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年进藏的随军新闻队伍中，有一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等专业媒体的“正规军”。这些编辑、记者，组成了一支支报道组，活跃在雪山之巅、筑路一线，以及每一个被使命感驱使而去的最前线。“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人，是时代的哨兵。他们脚踏实地记录了伟大时代的篇章。”时任新华社随军记者的边绥说：“在长期建藏的岗位上，我奉献给故乡和亲人的是远方的思念，奉献给祖国的是勤奋和忠诚！”

　　边绥的家乡在甘肃。上学时，西藏对她来说似乎是一个遥远的梦。1951年，十八军独立支队组建，新华社西北总分社派出边绥等三人组成的记者组随军进藏。虽然是和平进军，但当时仍有土匪流窜青海草原，西藏地方政府仍布重兵于藏北重镇。因此，独立支队各大队和部门都配备了长短枪支。作为随军记者经常需要单独活动，因此每个记者都配了一支枪。唯一的女记者边绥佩带的，是出发前新华社送的一支小手枪。

　　边绥写道：“在藏北草原牧民的帐篷里，在拉萨河、年楚河和尼洋河畔的农舍里，都留下了我作为记者的足迹。行军途中，无论是在沼泽遍布的黄河源，还是水流湍急的通天河，记者组都在第一时间采写官兵们英勇奋战的事迹。”

　　1951年11月4日，独立支队终于胜利进驻藏北重镇黑河。第二天，新华社总社即广播了记者组采写的《独立支队抵达藏北重镇黑河》的消息，同时播发了班禅额尔德尼慰问部队的贺电。此后，《西北入藏解放军到达拉萨》《由西南、西北进驻拉萨的解放军的两支部队举行会师大会》《西北各地少数民族民工积极支援进藏部队》等消息，也相继被总社采用。

　　除了新闻“正规军”，在部队里还活跃着一批部队自己培养的宣传报道人员。当1950年初十八军刚接受进藏任务时，各师团就将报纸的名称一律改为“战”字头：《战线》《战胜》《战利》《战旗》《战声》《战友》……进藏路上，这些师团级的“流动报馆”用的都是老旧的军用收音机、油印机，加上一些蜡纸、油墨，就是出报的全部家当。可要论新鲜及时、贴近现实等绝不输给今天现代化的大报。来自部队的采编人员，采写来自部队第一线的稿件，在长途跋涉的行军中，各项指示、好人好事、生活小事，总会在第一时间跃然纸上。每天一边行军，一边收集稿件，晚上宿营后就趴在烛光下编辑，再交给油印组刻写印刷；第二天早上行军时，提早出发，赶到部队最前边，把报纸发放到官兵们手中。“发行任务”完成了，又随部队继续前进，继续收集稿件，准备第二天出报。这就是时任一五五团《战利》报记者焦东海记忆中雪域行军每天的“报馆节奏”。

　　有时印完报纸刚睡下，被子还没焐热，起床号响了。再困、再累，也得赶紧起床，随队出发。“流动报馆”除了人员是固定的，办公地、出报地总是随着行军而变，焦东海最难忘的，是在风雪瓦合山上出报的经历。

　　海拔五千多米高的瓦合山，有好几个山头，一天根本爬不完。部队宿营在两个山头之间，苍茫一片，全是积雪，连一棵小草也看不到。幸亏大家在山下捡了一些干柴，否则连吃饭都成问题。《战利》报的同志们扒开积雪，架好帐篷，整理好住处，便开始一边埋锅做饭，一边紧张出报。焦东海和刻钢版的同志把背包放在积雪上当桌子，又拿来几个背包作椅子。这时天还未黑，夕阳西照，白雪辉映，反射光线很强，为了保护眼睛，大家戴着风雪镜开工。那景象，也许是世界上最奇特的“报馆”工作场景了。

