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世班禅与张学良合影（喜饶尼玛提供）

　　1923年11月15日，九世班禅因与十三世达赖喇嘛矛盾激化，被迫离开西藏，出走内地。九世班禅穿越藏北无人区及青海部分地区，历经千辛万苦到达内地，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享受了极高的礼遇。九世班禅来到内地后，拥有了更好的活动平台。同时，因为当时国家面临的内外危机，九世班禅以宗教领袖的身份担负起一定的政治使命，与民国政要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有了很多交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汉藏等各民族间的关系。

　　张学良在晚年的一次访谈中，特别提到九世“班禅跟我关系很好”“那时他(指班禅）与达赖有矛盾，被挤出来了。他去内蒙经过沈阳，后来又回到沈阳，带来好多人，我帮助过他，给他发薪水，住房啊，火车票啊，都免费。”

　　1926年秋，九世班禅决定到奉天（1929年改称沈阳）。张学良得知这一消息后，即令当时的奉天省（即今辽宁省）省长做好迎接班禅的筹备工作。省长公署此前专门向蒙藏院了解接待办法等，并且专门成立了招待班禅事务处，下设四个部门，负责日后班禅在奉天时的活动安排及日常生活。

　　1926年12月22日，九世班禅一行由北京经天津到达奉天。各界在京奉铁路奉天总站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军界营长以上军官、官署简任以上官员、商界会董以上、教育界校长以上的教师到场参加欢迎仪式。对于九世班禅至奉天的盛况，《盛京时报》以“班禅喇嘛二十二日莅奉”为题，作了长篇报道：当局在班禅专车到来之前，安排官员、蒙古王公、皇寺掌印达喇嘛，以及省城所有机关单位、工厂、学校、寺庙等各团体代表齐聚车站迎候。

　　当九世班禅专车徐徐到达之时，军乐队齐声奏乐、卫队警察举枪敬礼。张作霖的代表，省长、各高级军政长官等上火车向九世班禅鞠躬以表欢迎。九世班禅下车后，坐上八抬大轿，火车车厢至轿前均用黄布铺地。为安全起见，第八师奉命派出一个连的兵力常驻皇寺后楼守护。

　　九世班禅在奉天期间享受到了极高的待遇。当局为解决九世班禅的活动经费，每月支付九世班禅自用现大洋3000元，香火费1000元，公用开支费6000元，月计万元。九世班禅带随员外出讲经等，专车由省长公署随时预备，所需一应俱全，并由警员安全护送。省政府为此专门成立了将近60人的护卫队，所有队员发统一队号以资识别，队号黄底红字，上行印汉语：宣诚济世；下行用藏文印：班禅额尔德尼护卫，队部就设在皇寺后楼。省里还特地给招待班禅事务处发钤记一颗，文曰：“招待班禅事务处钤记”,以便事务处更好地处理有关九世班禅的事务。此外，省电话局还免费为招待班禅事务处安设了多部电话。

　　在奉天期间，受到了政府和民众的欢迎，得到多方面的关怀照顾，让漂泊中的九世班禅感受到了温暖。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身亡。8月27日，九世班禅应张学良所请从内蒙赶往奉天诵经超度。此后，九世班禅受张学良之请，以“疏通蒙古专使”名义前往海拉尔，以宗教宣化收拾人心，参与处理呼伦贝尔事件。

　　这期间，张学良与九世班禅相互帮助，各尽其力。九世班禅从奉天出发去往内蒙从事佛法活动，尽管由于连年发兵入关，军费浩繁，入不敷出，刚刚主政东北的张学良还是拨了一笔费用作为九世班禅的活动经费。并明确规定从1928年9月起，发给九世班禅月俸大洋数千元。当时，九世班禅虽远离奉天，经张学良批准，设立了九世班禅驻奉天办事处，任命大卓尼钟苏郎为处长，发给月俸。九世班禅在内蒙期间，不时派人往来四洮铁路，为此，张学良委托省长专电有关部门，给九世班禅行辕四洮铁路火车头、二、三等长期免票各三张。

