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桑原来的名字叫格桑，她的父母分别是西藏山南贡嘎县两个农奴主的奴隶。按照西藏旧法律，首先，奴隶的孩子生下来就是奴隶；其次，如果男女奴隶分属不同的主人，生女孩归属于女奴的主人，生男孩归属于男奴的主人。巴桑的父母共生育两女三男。这样，巴桑和她的姐姐归属巴桑母亲的主人家所有，她的三个弟弟归属父亲的主人家所有。巴桑的母亲早逝，小弟夭折，巴桑的父亲带着几个孩子艰难度日。待孩子们慢慢长大一些，到了能干活的年龄时，先后被各自的主人叫去当奴隶，姐弟四人天各一方，孤苦伶仃。幼小的巴桑远离故乡，在拉萨的农奴主家里不分白天黑夜地干活，挨打挨骂是家常便饭，没有一点做人的尊严。

　　1956年，巴桑十九岁，她还是女奴，什么都没有改变。哲蚌寺对面就是军区八一农场和西藏工委七一试验农场。农场里有许多藏族工人，他们每天上班，下班，唱着歌走来走去，无忧无虑，其中还有巴桑很要好的朋友。

　　巴桑主人的庄园所在村里，有解放军的小分队。有时巴桑会坐在一边听解放军给穷孩子讲故事。听得多了，巴桑产生一个大胆的新念头，要投奔解放军，要寻找自由。

　　原本想约几个奴隶一起逃跑，可是万一被发现怎么办呢？农奴主肯定饶不了她，还会连累别人。要跑，一定要往远处跑，否则农奴主找解放军要人怎么办？藏历七月初，人们正忙着准备过“当巴伦布”节，忙忙碌碌，仓库门没有关。巴桑趁着黑夜，忍着刚被痛打后的伤痛，偷偷摸出门向远方跑去。她身穿一件破烂的藏装，腰上系着根牛皮绳子，光着脚，躲在对面的山上。逃到哪儿，解放军才会收留她呢？她想起当雄。当雄就在青藏公路边上，听说解放军在那里修机场。她白天不敢走大路，只好翻山越岭走山路。天黑后下山，再从大路上走。饿了，摘地里的豌豆角和山上的野果子充饥；渴了，喝山沟里流下来的水；困了，找个避风的地方打个盹，醒了之后继续往前走。一天晚上，她走在大路上，边走边想：一定要改个新名字，那样没人知道她是谁、她在哪儿。她仰头看天，忽然看到了金星，藏语里的“嘎玛巴桑”。就这样，她给自己改了名字——巴桑。

　　走了五天六夜终于到了当雄。巴桑找到解放军说，自己是孤儿，没有家，求解放军留下她，哪怕做小工。刚好解放军在拉萨北郊盖房子，第二天早上，解放军用汽车送巴桑回到拉萨北郊，当了小工，先在炊事班帮忙挑水、烧火和洗碗，后送她学医。她汉语太差，无法与老师沟通，又安排她去学文化。总在拉萨附近转来转去，巴桑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生怕被原来的农奴主发现，再抓她回去。第二年，中央决定在内地办学，为西藏培养民族干部，要学员们自愿报名。巴桑高兴极了，恨不得马上离开拉萨的她急不可待地跑去报名。

　　1957年国庆节刚刚过去，巴桑就到了内地。1958年9月15日，巴桑读书的那个学校在陕西咸阳正式命名为“西藏公学”（今西藏民族学院），学制六年。从此，巴桑真正新生了。她就是后来成为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共中央委员、中纪委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的巴桑。

　　布德是藏北那曲地区巴青县拉西乡的牧民。巴青县偏僻贫困，布德一家常年住在羊圈里和牛羊一起睡觉。一年四季，布德都穿件爬满虱子的光板破羊皮袄，任凭刮多大的风，下多大的雨雪，都得去给牧主放羊。碰上大雪天，他又累又饿，生了病，出门晚了点儿，牧主管家就对他又踢又打。他光着脚走在雪地上，脚冻得裂开口子，鲜血直流。一天晚上，两只小羊羔被狼叼走了，管家不由分说，一边用皮鞭狠狠地抽打布德，一边呵斥他，硬揪着布德趴在地上吃他的大便。布德痛苦地说：“那时我还不如一条狗！狗还能吃饱，我很少吃饱，狗有自由，可以随便跑，我连点自由都没有。”

　　西藏和平解放，解放军来到那曲地区。1954年，青藏公路修建指挥部组织以转业军人为骨干的养路段，索县公路养护段在森林地带办了红旗林场，招收藏族农牧民当工人，布德就是其中一员。他第一次有了做人的权利，第一次按月领到工资，生活有了保障。

　　1959年初，以索县哲热本和绒布寺基索（管财务的上层喇嘛）为首的叛乱武装，杀害了林场负责人王宪章和会计邓宜宾，包围了林场。那时林场有干部、职工三十多人，叛匪数十倍于他们。大家虽英勇奋战，但粮食弹药越来越少，防御阵地日益缩小，情况十分危急。场领导决定派两名藏族工人化装成当地牧民，向驻扎在安多的部队送信求援。

