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12日清晨，惊悉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前历史研究所所长、著名学者陈庆英老师逝世。仔细看了几遍讣告，又看到一些同志纷纷在手机上表示哀悼，陈老师的音容笑貌一直浮现在我眼前。当时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虽然看到讣告，但心里又觉得陈老师从此就与大家阴阳两隔难以置信。陈庆英老师兼任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博士点导师已多年，后又兼任藏学博士点导师，为我校学科建设、博士点建设及高层次专业人才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当年陈老师欣然应允接受学校颁发的博导聘书，就像发生在昨天，那时我是学校领导班子成员，也是聘任兼职博导的见证人之一，后又同为一个博士点的导师。因此，在网络上对陈庆英先生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后，我又匆匆来到民族研究院办公室，介绍了相关情况，建议学校及民族研究院正式致唁电。

图为陈庆英老师2016年在西南民族大学参加重大项目开题会

　　我最后一次见到陈老师是在2019年5月下旬的一天上午。那天，我来到成都金牛宾馆，参加由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和四川省委统战部主办的“纪念西藏民主改革60周年——重走十八军进藏路座谈会”，由于此次会议很重要，担心途中堵车，所以一大早就从学校出发。到了金牛宾馆，刚下车就看见开车来开会的四川大学藏学研究所石硕教授，见时间还较早，我俩就围着俱乐部小礼堂走一走。当转过弯走到俱乐部小礼堂后面的翠竹林边时，见到也来参加这次会议的陈老师在散步，看见我们后他也频频点头。我与石硕教授走上前去向他问好，并说，我们以为来早了，见到陈老师才知道更有早行人啊。陈老师听了后带着熟悉的微笑说，我从邛崃过来，担心路上堵车迟到，所以出发比较早。寒暄几句后，我们三人便围着俱乐部小礼堂边走边聊。2018年3月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开《西藏通史》出版学术研讨会，我们都写了书评，所以我与石硕教授说，以为在这次会上能见到《西藏通史》主编之一的陈老师，听听陈老师对此书编纂的介绍，但到北京后才知陈老师请假了，未能见到，非常遗憾。当时陈老师说，川大与西南民大常有学术活动，又住在成都，见面机会多，今天咱们几个不就见面了嘛。说完，看看我俩又抬头笑了起来。那天陈老师光着头，穿一件深色的的夹克衫，足上好像是运动鞋，散步时步子虽迈得不大，但一路谈笑，人看起来状态不错，蛮有精神。当时我想，如此注意锻炼，陈老师一定是个长寿之人，今后将有更多藏学论著出版。之后，因疫情严重，线下参加会议较少，有两次又因有其他事未能见面。没想到12日清晨噩耗传来，这位在藏学研究领域硕果累累、国内外均有学术影响的著名学者与我们永别了。

图为陈庆英老师2018年在西南民族大学民研院作学术讲座后与博士生合影

　　回想起来，我第一次见到陈老师是在20多年前的90年代后期，但之前已拜读过陈老师的一些论著。这次见面之后，二十多年来与陈老师一直有些往来。大约是在1997年或1998年的下半年，我先到国家民委开会，后又到了中央民族大学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具体时间与地点已记不清了，但清楚地记得那次在北京期间第一次见到了陈庆英老师。记得见面时陈老师衣着很普通，待人热情，平易近人，谈话中不时开心地微笑，交谈中给人印象是思想深邃，知识广博，既耐心听对方所言，又简明扼要讲自己的见解。为何当时去见陈老师呢？是因为《白狼歌》研究。90年代初，西南民族大学民研所陈宗祥教授等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白狼歌〉研究》一书，在校内教师中赠送了多本，也送了一本给我。我无其他爱好，当时工作之余喜读读书，尤其是民族历史文化方面的书，所以得到《〈白狼歌〉研究》后用了不少时间读。认真读了此书后，确有些认识体会，也思考了一些问题，有的问题还请教过陈宗祥教授。几年后，我看到羌年礼花编辑部编印的《羌族历史文化文集》第五集中有陈庆英老师的《〈白狼歌〉新探》一文，其结论与《〈白狼歌〉研究》一书有所不同，所以有段时间一到北京出差就想请朋友介绍去向陈老师请教，那天终于如愿。陈宗祥教授等所著的《〈白狼歌〉研究》一书以普米族地区语言调查资料为基础，用普米语玉姆话与《白狼歌》中的字、词、句作全面比较，得出白狼语与普米语非常接近的结论。那天见到陈老师时，我谈到陈宗祥教授《〈白狼歌〉研究》一书中的白狼语与普米语非常接近的结论，又谈到云南大学方国瑜先生《么些民族考》中提出的白狼语为么些之古代语的看法，当然也谈到了陈老师《〈白狼歌〉新探》一文中的观点，对为何依据语言资料分析比较但出现不同看法这一问题向陈老师请教。陈老师听了后笑着说，《白狼歌》研究有更多人关注是好事，西南、西北都研究好啊。对提出的问题他回答说，这一研究实际上现在仍存在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结论不同与出现分歧的原因是，《后汉书》中《白狼歌》的注音与翻译有许多复杂的情况。接着，又谈了《〈白狼歌〉新探》一文的撰写目的，并简要介绍了近几十年来国内《白狼歌》的研究与进展。20多年前谈的话不少已忘了，但记得陈老师最后说，白狼语属藏缅语族，与藏语支的普米语、彝语支的么些语都应接近，这几种看法其实大的方面是一致的。第一次见面我还向陈老师请教了与《白狼歌》相关的白狼夷与东女国地望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虽然交谈时间不长，但收获颇多，受到很多启发，对我后来研究纳西族与藏族历史关系帮助很大。这次在北京请教后，与陈老师又见过几次面，其中一次是在青海西宁。

