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7月，抢修甘孜机场时董宏侠因临近分娩住进了军医院。那时，部队尚未来得及建立正规医院，因陋就简，把山坡上较为集中的数间藏民的房子作为临时医院的房舍；把被牛粪熏得黑黑的房子打扫干净，支起门板做病床，就算是病房了。公路才修通部分路段，物资运输困难，医疗器械及药品多数情况下只能应急。

　　随着婴儿的第一声啼哭，护士将一个男婴抱到董宏侠身边。她充满爱意地看着孩子被“解放”的小手小脚手舞足蹈。伴着啼哭，孩子微睁的眼睛上方的八字眉，高鼻梁，薄嘴唇，简直和他爸一个模子倒出来似的。董宏侠忧虑地注视着因营养不良而显得瘦小的孩子：“他能适应高原吗？我养得活他吗？”她把孩子小心地抱在怀里，轻轻地抚摸着，亲着他那红红的有皱褶的小脸。

　　每一个在高原孕育过新生命的女兵，都格外能体会到做母亲的不容易。从怀孕起，就必须经受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董宏侠写道：“一次次的转移行军，背上的背包、米袋少说也有三四十斤，没怀孕对我来说不算回事，可怀孕后随着小生命长大，腿就像灌了铅似的，走起路来不那么利索了。遇到泥泞下雨天，地上的黏土专门和我作对，紧紧地黏在我的鞋上不让我走，有时还和我恶作剧，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把我拉倒，我忍受着疼痛，咬着牙手撑着地吃力地爬起来，一跛一拐疾步走入部队行进的行列。小东西没有被摔伤，和我一样顽强，还不时调皮地在肚子里折腾。”

　　儿子终于来到了这个世界，董宏侠感到如释重负。哪知道仅仅三天的时间，一个原本先天不足的小生命承受不住寒冷、缺氧的打击，悄悄地告别了这个世界。孩子的爸爸外出执行任务，还没来得及和孩子见上一面！一个星期后，毫不知情的爸爸冲进病房……夫妻俩怔怔地坐着，相对无言。时间凝固了，不知过了多久，一个沉重而痛苦的声音响起：“宏侠，不要难过，想开点，还有好多事等我们去做呢……”

　　李碧苍和妻子黄素民一起进藏，李碧苍任五十二师政治部宣传队队长，黄素民一直在拉萨的军区后勤部任打字员。

　　1957年，黄素民生的第一个孩子是男孩，夫妇俩高兴地给孩子起名字叫“世峰”，“世界高峰”的意思。不久，李碧苍调到日喀则工作，不在妻儿身边照顾。孩子刚满月，黄素民就抱着孩子，坐着牛皮船过雅鲁藏布江去找他。因为高原缺氧，孩子哭了整整一天，看着他喘不上气来的样子，二十一岁的黄素民来不及去找孩子的爸爸，抱着孩子跑到日喀则医院求救。黄素民说：“孩子到了那里已经快不行了，一吸氧就咯血……孩子最终没能救过来。孩子没了，我自己一路不知道是怎么走回团部的……”孩子只活了四十天，黄素民伤心欲绝。

　　四年后，李碧苍又调至林芝农场工作。在拉萨一直坚持工作到怀孕八个月时，医生叮嘱黄素民必须休息。她想起生第一个孩子的经历，一心想着去林芝农场，孩子出生的那一刻，有丈夫的陪伴比什么都重要。

　　1961年2月，在一位朋友的帮忙下，黄素民找到一辆可以搭乘去林芝的大卡车，她带着分娩和坐月子需要的东西上了路。中途在皮康兵站歇脚，黄素民无论如何也没想到，那一天，差点成了她和肚子里的孩子生命的最后一天。

　　天不亮，黄素民开始腹痛。不到7点钟，黄素民就要生了。偏偏不凑巧，兵站唯一的医生送病员到拉萨去了，兵站里没有人可以帮忙。兵站的木板房子里四面透风，孩子生出来四十分钟，还没有找到人来帮忙。黄素民绝望地看着那个刚刚出生、脐带仍然与自己连在一起的小生命。孩子，你能活下来吗？

　　兵站的人好不容易找来一个路过部队的司药，他年纪轻又不懂临床医疗。小司药勉强帮黄素民把孩子的脐带剪断，用布把孩子包起来。直到第二天凌晨4点多钟，闻讯赶来的李碧苍才出现在黄素民的面前。虚弱的她，一整天只喝了一碗红糖水，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那小小的新生儿此时已冻得全身发紫，口吐白沫。附近实在找不到会救助的人，李碧苍只好抱着母女俩坐车赶往林芝，那里有参加平叛的五十四军一三四师卫生营。从皮康到林芝两百多公里的路，一路颠簸走了近六个小时，路上黄素民一直出血不止，垫在她身下的军大衣几乎被鲜血全部浸透。到卫生营时，黄素民由于失血过多，已经出现心力衰竭和休克。卫生营的医疗条件有限，没有血库，怎么办？医生们到附近部队、农场找来了四十多个战士，现场验血、献血、输血。经过抢救，黄素民缓了过来。