　　任务落在二十七岁的布德和另一个工人身上。他俩换上羊皮袄，怀揣救援信，趁夜深人静，混出第一道封锁线。在第二道封锁线碰上了三百多名叛匪拦路盘问。布德沉着地回答说，自己是巴青牧民。另一工人却禁不住叛匪的威胁，承认他俩是林场工人，是给解放军送信的。

　　闻听此话，布德迅速将信塞进嘴里吞了下去。匪徒气急败坏地把布德捆起来，并把他绑在马的后面，让马拖着飞跑；还把五六十斤重的盐口袋绑在他的脚上将他悬空吊起，扒光他的衣服，用皮鞭狠狠抽打他。一道道血印布满全身，鲜血往下滴淌，叛匪基索边打边问：“你是藏人，达赖喇嘛才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吃糌粑的藏人要起来反对吃大米的汉人。我只问你两条：你是跟达赖喇嘛走，还是跟毛泽东走？你是吃糌粑，还是吃大米？”

　　布德毫不屈服：“我当然跟着毛泽东走！糌粑、大米我全吃！我倒要问你：汉人究竟有什么不好？为什么要反对汉人？”基索狂叫：“给我狠狠地打！看他跟毛泽东走，看他吃大米去！”布德被打得皮开肉绽，失去知觉。匪徒更加歇斯底里：“不能让他这么便宜地死，让他慢慢死！”基索接着命令：“先挖他的眼珠！”叛匪把布德放下来，解开绳子按倒在地，将一块凹形圆石重重地扣在布德头顶上，并重重地敲打石头，布德的两只眼珠被压挤出来。基索残忍地用铜匙扎进布德眼眶，恶狠狠地挖出眼球，抽出小刀将眼眶和眼珠间的筋肉割断，又将烧得滚烫的酥油浇进布德的眼眶里。布德晕死过去，匪徒们仍凶恶地朝他的头踢来踢去，狞笑着吼叫：“看你嘴还硬不硬？”布德被踢醒，恍惚中听他们说：“明天剁他一个手指，后天再剁一个，十天剁他十个，叫他慢慢死！”而此时的布德心中只有一个念头：“金珠玛米一定会来救我，一定会消灭这帮匪徒！一定要坚持住，活下去！”

　　这时，军区已获悉林场被敌人围困的消息，派出部队火速增援索县绒布区，打跑了叛匪，解救了林场。

　　战后，索县公路养路段段长崔鸣琴派人寻找送信未归的布德，他们在哲热塘官寨的大门口发现了他。三天三夜没吃没喝的布德已奄奄一息。部队立刻将他送往那曲医院抢救。经过三个月的治疗，布德虽然身体恢复了健康，但双目已永远无法重见光明了。布德紧紧地抱着解放军说：“敌人挖掉了我的眼睛，但我还有耳朵听党的话，还有手干革命，还有腿走社会主义道路！”

　　1960年，布德在北京曾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后来，布德被选为拉西乡乡长。1965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任乡党委书记、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2005年9月13日，布德在西藏巴青县逝世，享年七十三岁。

　　1926年，次仁拉姆出生在山南隆子县桑昂曲林一个破牛棚里。很小的时候开始阿妈就背着她给农奴主干活。次仁拉姆六岁开始给农奴主看孩子，八岁上山打柴，但凡不合农奴主的意，就会被鞭子抽得身上道道血痕。隆子县的冬天特别寒冷，没有铺盖，依偎着阿妈取暖，阿妈紧紧地搂着她，泪水“嗒嗒”地落在脸上。次仁拉姆十二岁那年，她和阿爸阿妈分别被卖给两家农奴主。和阿妈分手时，阿妈看小拉姆身上只披着件破毡片，哭着脱下仅有的旧氆氇披在女儿身上；次仁拉姆大哭着死命抱住阿妈的腿，不肯分开，却硬被拖走，来到雅鲁藏布江北岸的乃东宗结巴乡。她没有想到，从此再也见不到阿爸阿妈了。

　　“即使雪山变成酥油，也是被领主占有；就是河水变成牛奶，我们也喝不上一口。生命虽由父母所生，身体却为官家占有。”

　　次仁拉姆二十多岁了，她爱上了一个朗生，怀上了他的孩子。领主发现后，大骂并赶走了她的爱人。孩子生在牛圈里，这孩子和次仁拉姆是一样的命运。孩子缺奶，总是啼哭，领主讨厌小孩哭，就用鞭子抽，大人小孩一齐打。一次孩子哭，领主硬把烂鞋子塞进孩子嘴里，次仁拉姆很伤心，但她无法保护自己的孩子。