图为陈庆英老师的赠书

　　进入新世纪后，因西南民族大学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作共建博士点，我与陈老师的往来就渐渐增多了。2001年，加快发展中的西南民族大学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经协商达成一致，联合申报增列为博士授予单位，很快展开了各项准备工作。2002年5月，联合申报通过四川省组织的预审后上报国务院学位办；2003年9月，国务院学位办批准西南民族大学为博士授予单位，同意设立民族学博士点；2004年9月，第一批民族学博士生按计划进校。为了建设好这个博士点，培养优秀高层次人才，西南民族大学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决定采取“双导师制”等措施，2003年9月国务院学位办批准后即开展导师遴选工作，除在校内认真遴选外，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也遴选，遴选出的导师人选经国家民委组织专家评审后再正式聘任。2003年聘任了我校第一批民族学点博士生导师，首批博士生导师共6名，陈庆英老师等专家学者接受聘书正式成为西南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在“双导师制”下，陈庆英老师与我校万果教授（先后任我校藏学学院院长、民族研究院院长）同为“藏传佛教与藏族文化”方向的博士生导师，两位导师联合培养，这一方向至2010年已录取16名博士生。担任导师期间，陈老师讲授“敦煌藏文文献研究”等课程，并为我校博士生及相关师生开设“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研究”“元代名臣八思巴”等藏学学术讲座。作为博士生导师，陈老师循循善诱，悉心指导，言传身教，提携后学，深受师生好评。因担任博士生导师，有教学任务，陈老师常住在学校，我们见面机会也就多了。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聘任的博导，来成都工作期间多在校内吃、住。我担任校长之后，对包括陈老师在内的博导生活条件、工作条件进行过专项检查，增加了相关经费，并要求学校有关部门作好博导的服务保障工作。陈老师担任导师时已60多岁了，千里迢迢来我校讲课很辛苦，他来校期间，我在学校就和有关领导一起去看望，并多次陪同就餐。这时候与陈老师在一起，虽然主要是吃饭，但我也抓住这个机会向他请教，比如与西南民族史研究相关的吐蕃入滇时间与路线、敦煌藏文文献中南诏的记载、吐蕃对南诏的册封形式、古藏文中“绛”的含义及汉文西藏一词何时出现等问题都谈到过，他都兴致很高地谈自己的见解，边吃边聊中我收获颇多。有一次陈老师来校，在共进晚餐时他将《陈庆英藏学论文集》（上、下）签名送给我，并指着目录说，你以前看到过的《〈白狼歌〉新探》一文也收入这个集子了。几天后，我回赠了一本我出的《纳西族历史文化研究》，陈老师翻开此书看了看目录，指着《敦煌古藏文写卷中的“vjang”》一文说，这篇文章我看过，敦煌藏文资料价值需要多方面挖掘。没想到，我发表的这篇小文陈老师居然有印象。

　　记得有一次陪同就餐时，我说，听说陈老师生于四川南充，青年时代才随家庭迁居青海，按中国古人的习惯，署名可作“南充陈庆英”。陈老师听了后笑着说，是的，但后来在青海生活的时间长。怀念陈庆英老师，感慨时光流逝，追忆往事，作此短文。陈老师生在四川，长在四川，后来到了青海，一生研究藏学，前几天在成都驾鹤西去。可谓：情系高原，魂归天府。

　　陈庆英老师安息！

　　（中国西藏网 特约撰稿人/赵心愚 作者为教授，博导，西南民族大学原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