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西藏地方跟随九世班禅在内地活动的高僧中有一位，声名显赫，颇有影响。他就是1934年被国民政府册封为“普净法师”的安钦，有称“安钦多杰锵”。当时报刊、档案文献多称其为“呼图克图”，至今未见有正式封文。

图为安钦照片（喜饶尼玛提供）

　　安钦于1883年出生于日喀则地区，8岁剃度于扎什伦布寺，20岁受具足戒，22岁任堪布，29岁辞堪布职，闭关四载。九世班禅来内地后一年，他由海道来到内地，随大师往来于北平（今北京）、沈阳、南京、上海、山西、内蒙等地，宏扬佛法，传授显密，皈依弟子极众，也深受中央政府官员器重。他的消息经常在全国各大报刊出现，受到民众的关注。

　　1933年，他代表九世班禅入藏往见十三世达赖，洽谈班禅回藏事宜。有材料称安钦与十三世达赖喇嘛、九世班禅均有亲戚关系，说他是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妹丈，不知确否，但他在西藏很有人缘是无疑的。因此，九世班禅返藏事宜派他回藏，也是基于其与十三世达赖喇嘛、九世班禅之间的特殊关系。安钦于1933年4月3日抵达拉萨。他向十三世达赖喇嘛递交了九世班禅喇嘛的亲笔函，“谓昔日两方情感之龃龉，原于左右互相谗捧，嫌隙日深，致酿事端”。正当班禅返藏问题的解决出现一线曙光之时,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

　　安钦活佛一行直到1934年4月才由海路返回内地，入京向政府暨班禅大师报告接洽情形。其时,西藏的局势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34年9月，中央政府册封其为“普静法师”，以示褒奖。

图为册封仪式上手捧证书的安钦（喜饶尼玛提供）

　　同年10月，安钦奉命再度代表九世班禅入藏洽商。事毕，他由海路回京。1935年11月，安钦呼图克图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监察委员。期间，他一直为九世班禅返藏奔忙。

　　1937年，安钦呼图克图因内地弟子多次电请他前往传法，更重要的是蒙九世班禅“委任管理北平黄寺，该寺殿宇颓废，法师消沉，非本人亲自前往整理不可，故特向大师请假重来内地，除到南京向政府报告西藏进近情外，便转赴北平为众弟子传法，至留住时间，则视法事而走，无从逆忆。”

　　安钦到北平不久，七七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为了达到其侵略全中国的野心，进行了一系列染指西藏地方的卑劣活动。正在北平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安钦成为日本人重点收买和拉拢的对象。日本人试图最终离间西藏地方同国民政府的关系，并企图通过扶植亲日势力使西藏僧侣阶层承认日本在华统治，进而获取在中国西藏的殖民利益，以便同东部正面战场相配合。“除关东军特务机关外，专门负责伪满洲国喇嘛教事务的五岛德二郎也是直接与安钦活佛接触的人物之一。”安钦在日本侵略者威逼利诱下，政治态度有所变化。

　　1937年11月，在日本人的斡旋下，安钦与伪满洲国皇帝溥仪见面。 同年，日本人还企图邀请他访日。次年，安钦担任了伪政权组织的“北京佛教同愿会”会长。1939年４月，在日方策动下，安钦经不住诱惑与胁迫，秘密随带日本特务野元甚藏入藏。野元甚藏以贝子庙蒙古人的身份进入扎什伦布寺学经。安钦以上行径引起国民政府高度关注。

　　1940年1月，国民政府派至西藏主持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事宜的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抵达拉萨后，安钦以足疾为由，托人代致哈达与名片，表示待春暖再来拉萨谒见。安钦避而不见，进一步引起吴忠信的怀疑。政治经验丰富的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考虑到在达赖、班禅圆寂的情况下，安钦作为藏传佛教高僧的过往与影响，决定全力争取其悬崖勒马，迷途知返。

