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萨是一个古老的城市，是西藏地方的首府，藏传佛教圣地，也是西藏政治、宗教和文化的中心。它始建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时期，至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当1951年部队来到拉萨的时候，这座城市的贫困和破败出乎人们的意料。那时候的拉萨除了大昭寺周围的八廓街，几乎没有一条像样的街道，也没有任何公共服务设施，没有路灯，除了井水、河水以外，没有供水和排水设备。街头经常看到因冻饿而死的人的尸体，还有乞丐、囚犯和成群的狗。大昭寺西面是叫“鲁布邦仓”的乞丐村，小昭寺周围也是乞丐聚合地。当时乞丐竟有两千人之多，占城市人口的十分之一。

　　当时，部队即将进入拉萨，贵族们定出苛刻条件，规定每匹马在拉萨每天啃地面的青草，要付两块银圆。为顺利进入拉萨，减轻牲畜草料费用的负担，十八军决定：除军首长的乘骑、通信员用马和驮载火炮的马匹外，所有骡马都集中起来，编成骡马运输队，留在德庆地区放牧，不得进城。

　　1952年2月10日，西藏军区成立。按照中央军委命令，以十八军机关为基础组建西藏军区机关。西藏军区成立后，1952年3月7日，第十八军番号即行撤销。西藏军区的成立和西藏地方政府官员担任军区领导职务，在西藏上层和群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达赖喇嘛为祝贺西藏军区成立，特地送来了“汉藏亲密的太阳永照不灭，愿所发的祥光永衬地上”的锦旗。在中央“慎重稳进”方针指导下，如何争取和稳定上层大多数，成为一个重大而紧迫的问题。西藏工委和军区把工作重点之一放在争取上层人士，

　　孤立亲帝分裂主义分子上。展开了广泛、深入的联系活动，座谈，访问，随意交谈，耐心等待他们觉悟。

　　中央代表张经武、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率队朝拜布达拉宫和拉萨三大寺（哲蚌寺、甘丹寺、色拉寺），看望喇嘛和群众，散布施，献哈达。他们逐个走访西藏地方政府的噶伦、扎萨等主要官员和几个大寺庙的活佛、堪布，给他们赠送礼物，宣传《十七条协议》精神，解释中央人民政府的政策，促进了相互理解，初步建立了联系，团结了一些上层爱国人士，争取了中间分子向共产党、解放军有所靠拢。与此同时，组织广大指战员为西藏人民群众做好事，助民劳动，担水，扫地，放电影，演节目，为群众免费医疗，发放布施，发放无息贷款，等等。这些举措立时轰动拉萨，传到各地。

　　按照《十七条协议》的规定，西藏和平解放后，仍保留着政教合一的僧侣贵族专政和封建农奴制度，达赖喇嘛的地位和职权继续维持，地方政府各级官员照常供职。在这种特殊的两制并存时期，西藏的行政权力都掌握在原上层统治者手中。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虽按《十七条协议》的要求，接受了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的事实，但分裂主义分子极不情愿执行《十七条协议》的具体事宜和支援驻藏部队的工作。

　　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开始急剧分化，但拥护《十七条协议》的爱国上层人士仍为少数；中间力量对《十七条协议》有待于进一步理解，对人民解放军的到来尚有顾虑，谨慎地观望事态发展。藏族人民群众还不了解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政策，仍受控于三大领主。以司曹鲁康娃为首的几个握有实权的顽固的分裂主义分子打着民族、宗教的旗号，造谣生事，威胁恐吓爱国人士，扰乱社会治安。反动分子侮辱谩骂我方外出的人员，投掷石块，向解放军寻衅闹事，甚至破坏军用设施。他们组织所谓“人民会议”请愿团，公开反对《十七条协议》。他们暗地里控制西藏地方政府，哄抬物价，扰乱市场，不向解放军出售粮食。他们还同时调动藏军，占领拉萨市内制高点，包围中央代表的驻地和阿沛的住宅，策动并组织军事骚乱，企图赶走解放军，破坏《十七条协议》的落实。

　　一时间，拉萨城内谣言四起，商店关门，人们无法正常生活，形势非常紧张。军区领导根据中央的指示，保持高度警惕和戒备，及时调动部队进驻拉萨地区，以防骚乱。张经武、张国华利用各种场合向西藏地方政府的官员和人民群众讲解《十七条协议》，同时摆事实讲道理，对鲁康娃等人的行为进行揭露和严厉地批驳。

　　1952年4月8日，中央代表张经武应达赖喇嘛邀请赴布达拉宫商谈拉萨局势的问题。

　　布达拉宫是达赖喇嘛居住的地方，也是西藏政教合一的神经中枢，那里戒备森严，既有藏军，又有武装僧人，全部荷枪实弹。在那种情况下，去？还是不去？所有同志都为张代表的安全担心。