　　1929年11月8日，应张学良之邀请，九世班禅从内蒙返回时，张学良特派李少白带汽车十五辆到内蒙贝子庙迎接，还特意指示各界一切要按照民族风俗礼节来欢迎，用心可谓良苦。在九世班禅到来的前几天，大西关至帅府沿街机关、商号门前均挂五彩旗帜。张学良亲自将九世班禅迎进帅府，为其设宴洗尘。晚上还在北陵别墅正式接见了九世班禅，谈笑风生，长达两个小时。此后的10个月，九世班禅就一直驻在沈阳（即原奉天）经过内部重新装修的皇寺。这期间，九世班禅还应国民政府及张学良的要求，处理相关事务，“就近开导并宣达中央对蒙之善意，俾共明了真相，以固其向内之心，得防患于未然”“藉以晓谕内蒙各旗共筹警备办法而维漠南治安”。

　　1930年2月，九世班禅在沈阳度过了47岁生日。

　　辽宁各界特组织公祝九世班禅寿诞委员会，于2月11日在省教育会（皇宫旧址）举行公祝典礼，由张学良主持。沈阳各商号当天一律悬旗一日，教育会门前搭有黄布彩楼。东北最高机关如政务委员会边防司令公署、省政府及各军政学界之要人，均齐集该会。九世班禅偕重要随员出席庆典，接受众人的祝贺。这恐怕是九世班禅在内地奔波的15年中难得的一次隆重的庆寿活动。九世班禅身处战乱时期，饱受颠沛流离之苦，此次活动无疑是一份厚重的安慰。庆寿礼堂设在迪光殿，上陈法座、地铺黄毯，椅披缎绸五彩寿文，两旁悬挂缎制对联，文说：“名也利也大乐也，福乎受乎多德乎。”中间悬挂张学良题赠的“法身常住”四字匾额。气氛热烈、祥和。典礼结束后，九世班禅还在诸多地方政界要员的陪同下前往嘉英堂观剧。九世班禅感慨地发表演讲，特别提到“今者班禅生辰，张司令长官即省府臧主席以下各文武官长，各法团各绅士，不顾春节庆乐，政务纷忙，推诚厚爱，集会庆贺，承领，感谢无已。班禅虽为黄教领袖，无非代佛祖传授衣钵……自平到辽，先后已历四载，端赖东北四省官民之协助……此盖出自张司令长官热心国事，关念藏土，惠爱远人，扶持正教，有以致之也。”

　　九世班禅从1926年12月21日初次来到奉天，断断续续将近六个年头，多次在奉天(“东北易帜”后改称沈阳）与内蒙之间来来回回，不仅忙于弘法事业，还时刻关注国内局势，派人调解军阀之间的战争；同时尽力协调民族纠纷。九世班禅在给国民政府的电报中表示，其所为“得各蒙旗王公贝勒及僧俗人民等之热烈信仰，倾心内向。内蒙治安，已无虑矣。嗣后仍祈中央对于内蒙各旗，加以怀柔维护，以坚其心”。期间，九世班禅还多次通电全国，为民族团结与消弭战事奔走呼号。

　　九世班禅与张学良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当九世班禅在内蒙时，也会经常通电，嘘寒问暖。为九世班禅安全，张学良还曾送其不少枪支。九世班禅最后一次从沈阳离开前往内蒙时，曾致电正在外地的张学良：“班禅自从来沈，备承优遇，东道隆情，铭感无似”。张学良的回复是：“年来台旌驻沈，既疏于招待，不日火车远行，复未能话别。承电言谢，益用歉然。临行时如有所需，尚希见告，幸勿稍存客气也。”两人交往之密切可见一斑。

1931年国民大会，张学良与九世班禅（喜饶尼玛提供）

　　张学良与九世班禅交往的这段佳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各民族间的关系，是历史上值得关注的一页。（中国西藏网 特约撰稿/喜饶尼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