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地说，这是一群人的故事，是这个群体所经历的一个特殊年代的故事。整个故事始于1949年年底。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后，中国革命史上最后一次大进军开始了，这就是进军大西南。

　　浩浩荡荡的解放大军行进在公路上，士气异常高昂。结束湘南战役后的二野五兵团十八军主力五十二师与四野三十八军的一一四师走在同一条公路上，挤在一起，双方各自走成一行，并肩前进。

　　进军开始不久，十八军已经接受了接管川南的任务，并由此进行了一次空前规模的调动，全军要接管二十二个县。

　　时任十八军保卫部副部长的张向明回忆道，部队在湖南邵阳住了几天后又出发，途中听说去川南后干部分配地方的方案已经出来，班子也明确了：川南区党委第一书记李大章、第二书记彭涛，行署主任张国华（十八军军长），自贡市委书记谭冠三（十八军政委）。张向明回忆说：“我分配到自贡市当公安局长。在去贵阳的路上，我们就把要去川南的人拉了出来，离开了军部，军部的其他领导同志还留在军部。李大章、彭涛及我们这些要南下的干部走到了一起。到贵阳后很快我们就入川了。”

　　此时全国的形势是，解放西北的战事已经渐渐平息，解放大西南山地丛林的战事仍在进行中。东南沿海的泉州、厦门的野战部队一直把国民党残敌追至金门、马祖，并严守海防，以防退守在台湾和澎湖的国民党军残部伺机反扑。而在雷州半岛，解放海南岛的部队已经集结，习惯了陆地作战的部队，正在忙着修船造艇，海滩训练，人人摩拳擦掌，恨不得一步跨到海峡对岸……

　　而这时，新生的共和国的领袖，正在这张“解放”的宏伟蓝图上，重笔勾勒着另一组红色箭头。

　　高高兴兴地全力投入到接管、经营鱼米之乡的川南的十八军官兵们绝不会想到，1949年底，千里万里之外，在全速驶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上，最高统帅毛泽东重重落子，一项伟业筹划已定，一统祖国大陆最后一役的句号，最终将由他们亲笔画上。

　　1949年12月，毛泽东赴苏联访问，途经满洲里时，给中央并西南局写信，明确提出：“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中共中央于12月31日发表《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把“解放西藏”作为1950年的一项光荣的战斗任务。

　　1950年新年第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完成胜利，巩固胜利，迎接一九五○年元旦》。社论中写道：“以一切力量完成人民解放战争，解放台湾、西藏、海南岛，完成全中国统一大业。”

　　时隔四十年后，美国人类学家梅·戈尔斯坦于1991年出版了《西藏现代史（1913—1951）——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书中提到，1949年11月2日，也就是解放军向大西南进军中，西藏地方政府噶厦给毛泽东发出一封信。

　　戈尔斯坦在书中写道：“西藏政府‘外交局’发了一封天真得出奇的信给毛泽东，要求共产党保证不进攻西藏，并且表示西藏希望同共产党协商归还当时被中国占据的藏族聚居区的问题。”

　　在这封信里，噶厦政府声称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而且“自古迄今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其政治统治地位从来没有被任何一个外国接管过”！

　　戈尔斯坦评论道，“西藏噶厦政府的目的是企图获得西方民主制国家的大力支持”。他们认为，“不能单靠印度给予帮助和支持。因此他们决定把发给毛泽东的那封信的抄件分别寄给美国和英国政府，向他们寻求政治和军事援助”。同年底，噶厦地方政府派出四个“亲善使团”到英、美、印和尼泊尔请求“帮助独立”。正在噶厦政府与各国接洽之际，英国路透社对外披露了这一信息。

　　现在看来，美国学者梅·戈尔斯坦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批评当年噶厦政府的这封信“天真得出奇”，一点儿没说错。噶厦政府似乎是在玩捉迷藏，故意隐藏起了西藏自古就属于中国的历史事实，但这可不是儿戏。