　　2月16日，吴忠信在会见扎什伦布一扎萨时，谈及安钦之事，严肃指出：“（一）过去中央待遇安钦甚厚，闻其附日有据，甚为可惜；（二）安钦应从速表明态度拥护中央；（三）如不悔悟，将来必于安钦不利。”吴忠信还表示“以上皆爱护安钦之语”。此后，吴忠信又让人转告安钦从速表明态度，暗示已知拉萨有通敌活动，应尽快阻止，“以免妨碍安钦名义。”

　　安钦获知吴忠信谈话内容后，惶恐不安。毫无疑问，安钦深知吴忠信这句“如不悔悟，将来必于安钦不利”，极具威慑性。历史上，西藏地方严禁外国人进藏活动，对西藏人私自携带外国人予以严惩。光绪八年（1882），曾有活佛私自容留英国间谍萨拉特·钱德拉·达斯在藏活动，被西藏地方政府知悉，很快就以“不遵守噶厦颁布的严禁外国人入境的法令，公然接待来历不明的外国人”的罪名而被处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赴藏之际，是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系趋向正常时期。西藏地方摄政热振抗日立场与国民政府同步，特别是2月28日吴忠信将安钦之事告知西藏地方摄政热振后，安钦的处境变得十分危险。由此可知，在吴忠信到藏后，安钦如不及时、明确地表达拥护国民政府，反对日寇侵略的立场，必将遭到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的严惩。

　　3月27日，安钦派出秘书王明庆亲赴拉萨，向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解释，以消除误会，表明将通电中央，表明态度。吴忠信对安钦最终在关键时候做出最正确的决定，“极嘉慰之”，认为他“深明大义，殊堪矜许”。

　　3月30日，安钦致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等人拥护中央，祈祷胜利，表达抗战以来对祖国命运的关注：

　　他表示自己于1938年（有误）夏到北平传法，因战争爆发，留滞平津。“在敌伪淫威之下，一切几失自由，辗转间关，幸逃虎口。业于上年四月回抵后藏，足疾缠绵，难于步履，以致蛰处经年，迄未出扎什伦布一步，惟日以诵经礼佛，祈祷我国抗战胜利而已。伏念安钦备位中央，矢忠党国，西藏久为中国领土，个人尤渥受国府厚恩，值此全面抗战之时，敢忘举国同仇之义。近闻敌伪淆乱人心，往往控造事实，且难保无不良分子，假借安钦名义，在外招摇。兹特郑重声明，以昭心迹，安钦一息尚存，惟有拥护国民政府，服从统一领袖。谨掬悃忱，敬祈鉴察。中央委员安钦呼图克图叩”。

　　4月5日，这封电文在全国各大报刊刊载，影响不小。4月6日，安钦的电文在广播电台播出。该电的公开，一方面说明安钦的政治态度，同时则表明国民政府默认了他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为其正了名。毫无疑问，安钦迷途知返，对抗战期间的军民都有着特殊的影响，中央政府各军政首领致电嘉慰。

　　同年4月23日，安钦携秘书王明庆抱病从扎什伦布赶来在江孜谒见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极表其拥戴中央服从领袖之忱”。吴忠信见此，对安钦呼图克图“本中央宽大之旨，多方予以嘉慰”。两人畅谈两个多小时， “对于西藏政治观察，彼此相同，均感欣慰。因年事相若，咸愿于此生达成汉藏和好之使命为快”。吴忠信送其卢比1000元及食物等。

　　从处理“安钦呼图克图通敌案”中可知，国民政府事先已掌握安钦活佛与日本人勾连的部分事实，从全国抗战大局出发，未将其视为无可救药的投敌叛国分子，而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恩威并施”。安钦经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严厉指教，悬崖勒马，重新认识抗战形势，拥护中央政府，及时地以实际行动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爱国立场，随其进藏的日本间谍野元甚藏在日喀则藏匿一段时间后，被迫离开西藏。1940年8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再次致电安钦呼图克图，肯定其在抗战期间所起的作用。（中国西藏网 特约撰稿人/喜饶尼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