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藏部队中有一个为数不多的特殊群体，这就是一千一百多名女兵。虽然她们在几万人的大军中所占比例不到百分之三，但这支“雪山娘子军”却是一支特殊的战斗队。

　　五十三师的男兵杜琳，至今还为当年年纪太小不懂事感到歉疚，他说：“开始时，一些女兵掉队，我总是责怪她们。翻雀儿山时，我还批评几个新分来的女兵怎么搞的，总是落在后面。后来几个老大姐专门找我谈话，说我不懂事，女同志生理期来月经，用的草纸又粗又硬，大腿内侧都磨破了，走起路来当然很困难。”

　　首批进军西藏的女兵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磨破了的皮肉粘着草纸，每走一步，就摩擦一次，钻心地疼！一段路走下来，疼得头上直冒汗。临行前发给每个女兵的几卷粗硬的草纸很快就被用完，在人烟稀少的深山沟里，在悬崖峭壁间修路时，哪儿能买到卫生纸？没有，就是没有！部队出发前，分队长提前给大家打了“预防针”，教大家把纱布做的军用蚊帐分为几份，每人一份，撕成小块叠好，以便在行军路上使用。日子长了，纱布用了洗，洗了用，都烂得不能再用了。再来月经时，女兵们只好撕扯被子里的棉花做替代品。棉花越扯越少，被子越来越薄；有的女兵的被子只剩下被套。两层薄薄的棉布，如何抵御得了高原的寒夜？

　　十八军康藏工作队的队员方铭回忆说：“身上穿的一套棉衣棉裤，不仅睡觉当枕头和被子，而且还是我们女兵解决困难的贮备库，不方便时就从棉衣裤的破洞里掏棉花当卫生纸用。后来，我棉衣裤内的棉花所剩无几。”

　　年轻的男兵看见女兵中“流行”扯被子里的棉花，起初以为是为了轻装，他们也把自己被子里的棉花给扯了，背着被套行军。女兵们见了又好气又好笑。

　　行军中，必须紧跟队伍。有的女兵来月经，没有办法及时处理，只好任凭鲜红的经血顺着大腿流下。文工团十五岁的男兵徐永亮，还是个不谙世事的男孩。一天，部队爬过一座陡峭的大雪山后，进入一片较为平缓的开阔地，徐永亮突然发现前面队伍走过的雪地上，留下一串血迹，在一片白茫茫中显得那样扎眼。他不禁喊：“啊呀，谁受伤了？在流血！”过冰河时，河面上留下一片鲜红，令人触目惊心！几个老兵回头一看，没吭声。徐永亮往队伍前面快走几步，发现有个女兵的裤脚上一片暗红，血正顺着裤脚滴下来，他忍不住又大喊起来，立即遭到女兵们一阵白眼。徐永亮现在想起来感慨地说，那时候年纪太小，啥也不懂！

　　一天蹚好几条冰河，是家常便饭。有一次，部队一天竟然过了整整二十四道冰河！女兵们的鞋袜和裤子湿了一次又一次，湿了的鞋袜和裤子全靠自己的体温在行军过程中暖干。要是遇上傍晚宿营前还要过冰河，鞋袜和裤子就更难干了。第二天早上，硬邦邦的鞋好像“冰窟窿”！

　　进藏路上，首长能给女兵的特殊照顾便是尽量让出自己的马，让女兵骑上；男兵们能为女兵做的便是过冰河时，把她们背过去。这样的照顾，对谁都不轻松，谁都得咬着牙坚持，可女兵们有时并不领情。

　　喻惠均过雀儿山下那道水深流急的冰河时正来月经，听到岸边男兵们招呼：“来例假的女同志过来，我们背过去。”她头也没回，把背包顶在头上，手抓住竹竿就下河去；心想，被背着过河可不光荣。于是，由男兵领着，喻惠均和战友们三五人一排，手挽手，涉过齐腰深而且冰凉透骨的河流。当我问她们，那时心里是什么感觉？女兵们的回答是：“一种没有输给男同志的自豪感！”

　　宣传队里有两个十四岁的女娃娃兵，一个叫李俊琛，一个叫赵邦玲。一人一个响亮绰号“李头”和“小炮（泡）兵”。

　　李俊琛个子矮，队伍前面要是有个稍高一点的人，就会把她完全挡住，所以行军、排练时，她不是在队伍的最前头，就是在最后头，反正是“头”。虽然领导包括一些年纪大点儿的男兵总是尽量让她少背点东西，可再少也要自己背行包、干粮、武器，还要背乐器和演出用品呀！离开甘孜刚出发时，小女兵们身上背着小山似的行装，个个精神饱满，恨不得一口气跑到拉萨，“把五星红旗插到喜马拉雅山上”！但每天几十里山路走下来，除了头晕、胸闷，脚底打着血泡，上气不接下气，背上更像压着一块大石头；腰里捆着的米袋子里还装着银圆，如灌了铅一般往下坠。

　　赵邦玲，身材最瘦小，身高不足一米五，体重也就七十来斤，背上的“小山包”高过头顶，走在队伍里根本看不见人影。最小号的胶鞋穿在她脚上都还大，脚在鞋子里来回晃荡。很快，她的脚就磨出了泡，接着大泡、小泡连成一片，真成了“炮（泡）兵”。脱袜子时，连皮带肉撕下来，血淋淋一片，疼得她龇牙咧嘴，旁人看得也难受。

