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五台地区规模最大最完整的藏传佛教寺院菩萨顶老照片 喜饶尼玛供图

　　山西五台山寺庙林立，其中分黄庙、青庙两大类。黄庙即藏传佛教寺院(当地称喇嘛庙)。对于笃信佛教的藏族百姓来说，五台山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地方。八思巴、释迦益西、十三世达赖喇嘛、九世班禅、章嘉呼图克图等不少藏传佛教高僧都曾在此诵经驻锡。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五台山宗教界很快成立了“僧界救国会”。他们以“救国救难僧人有责”为宗旨，发动各寺庙僧人联合起来，选拔僧人进行武备训练，抵御外侮，以拯国难。

　　在华北形势发生急剧变化的被动局势下，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的军事战略部署。1937年9月，聂荣臻将军率部开赴晋、察、冀、绥四省交界开展游击战争,驻扎在五台山一带。

　　当时，五台山蒙藏等各族僧人共有1000多人。能否得到蒙藏僧人的支持，不仅关系到信教群众对抗日的支持，还可以消除日本借助佛教手段在蒙藏地区进行离间之计。八路军到五台山后，认真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僧众一致抗日。聂荣臻等多次亲临五台山，结合五台山的民族和宗教情况，他认为对佛教、寺庙、僧侣，不能简单地以“封建迷信”而论。聂荣臻要求机关、部队都要爱护寺庙文物古迹，不干涉僧侣们正常的宗教活动。这一做法，使五台山僧众对共产党、八路军有了新认识。

　　这期间，晋察冀边区政府和五台县委都非常重视五台山地区的统战工作。在五台山举办了训练班，宣传抗日，宣讲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为了照顾僧人的生活，遇到灾年，政府便拨款拨粮救济寺僧……寺僧自发组织了五台山蒙藏同乡会，开办了蒙藏学校，主动参加政府举办的喇嘛训练班学习。边区政府逐步成立战地动员委员会、抗日救国会以及农、青、妇等抗日群众组织，建立政权。五台山僧人也提出“抗日救亡，僧众有责”的口号，表示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纲领。

　　1938年1月10日至15日，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河北阜平县城南庄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共149人，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的代表、各抗日军队的代表、各抗日阶层的代表，有蒙、回等少数民族的代表，以及“来自晋察冀三省部分县的‘动委会’‘救国会’‘自卫会’的代表，并有五台山的和尚和喇嘛代表”。蒙藏代表两名(蒙古族李银举、藏族党仲加磋)，佛教代表两名(黄庙二喇嘛依什捧磋、青庙僧会长然秀)等参加了这次大会。五台山黄庙依什捧磋(台麓寺二喇嘛)在会上的发言非常感人。他说：“……我们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在这国家一致抗日的期间，我们也是抗日的。……我们许多和尚、喇嘛，也都来参加抗日，也组织僧人动员会、自卫队。拿枪去杀日本鬼子，我也肯干的！因为羊羔还有跪乳之情，乌鸦还有反哺之恩，庙里有个老佛爷，也还要给他烧香点灯，难道我们就没有一点血性吗……”

　　此次会议得到五台山蒙藏同乡会及各寺的欢迎和拥护，特向大会发了贺电:

　　晋察冀边区军队司令聂、政治部主任宋，并转大会各代表钧鉴：

　　倭寇侵我，华北几于沦亡，人民检其屠杀蹂躏，笔诸难局。幸赖我司令、主任及各工作同志、民众团体、努力奋斗，遂有今日组织临时政府满之结果。将收复失地，民族振兴，实现自由幸福之新中国，在此一举。本会等谨率全体蒙藏善男信女，及青黄两庙僧众，愿忠实接受这个政府之领导，抗战到底，并愿尽可能联合蒙藏人民即各方僧众，团结一致，驱逐倭寇出华北，出中国，特此敬贺。

 
五台山僧俗抗日武装喜饶尼玛供图

　　1938年4月16日，佛教圣地五台山举行僧众大会，将原“僧界救国会”改称为“佛教救国同盟会”。于是，“69座寺庙的汉、满、蒙、藏、回各族僧人1780多人，积极拥护抗日救国的主张。其中占三分之二的青壮年和尚、喇嘛1100多人，参加了抗战的实际活动”。

　　五台山佛教救国会（简称“五台山佛救会”）成立之初，适逢中国共产党提出“在可能和必要时发行救国公债”的财政经济政策，五台山僧人自愿组织认购晋察冀边区发行的公债2000元。这一方面体现对新成立的抗日政府的信心，另一方面帮助抗日军队解决最为迫切的军队补给问题，缓解了日军经济封锁的困境。依什捧磋喇嘛在执行党的合理负担、减租减息等政策的过程中，主动给佃户减租粮15万斤。他还积极支持边区的抗日工作，受到政府的表彰和人民的尊敬，被推选为晋察冀边区的参议员。

　　1938年6月17日，“藏传佛教同乡会”再次发起为驻扎在五台山地区的抗日军队募捐防寒衣服、鞋袜等300余件；并为驻军供给柴火，赠送粮食，募捐钱物，为开辟五台山根据地做出了自己的贡献。1938年4月13日至17日，在五台山相继举行“抗日阵亡将士追悼会”“庆贺平型关、忻口战役胜利大会”，藏传佛教僧人和同胞近千人参加。