　　早在八百年前的元代，西藏就归入了中国的版图，并由中央政府实施行政管理。自此以后，西藏但凡有内忧外患，都得由中央政府出面乃至出兵才能解决。就说达赖喇嘛本身的神权地位，以及在达赖喇嘛主导下的政教合一统治——包括噶厦政府作为地方政权本身的合法身份，都是在中央政府主导下建立和延续的。此外，达赖喇嘛神权地位的传承要由中央政府主持“金瓶掣签”并且“册封”，那更是久已形成的定制。即或是晚清民初中央政府最为衰弱的时期，也从未放弃过对这方土地的主权。

　　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1988年11月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演讲。他说：我们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它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的，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它的主流是由许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

　　费孝通先生认为导致民族融合的具体条件很多，虽说政治的原因不应当忽视，但最主要的是出于社会和经济的需要。然而，其中最根本、最重要的原因是，汉族形成的这个特大核心，把东亚这一片土地上的各民族串联在一起，形成了自在实体，并取得大一统的格局，这个自在民族实体在共同抵抗西方列强的斗争中形成了一个休戚与共的、自觉的中华民族实体。

　　在三千多年前，黄河中游地区出现了一个由若干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称为华夏，像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把周围异族吸收进这个核心，它在拥有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东亚平原之后，被其他民族称为汉族。汉族继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而日益壮大，汉族也涌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起凝聚作用的网络，奠定了以这个疆域内许多民族联合而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基础，成为一个自在的中华民族实体。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华民族曾屡次蒙受国土丧失、主权支离之难。国土和主权的保卫和丧失，是每一个国家和民族最为敏感的问题。丢失了，是历史的耻辱；赢得了，是历史的胜利。任何一个有气节的国家和民族，对于每一寸国土，都不会轻言放弃。

　　如今，已经站起来了的新中国，绝不会再让丧权辱国的历史重演。解放西藏，就是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至于用何种方式解放西藏，属于中国的内政，不容他人染指。

　　根据现在已出版和公开发表的资讯显示，毛泽东第一次正式公开提到“解决西藏问题”是1949年2月，在西柏坡中共中央所在地会见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时谈到的。也就是说，那时，解决西藏问题，已在中国最高领导层中达成共识。

　　1949年秋，毛泽东曾先后向西北、西南两支部队的最高指挥员发出电报，提到“西藏问题的解决应争取于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出兵当然不只有西北一路，还要有西南一路”1。毛泽东在部署解放大西南的同时，启动了解放西藏的战略决策。

　　进军西藏的决策既定，剩下来的问题就是：怎么进？从哪里进？

　　最初，鉴于西北方向战事已经结束，西南方向战事仍在进行中，毛泽东于1949年11月23日电令，责成西北局担负解放西藏的主要责任。这个方向，基本上是古丝绸之路上的“唐蕃大道”，也是历代中央政府出兵西藏的主要进军方向。从这个方向进出西藏，较之于从高差起伏很大、道路崎岖难行的西南川康方向，有着地理上的相对便利条件。

　　然而，当时的西北地区的新疆、青海、甘肃、宁夏地区都属少数民族地区，民情社情复杂且不稳定，地域广阔而又人烟稀少，为进军西藏提供足够的后勤、财政方面的保障存在着一定困难，担负解放西北任务的第一野战军在兵力部署上也显得有些捉襟见肘。主持西北工作的彭德怀遂于1949年12月30日致电毛泽东，陈述了“从青海、西北方向入藏困难甚多”，“如入藏任务归西北，需要和阗、于阗、玉树屯垦囤粮，修筑道路”的意见。

　　于是，毛泽东于1950年1月2日再次电令，改由西南局主要担负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

　　进军西藏、经营西藏的任务，就这样历史性地落在十八军将士的肩上。然而从正在实施的接管川南任务中迅速掉头，改为进军西藏，这对于十八军全体官兵来说，是一个从未遇到过的异常严峻的考验！

注1《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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