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藏网讯 今天是九一八事变87周年纪念日。87年前的9月18日，日军侵入我国东北，中国人民开始了长达十四年的抗日战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让全体中华儿女进一步形成牢固的命运共同体，凸显出国家认同和民族凝聚力。

　　在全民族前赴后继的抗战救亡队伍里，藏族同胞不仅没有缺席，还做出过巨大的贡献。发迹于今西藏自治区昌都市芒康县的邦达昌，就是“以商抗日”的代表。

图为茶马古道和马帮（翻拍自中国茶马古道西藏盐井历史文化展览馆）摄影：杨悦笙

　　从康巴平民到贵族巨商

　　邦达昌原为西藏芒康的一个家族，据研究，“邦达”本为地名，后被家族用作族名，“昌”则为家族之意。

　　“边销茶”，旧时指云南大理和四川雅安所产的茶叶，这种茶通过滇藏线和川藏线运入西藏，进行“茶马互市”，其所经之地成为西南地区经济最活跃、族群交往最频繁的区域。而芒康正是茶马古道进藏的首驿，滇藏线和川藏线在这里交汇，邦达昌正是在这种马帮铃声不绝于耳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

　　邦达家族最早只有一支很小的马帮，在云南德钦和西藏芒康之间走货，之后生意逐步发展到昌都。据刘曼卿等人的记载，到邦达尼江这代人时，因与邻族火拼，尼江遂出走卫藏，辗转到印度经商，在印藏贸易中逐渐壮大。

　　20世纪初，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印度时受到邦达尼江父子的救济和庇护，这使二者结成牢固的同盟，邦达昌因此获得西藏地方政府的出口特许权。除进出口商贸外，邦达昌还开展汇兑、信贷等金融业务，甚至染指地方赋税，被十三世达赖喇嘛破例封为贵族，成为近代西藏地方最大的巨商之一。

图为邦达家族在芒康的故居。摄影：王娜

　　西藏遭难 川康重振

　　据刘曼卿的《康藏轺征》记载，邦达尼江晚年因权势过大，遭人嫉妒，被刺身亡。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因一系列政治事件，邦达尼江的三子邦达多吉与噶厦上层反动势力分道扬镳，起兵出走，落脚川康。

　　作为南方丝绸之路的一部分，1840年以后，在茶马古道上运输的商品已不限于内地茶丝和藏区特产，通过印度、尼泊尔运来的西方工业品也开始在茶马古道上流通，加之帝国主义的渗透，尤其是英印茶叶大行其道，西藏与内地传统上的茶马贸易被严重削弱。

　　在这个背景下，川康商帮却顽强地生存、壮大，尤其在邦达昌落地西康后，川康民族资本开始崛起。据美朗宗贞研究，1940年前后，以康定为中心的内地与西藏贸易开始大量恢复，邦达多吉敏锐地抓住这一时机，在康定设立了“邦达昌商号”，与仍在西藏管理进出口贸易的兄长邦达养碧（亦写作邦达养丕）东西呼应，邦达养碧从印度进口布料、百货等，而邦达多吉在康定经营茶叶、药材，连接加尔各答、噶伦堡、西宁、上海、成都、南京等地，形成了商业网络。1942年，邦达多吉与格桑悦西、刘文辉创立康藏茶叶公司后，几乎掌控了康藏的茶叶贸易。可以说在邦达多吉的经营下，邦达家族在川康实现了复兴。

　　以商抗日 开辟国际通道支援大后方

　　邦达多吉不仅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在风云变幻的历史关头，他的家国情怀也得以彰显。早在邦达多吉起兵反抗噶厦时，就曾向中央提出要维护祖国统一，驱逐帝国主义在西藏的势力。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路过康区时，邦达多吉就曾支持红军，并出任甘孜中华苏维埃博巴政府财政部长。

　　日军全面侵华后，邦达多吉曾向国军表示，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愿赴疆场。当时，日本有针对性地对中国实行了海路封锁，在大后方物资已经非常匮乏的情况下，日本企图进一步切断中国大后方物资往来和接受援助的渠道，以迫使中国政府屈服。

　　据美朗宗贞研究，在这种形势下，邦达多吉与邦达养碧携手开辟了印度经西藏直通川、滇的骡马运输的国际通道，调动了邦达昌在印度加尔各答、噶伦堡的商业机构，以拉萨为转运中心，在昌都、芒康、巴塘、成都、重庆、昆明、丽江、中甸等地设立转运站，从印度购进大批棉纱、染料、药品、皮革、毛料、布匹等抗战物资，由印度经康定、丽江，发往昆明、成都、重庆。邦达昌家族还大力号召康巴地区的藏族商人支援抗日战争，此举掀起了康区以商抗日的热潮。

　　据有关统计，邦达昌家族在抗战期间通过茶马古道运输抗战物资近2亿美元，与盟军的“驼峰”航线一道，有效支援了西南大后方。邦达昌家族的抗日救亡行动是藏族同胞支持、参与抗日战争的具体案例，在抗战过程中，做出巨大贡献的藏族同胞还有很多，他们的贡献应该被后人铭记。（中国西藏网 记者／杨悦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