命看管亭墓，已历有十载”，并对自己守墓工作进行了汇报，即每年刘朴忱的忌日“均按例购买红、白土及香蜡、酒品等供献墓前”，针对房屋和围墙破损的情况，希望驻藏办事处能够向西藏地方“索领亭墓前后地基，加以围墙在内，赖以种菜为生”，如此“既有地基可以种菜，则以后春秋祭礼以及修葺亭墓为住持之责，绝不敢再向钧处呈领分文”。根据守墓人刘云峰所述，可知1935年（即刘朴忱去世的那一年）其即奉派为专职守墓人，负责看守刘朴忱之亭墓。信中，刘云峰表示自己对守墓工作未有丝毫怠慢，同时向驻藏办事处痛陈利害，竭尽全力维护逝者利益，为逝者争取应有的“待遇”。可见，这是一位十分称职的守墓人。 

　　综上所述，这不仅仅是对国民政府首任驻拉萨官员刘朴忱的缅怀与敬意，更向世人说明民国时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围绕刘朴忱墓展开的一系列交涉，从另一侧面也反映了民国时期中央与西藏地方之间关系的曲折发展。无论是国民政府在内地为其举行公祭，还是在拉萨为其植碑撰文、修建刘公亭，亦或是吴忠信提出为其捐款修筑刘公亭纪念堂，这些具体实践的背后无比清晰地展现了中央政府的权力与威望，彰显出国民政府对涉藏官员以及边疆民族事务的高度重视。作为国民政府派往西藏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专使行署总参议、国民政府最早的驻藏官员，其政治身份与在藏事迹引起国民政府的特殊关注，是很自然的。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到刘朴忱墓前致祭吊唁时感慨：“朴忱为余旧识，人颇刚正……埋骨异域，昔人所悲。”像刘朴忱这样生前有功，却殁于千里之外，事迹着实令人动容。 

　　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一碑文原来刻下的那段文字早已模糊，但其文物价值依然不可小觑，毕竟这是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在西藏留下的并不多见的一块石碑。  

　　1986年，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将刘公亭碑收藏于罗布林卡金色颇章院内保管。时移世易，拉萨刘公亭碑的历史价值犹存。（中国西藏网 特约撰稿人/喜饶尼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