　　正当大家忙着工作时，一片乌云压来，雪粒夹着冰雹从天而降，打在脸上像刀割一般。大家赶紧收拾东西，躲进帐篷，继续工作。

　　天黑了，雪粒和冰雹不停地敲打着帐篷，仅有蜡烛照明的“报馆”里，编稿的、刻钢版的、记录新闻的都连夜奋战。焦东海写道：“我编完稿就睡了，可是搞油印的同志不能睡，这时他们的工作才刚开始呢。他们什么时候完成任务的，我全然不知。第二天天不亮，一声号响，我起来一看，报纸已全印好了。当我们把报纸发到部队时，战士们都说：‘哎呀，在雪山上你们还能出报，不简单。’这是我第一次雪山办报的经历，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挺自豪。”

　　十八军宣传部宣传干事张成治，随十八军先遣支队从昌都向拉萨进军途中，是油印小报的收音员。先遣支队从昌都出发的第二天，第一张油印小报就诞生了。此后，每隔两三天，就要出一期。每天下午一到宿营地，张成治搭好帐篷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架好天线，把收音机接上干电池，调试好，准备夜里收音。

　　无论是大雨滂沱，还是风雪交加，张成治都是如此。在万籁俱寂的深夜，他点燃一支蜡烛，守在收音机旁，全神贯注地抄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报的新闻。然后，这些新闻就将刊登在手工刻写的油印小报上。十八军官兵们就这样“听”到来自万里之外的资讯。晚上10点开始收音，往往很不顺利，“我们就像在复杂的敌情下打游击似的，不得不采取各种办法来克服高原恶劣气候造成的困难。”尤其是在雪山脚下宿营时，收音干扰特别强烈，杂音很大，声音失真。收音机里的声音断断续续。张成治一面抄收，一面频频调整收音机旋钮，还是无法将新闻完整记录下来，只能把收到的段落大意整理改编成短讯。有时，夜里根本接收不到电波，他就在第二天宿营后再收听，将强记、速记下来的主要内容编成简讯，保证出报需要。

　　翻越海拔五千七百多米的丹达山时，夜里气温降至零下二十度左右，张成治和负责刻写、油印的战友依然在冰冷的帐篷里坚持出报。钢笔冻得不出墨水，写不出字来，就先揣进怀里暖一阵，再拿出来写，两支笔交替使用。手指冻得僵硬、生疼，放在嘴边哈上几口气，继续干活。张成治每天夜里收音、编稿，深夜以后才能睡觉，清早随部队一起起床，每天跋涉几十公里路，睡眠严重不足。为了保证晚上收音时全神贯注、准确无误，张成治养成了一个习惯，行军路上只要听到休息哨音响起，马上往高处一躺，哪怕只有十分钟，也得睡上一觉。

　　惠琬玉是随十八军独立支队从西北进藏的，她也有一段难忘的收音员经历。一天宿营后，通信员给惠琬玉送来一张纸条。她打开一看，是独立支队指挥员范明写的：“抄收记录新闻的同志，希望把你的字写得工整一点，否则你的外国字我就不认识了。”年轻的惠琬玉对工作和荣誉看得比什么都重，这张纸条使她难受得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下来。其实，字写得歪歪扭扭有客观原因——那天深夜，风雪交加，气温骤降，冻得她直打哆嗦，冻僵的手就是不听使唤。她暗暗责怪自己，如果第二天一早重新誊写一遍再交稿就好了！

　　部队抵达藏北重镇黑河休整期间，惠琬玉抄收到一条令她激动无比的新闻，她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用清脆悦耳的声音播报：“我中国人民解放军从西北进藏的部队，越过千山万水，排除种种困难，已经胜利到达藏北重镇黑河。”这是行军数月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次向全国、全世界广播人民解放军从西北进藏的消息！第二天，这一消息通过惠琬玉他们编写的《草原新闻》在部队传开，官兵们一片欢腾！能在“众人皆睡我独醒”的时分，第一个听到并记录下这条消息，再把它传播开来，那种幸福的感觉，惠琬玉一直记忆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