　　“1938年7月30日和10月1日，五台山‘蒙藏同乡会’发起并组织了慰劳抗日前线将士的活动。第一次黄庙僧人捐出了白洋150元，蒙藏同胞募捐白洋49元；第二次捐募干粉106斤、红糖20斤、茶叶5斤、大米200斤、省票30元。‘蒙藏同乡会’的这一行动，带动起五台山其他寺庙的僧人和当地农民群众，掀起募捐慰劳抗日将士的热潮。尤为值得一提的是，1938年秋至1939年春，有百余名五台山僧人参加了八路军，其中包括菩萨顶等10处藏传佛教寺庙僧人30余人。他们被编入晋察冀二分区四团，人称‘僧人连’，充分显示了藏传佛教同胞抗日爱国的饱满情绪。”

　　抗日救国组织的形成便于集中抗日力量，进行有计划的军事和经济筹备活动，同时，由于组织成员的特殊性，组织活动又具有一定的迷惑性和隐蔽性，成为抗日军队的信息站和联系桥梁，在探听日军行动和赢得更多军事准备方面具有不可低估的战略意义。

　　“1938年初，五台山地区成立了抗日自卫队。由于队员不断增多，枪支弹药严重短缺，远不能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经过调查，得知镇海寺水乐院藏有一部分武器。于是，自卫队决定设法动员该寺喇嘛献出所藏枪支，支援抗日。”

　　五台山僧人在抗战中同各族群众密切配合，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积极开展抗日活动。“1938年9月至11月，日军调集2万多兵力，对五台山进行‘扫荡’。为了更好地掌握日军动向，保护僧侣和寺院的文物，八路军派五台县四区区长胡培模等人化装成僧人来到寺院，领导我们僧侣自卫队配合八路军战斗。……我们僧侣自卫队还走上抗战第一线，直接参加打击敌人的战斗。

　　“1938年10月9日，日军在五台山地区遭到五台山僧人自卫队和八路军、农民自卫队的伏击。次日，日军采取报复行动。首先派出飞机在五台山上空袭扰投掷炸弹，随后日军步兵从鸿门岩金阁寺分两路侵入五台山台怀镇杨林街，以及显通寺、塔院寺、菩萨顶等寺庙，到处搜查，恶意毁坏文物古迹。在显通寺当家和尚然宇的住处，搜出了‘五台山佛教救国会’的印章，然宇被日军立即捆起来审问。同时在梵仙山寺庙里搜捕了5名抗日工作人员，都被捆绑在显通寺松树上，准备杀害。在这紧急关头，僧会长然秀急速派人到罗日侯寺请来喇嘛杨金巴。为了赢得时间，他又亲自跑到菩萨顶禅堂院叫来能讲蒙语和日语的喇嘛席增阁，让席增阁喇嘛与日军翻译交涉。然秀带领240多名僧人跪地念经求佛保佑。席增阁喇嘛用日语向日军队长说:‘寺院和尚是信佛教徒，与日本佛教一样，只念阿弥陀佛，不参与政事。‘佛教救国会’印章是八路军送来的，与当家和尚然宇和寺院僧人无关，不应治罪。’席增阁喇嘛又解释说:‘从梵仙山寺庙抓来的外籍人，都是来五台山朝山拜佛的，只因兵荒马乱无法回去，他们不是八路军干部，也不该问斩。’席增阁和杨金巴二喇嘛还讲解了五台山佛教圣地的历史，指出寺院乃修善之所，不可杀生害命，并说佛爷可保佑日军太平无事，躲灾避难。日军队长终于被说服了，当即释放了然宇和尚和我5名抗日工作人员。”

　　1938年11月，八路军准备在石沟峡谷伏击过路的日军。僧侣自卫队积极配合。战斗打响后，日军在八路军官兵的打击下乱作一团，拥挤着往回撤。看到这种情况，守在沟口负责堵截敌人的自卫队员在慈因法师的带领下，争先恐后地往山下滚石头、扔木棒，砸得日军哇哇乱叫。自卫队在日军的扫荡中为掩护八路军，机智地同日寇周旋，为八路军创造了更多的杀敌机会。

　　1942年4月的一天，五台山佛救会接到通知，区武委会主任杨大可带领部队接收弹药，五台山佛救会为配合这次行动，组织10余名青年僧人协助，负责查看行动路线，监视敌人，护送八路军，命令僧人：“不准点灯，不能让狗叫，严守机密，泄露者杀头……”这天夜间，五台山一片漆黑，西北风呼呼作响。区武委会主任杨大可率领七八十个民兵悄悄溜进寺院，搬出弹药箱，经过菩萨顶，转向南山，将500余颗手榴弹、1挺机枪、30万担粮食、12000多发子弹顺利地运出，交给抗日政府，支援了八路军。

　　五台山寺院在全国僧侣中是很有影响的，早在1938年1月新华社就为此发出快讯 ，“我们出了家，但并没有出了国。”这一消息在全国佛教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五台山各族僧人积极参加抗战，捐款捐物，组织抗日团体，进行抗日宣传，祈祷抗战胜利，乃至参军参战，为国家安危奔走抗争，充分体现出他们的大局意识和历史使命感。再一次证明在全民抗日救亡运动中，万众一心、众志成城、风雨同舟、共赴国难，在遭受惨痛侵略、奋起并肩抗战的过程中，共同的命运把各兄弟民族紧密相连，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西藏网 特约撰稿人/喜饶尼玛）

　　参阅资料:

　　聂荣臻：《聂荣臻元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

　　《聂荣臻传》编写组：《聂荣臻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

　　谢音呼：《五台山僧众抗日斗争业绩》，《山西文史》。

　　陆崇相、高振林：《走上抗日战场的出家人》，《解放军报》，2005年9月6日。

　　辛补堂：《抗日救国 匹夫有责》，《西藏民族宗教》1995年第2期。

　　辛志强:五台山各族僧侣抗日救国的史实,五台山文史资料第三辑５４—５９页。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参考资料》，197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