　　卫生营没有新生儿温箱，只好把奄奄一息的孩子放在一个自制的小木箱里，摆上六个温水袋，替代新生儿温箱，再由四个特护轮流照顾治疗……孩子活了下来。夫妻俩给这个有顽强生命力的孩子取名“李韧”。

　　来自西藏军区成都保育院半年一次的汇报信，曾经是身在拉萨的杨一真和王孟真获悉儿子身高、发育情况的唯一渠道。“每次收到信，我就要哭半夜。”直到现在，王孟真一说起来，眼泪还是差一点夺眶而出。

　　“那时，不管是因为想念孩子，还是因为汇报信上的坏消息，每次收到信都会大哭不止。老大是个女孩，孩子才十一个月大时，就离开我们送到成都保育院。分别时，孩子在屋里面哭，大人在屋外面哭。我们想要了解孩子的情况，只有通过保育院每半年一次的汇报信。我们的孩子到一岁半还不会走路，后来才知道是缺钙，髋关节脱臼，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直到大女儿六岁时，杨一真才把她从成都保育院接到拉萨，一家人团聚。

　　舞蹈《洗衣歌》的创作者李俊琛直到晚年，看见别人亲热地抱着孩子和孩子玩，还是会特别心酸。孩子出生后到三岁，这一段本该是母子相处的最美妙的时光，但对李俊琛来说，却是一片空白。孩子的许许多多第一次，她永远地错过了，成为她终生的遗憾。

　　1958年8月，李俊琛回河南开封老家生完孩子，很快撇下儿子匆匆赶回拉萨执行演出任务。三年后，她有幸被选派到北京参观学习，期间有短暂的两天假期，终于能顺路去四川大邑的军区保育院，看望自己托人送到那里寄宿的儿子！

　　李俊琛赶到成都，搭上去保育院的班车。眼看就要见到儿子了，却出现了意外。班车途经一部队医院时，一个女兵招手搭车。可当班车停到保育院门口时，保育院的领导却挡在车前，不让司机开门，车上的人一个都不能下来！原来刚才搭车的女兵是正在住院的传染病患者，部队医院正到处找她，想到她可能来保育院看孩子，赶紧通知了保育院。

　　李俊琛听说不许下车，急得直冲到车门前，司机不敢开门，她控制不住大声地喊起来：“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我是从拉萨过来的，三年没见儿子了！”李俊琛大哭起来，激动地用拳头打车门，边打边哭：“我孩子生下二十八天就离开了。我还要去北京学习，没时间了，没时间了！你们怎么这么狠心啊！我要看我的儿子！”最终，保育院决定给车上每个人采取消毒措施后才放行，让李俊琛排在第一个。

　　孩子被领出来了。李俊琛冲到儿子面前，抱住他，泪流满面，贴着他的小脸亲了又亲，没想到儿子却吓得哇哇大哭，拼命从她怀里往外挣，又跑回保育员身后，生气地看了她一眼后把头转了过去。

　　那一刻永远定格在李俊琛心里：“我特意买了糖哄孩子，可孩子根本不认我，给一块糖让他叫‘妈妈’，他还是叫‘老师’。”后来，李俊琛不想再和儿子分开，硬把儿子接到了西藏。孩子爸爸也在军区文工团工作。回到西藏，李俊琛高兴地带儿子去看演出，指给他看哪个是“爸爸”。谁料，儿子指着台上一群男演员说：“好多爸爸喽！”“那时孩子认为穿军装的解放军都一样。”她说。“大儿子今年五十岁了，到现在跟我在一起还是很客气，从小就没有撒过娇……”

　　“我们小时候不能和父母在一起”，“总是住幼儿园、学校，没人接”，“父母亲都在西藏”……“他们在西藏”，这是绝大多数进藏部队人员的子女两三岁就懂得的事情，但是西藏在哪里？他们不知道，只知道父母为了西藏必须离开。感情上的疏离，也许可以通过时间慢慢拉近；而孩子们因父母的原因，落下的残疾，那些早逝的小生命，对许多“老西藏”来说，是永远无法弥补的伤痛。作为女人，作为母亲，那是一种痛彻心扉的情感，是一种难以割舍的亲情……为了国家领土的完整，为了更多人生活得更好，他们把这一切都埋在了心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