　　1959年，解放军平息叛乱的过程中，开始了民主改革，解放军和工作组来到了山南隆子县。次仁拉姆悄悄地观察了他们好多天，他们衣着朴素整洁，说话和气，哪里像谣传中的那种坏人？那天晚上，她生平第一次吃上工作组带来的白米饭，第一次听到了“平等，自由，当家做主”，好像一股甘甜的清溪流入心田。

　　土改开始，次仁拉姆分到三只绵羊、一头奶牛、一间房子、一个水磨和六亩地。她的泪水止不住地流，这是幸福的泪水。“活菩萨啊！”次仁拉姆找到工作组说，“我想加入你们的组织。”

　　1960年，次仁拉姆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第二年，她被选为结巴乡党支部委员。那时，乡长宣布可以自由组合农业互助组，忙乎了一天，最后剩下了十一户最穷的人家，没人愿意和他们一起干。包括次仁拉姆在内的这十一户都是原来的朗生。有人难过极了，说：“能飞的都组织起来了，剩下的都是过去住马厩的。”这十一户分到的所有东西加起来还不如两户中等翻身农奴的多。奴隶在农奴主家做杂役，没有农业耕作经验，难怪别人不找他们。晚上，大家都聚在次仁拉姆家里：“维啦（大姐），怎么办呢？”次仁拉姆说：“只要大家拧成一股绳，羊毛也能捆住狮子，不要看兔子腿短，一样可以翻越高山。”大伙说，旧社会没有饿死我们，困难再大也比旧社会强。

　　十一户奴隶联合起来办“穷棒子互助组”，引起巨大震动。有人讥笑说：“小鸟再欢，身上不过二两肉；轻飘的炊烟经不住风吹；一人穷，十个捆在一块更穷！”次仁拉姆不在意人们的议论，他们咬紧牙关干自己的事。关键时刻，乃东县委和县政府给予他们支持和物质帮助，大伙的劲头更大了。他们虚心向有经验的人请教，翻地、施肥、撒种、除草。这是奴隶们第一次当家做主人啊！

　　“古绒”是专供达赖喇嘛吃的一种白颜色的优质青稞。过去，领主放言说，普通人不能随便种植、更不能享用这优质青稞，否则就要“灾祸上身”。次仁拉姆不信邪，当年试种当年获得丰收，被誉为“百万翻身农奴”的榜样。第二年扩种，每亩产量七百多斤，超过普通青稞一两倍。第三年春播时，这种良种青稞便在全乡和全区推广开了。“朗生互助组”的名声越来越大。1963年，次仁拉姆被推荐为国庆参观团代表，到北京观礼，受到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后来，次仁拉姆成为第五届和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三八红旗手”和全国劳动模范，先后担任过结巴乡党支部书记、乃东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1960年初夏，新华社记者林田再次来到美丽的山南地区。雅鲁藏布江及其南岸支流温暖的河谷平原上油菜花盛开，青稞开始抽穗。碧绿如绒毯般的田野上，一群群翻了身的藏族妇女忙着除草、灌水，不时传出嘹亮悠扬的歌声。

　　农奴翻身了，第一次过上和平自由的生活。历史上曾经是西藏政治、文化中心的泽当古城所在的乃东县，大片肥美的土地都是参加叛乱的大农奴主的庄园。自从军管会宣布，参加叛乱的农奴主的土地今年实行“谁种谁收”（秋后再分土地）以来，群众的积极性特别高涨。世代在庄园主的土地上作奴隶、服劳役的男男女女自动组成了生产小组，共同耕作，锄草放水。他们说：“像是摘掉了生牛皮帽子1。”

　　泽当附近有上万亩土地靠一条大渠灌溉。这条渠因年久失修，每到雨季总要淹没一些土地，雨少时水量不足又闹旱灾。那时给农奴主耕种差地的农奴们想修，但因差役太重无力修。平叛后，农民协会一号召，翻身农奴自动集合起来，举着红旗，来到了渠上。他们和驻地解放军、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组成了数百人的修渠队伍，从几里路以外的山上背来石块、石板，把堤岸和渠底铺好打实，运石的长蛇阵中欢乐的歌声此起彼伏。泽当镇农协主任坚赞说：“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快活地劳动过。因为小孩子也明白，今天我们劳动是为自己了！”

　　民主改革中欢欣鼓舞的翻身农奴，开始自由地建设新生活。

　　西藏的民主改革是西藏历史上一次最深刻、最彻底的社会变革。它摧毁了延续千年的封建农奴制，使占西藏绝大多数人口，长期受压迫、被奴役、毫无人权的百万农奴得到解放，为世界的人权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具有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伟大意义。而这一伟大的事业，正是故事中的那群人一步一步走来，一点一点付出而铸就的。他们在我的心里，就是这个时代真正的英雄。

　　注1生牛皮帽子：“戴生牛皮帽”是西藏农奴主迫害农奴的一种酷刑。牛皮湿的时候缝成帽子戴上，越干越紧，箍得人头昏眼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