　　总有男兵想帮她分担些重量，她却总是不答应。快到山顶时，赵邦玲眼瞅着身边一匹老马滑倒后坠入深谷，倒吸一口冷气，不敢朝下看。她只觉得头上团团浮云在动，呼吸更加急促，整个胸膛好像被压成了一张薄片，脖子像是被什么东西卡住似的。她干脆扯开外衣上所有的扣子，把身子弯成九十度弓形。就在赵邦玲的头越垂越低几乎要扑倒时，突然感到身上的背包动了一下，是那个一路和她开玩笑的男兵要帮她背背包。虽说已累得出不来声了，她还是费力地摇摇头。伴随着前面传来的一声“山顶快到了！同志们，加油啊！”赵邦玲和大伙儿似乎被注入了一针强心剂，拼尽最后一点力气爬上山顶。那里空气更加稀薄，出奇地冷，风像刀子一样刮在人们的脸上。大家挤在一起以防被风刮倒，身上重重的背包这时倒起了点作用。下山时，那“小山包”终于从身上卸下来，垫在屁股底下当坐垫，坐“雪梯”滑下山。

　　在进军行列中的女兵，没有一个愿意做弱者，都是好样的。十七岁的女兵章瑛由于饥饿，营养不良已极度虚弱，全身浮肿，她仍然坚持自己背着背包，不让别人帮助，拼尽所剩无几的气力跟着部队前进。赵邦玲在回忆录中写道：“有一天，走在我前面的章瑛姐姐有点异样，走着走着就开始有点踉跄，像把握不住重心似的。当休息哨声一响，她艰难地扶着树棍坐了下去。确切地说，是僵直地倒下去的。我赶紧上前一步搀扶她，看到她的脚肿得连鞋带都系不上，线袜绽开处露出的脚面皮肿胀透明得像要崩裂了似的，脚脖子肿得同小腿一般粗，膝关节肿得连弯曲都不行，身子直挺挺地躺在地上不能动弹。她闭上眼睛，神情痛苦地用手紧紧地按着胃，嘴巴吃力地干咂着，一口口地咽着唾液。我禁不住眼眶湿润，心想要是现在能找到一点食物多好。我抬头向荒野望去，看到远处好像有点绿色，赶紧跑了过去，竟然看到几撮野韭菜，我立即采摘下来，欣喜地将其送到章瑛姐姐的手上。她用颤抖的手将这救命的野韭菜急切地送到嘴里嚼着，嚼出让人心酸的响声……出发哨吹响了，章瑛姐姐挣扎着要站起来，我搀着她，旁边两位男同志赶紧过来将她扶了起来，背上了她的背包搀扶着她朝前走。可是，她刚刚硬撑着迈了两步，立即瘫倒在地，剩下的几根韭菜还紧紧地攥在她的手中。这时章瑛姐姐胸部剧烈地、不规则地起伏着，她脸色苍白、声音紧促、断断续续地说：‘不、不要……我实在、实在太累、太饿了，让我，让我休息……休息……’声音逐渐微弱飘忽，几近耳语，话还未说完她就闭上了眼睛，两只手慢慢耷拉下来，野韭菜撒落在地，头一歪，停止了呼吸……大家悲痛欲绝，泣不成声，在一个高坡上刨开结冰的冻土，又垒起了一座没有名字、没有墓碑的新坟。

　　据1952年7月的一份部队报告记载，进军西藏两年，在高原执行任务，由于工作紧张，过度疲劳，再加上长期营养不足，部队中患心脏病的情况已非常严重：五十三师1951年一般仅占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1952年变为百分之十；一五七团某些连队达到百分之十五。

　　另一份1953年的报告记载，在亚东地区，1952年8月至1953年4月，一五四团在修建仓库时，曾有大批官兵因维生素B缺乏而患脚气病，脚趾溃疡，糜烂，多达五百余人，占全团的五分之一，死亡八人。患者症状一致表现为腿重无力，手足麻木，饮食不振，便秘，腿渐肿，动辄心跳、恶心呕吐，尿少……西藏军区卫生处张副处长把青稞粒在水中泡一周左右，待发芽再磨成浆，给战士们喝。用此方法后，情况逐渐改善。该报告还记载，对拉萨附近部队进行体检调查，发现心脏扩大的战士约占百分之十，劳动强度大的连队有的达到百分之三十三。高原感冒患者最多，上呼吸道感染多，其他如患大叶性肺炎、失眠、胃口不振、肠胃病、头昏痛、关节炎等病的也很多。在对随军的三百七十一名儿童检查中，二十九名有病，属于心脏方面问题的有二十三名，肺部有病的有五名，死亡二十五名，死亡的儿童中心脏病占多数。女同志月经几乎都有改变，怀孕后流产的较多，新生儿体重较轻，等等。尽管这些报告在当时的条件下，统计数字可能会有误差，但没有人会再去追究这些细节，没有人会怀疑其可信度。这些报告中的每一个数字，都触目惊心；每一个百分比，都代表着一个个团队、一个个个体、一个个故事。在如此大规模、如此高海拔的长途跋涉中，经期、怀孕、流产、疾病、残疾……哪一种都可能导致终生病痛。

　　我一直在想，这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到底用什么精神在支撑着自己的身躯艰难挺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