　　经过深思熟虑后张经武说：“不论出现什么情况，我都必须前往布达拉宫，向达赖喇嘛当面讲明中央的态度和我们的立场，同他共同商讨处理办法，表示我们对他的尊重。这样既可以争取团结达赖喇嘛和上层人士，也可以教育西藏广大人民。”“我们要力争和平解决，要做到仁至义尽。”张经武还分析了清朝第七十八任驻藏大臣被杀的原因，在于当时清朝在西藏没有驻军，并着重指出：“现在我们有解放军驻在西藏，我是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又是达赖喇嘛约请我去的，谅那些反动分子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我看他们没有这个胆量”；“但如果我回不来，我将和达赖喇嘛一起在布达拉宫观看同志们的自卫还击作战，你们的胜利越快，我平安返回的可能性就越大。即使万一被害，也是为革命、为西藏人民而牺牲的嘛！”军区为保障张经武的安全，做了周密部署。张经武带着翻译彭哲、保卫干事李天柱和警卫员李永柯进入布达拉宫。

　　张经武见到达赖喇嘛，立即帮助他分析情况，并严肃地揭露躲在幕后、暗中制造骚乱的两司曹鲁康娃和洛桑扎西的行径，表示只要不再骚乱下去，除少数敌特分子外，其余一律不予追究。

　　在军区作战室里，司令员张国华、政委谭冠三、副政委王其梅、参谋长李觉等军区首长密切关注着张经武进入布达拉宫的情况。军区机关、部队和炮兵营的指战员都做好了充分的战斗准备。

　　杨一真回忆说：“李觉参谋长急忙把我叫出作战室，对我说：张代表已经出发了。现在交给你一项重要任务：马上带上望远镜和信号枪到西面广场小河边等候。如果张代表在布达拉宫发生意外或被扣留，跟随他的保卫干事即会从布达拉宫顶上朝南的中间窗口里伸出一面红旗或发射三发信号弹。这时你也要发射三发信号弹，作为我们部队发起反击的信号。事关重大，希望你认真观察，千万不可疏忽大意！”杨一真说：“当时，我的心情有点紧张。我立即做好了准备，奔到小河边，集中全部注意力，用望远镜一直瞭望着布达拉宫的每一处地方。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突然从布达拉宫东门内走出一个身影，当断定是张代表平安地从布达拉宫出来时，我急忙奔到作战室报告：张代表从布达拉宫回来了。”

　　守候在作战室的张国华、谭冠三等首长这时才松了一口气。

　　那段时间，张经武、张国华在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各种会议上，都提出严正交涉，表明要彻查鲁康娃和洛桑扎西两司曹的态度，同时公开地说明军区调动部分部队到拉萨的情况和目的。在他们坚定的立场和事实面前，噶厦政府的态度开始软化。

　　1952年4月27日，达赖喇嘛下令撤去鲁康娃和洛桑扎西两司曹的职务，宣布“人民会议”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

　　《十七条协议》第五条规定：“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第六条规定：“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系指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彼此和好相处时的地位及职权。”为了更好地执行《十七条协议》，中央当时决定在时机成熟时护送班禅返回西藏。

　　1951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从西安到达西宁，代表毛泽东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和西北军政委员会专程前往欢送班禅启程返藏。习仲勋还前往塔尔寺看望班禅并转达毛泽东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对他及其一行的问候。

　　堪布会议厅举行了有一千余僧俗群众参加的欢迎大会。班禅在大会上致辞说：如果没有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与全国各兄弟民族的热诚帮助，西藏和平解放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返回西藏也是不可能的。

　　会后，习仲勋又在班禅的住地同他进行了亲切的谈话。习仲勋建议班禅回西藏后不要着急，要照顾全局，首先要搞好藏族内部的团结，这样西藏各方面的工作才有希望。

　　经过将近四个月的跋涉，1952年4月12日，班禅在西北局和西北军区派出的一行人员陪同下平安到达拉萨。第二天，班禅在布达拉宫拜会达赖喇嘛。这是自从九世班禅与十三世达赖喇嘛失和以后，班禅离开西藏二十九年（1923年至1952年）后，双方重新恢复友好关系；也就是毛泽东主席说的，西藏民族内部的团结问题得到了解决。这是西藏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事。

　　十八军独立支队从青海护送班禅回藏的牙含章清楚地记得，他护送班禅回到久别的日喀则扎什伦布寺时，各地属民前来欢迎的多达五六万人。“当我们进城时，群众情绪激昂……扎什伦布寺的喇嘛和日喀则的市民们，自发地用红布或红纸做了许多五星红旗。全市家家户户，寺中每一僧舍，无不红旗招展。在扎什伦布寺的每一处经堂和僧房中，高挂着毛主席的画像，这些画像都安放在与释迦牟尼像并列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