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1日晚八点多，同事发来消息，说是陈庆英先生突发心脏病，抢救无效去世！震惊之余，反复确认后。我立刻与喜饶尼玛先生、金志国先生、张云先生等等知名藏学家和涉藏人士联系，请他们赐文以为致祭和纪念。大家震惊之余，一致支持我们的专栏并承诺会代为约请其他藏学同仁撰稿。

　　一面做着这些，一面脑子里都是陈老师那谦和温暖的笑脸和那一对大大的耳朵，一面却是“我真傻，真的”的懊恼，怎么最近半年都没与陈老师电话呢？做了30多年记者编辑，怎么就从来没专访过陈老师呢？“有问题请教陈老师”了20多年，怎么就从没想过这本活字典有一天再打不开呢？

　　在我潜意识里，陈老师就是那“永不消逝的电波”，永远都在电话那头，“这个问题呀，是这样的……”

　　1991年，我从北京市通县基层农场调进《中国西藏》编辑部（1994年升格为中国西藏杂志社）后，作为藏学初学者的第一本教材，就是恰白·次旦平措和诺章·乌坚先生主编的《西藏通史·松石宝串》。当时编辑部与西藏社科院合作，正组织陈老师等藏学家把这本荣获国家最高图书奖的藏文巨著翻译为汉语文。他们住在力学胡同的一个招待所里，每天把译文写在一张张500字的大稿纸上，我们几个编辑轮班，把这些手写译文输入到唯一的一台宏基电脑。主编廖东凡会在每天的某个时段，组织几个译者对照原文审校，据说这个时候就会吵嚷起来，等大家吵得差不多了，老廖就会用他28年西藏基层生活和藏语口语经验，提个折中意见，往往就会“一锤定音”，次日我们再在电脑里一一校正。每一节每一章译完，都会反复多次。虽然翻译家们住处离我们办公的小楼不过百十来米，但他们从未踏足过这边，每天“起早贪黑、经寒历暑、兢兢业业”都在翻译、审订，终于，1996年1月，汉译本出版了！拿到书的人都大开眼界，果然是当代藏学典范呀！

　　在总共七章中，陈老师翻译了第五、第六章，与何宗英、许德存、格桑益西合译了第七章，他也是在招待所里从开头坚持到最后的翻译家。我作为站在编辑和藏学门槛边的新人，在每一次的校改中，读着那些拗口的人名地名官职名，经常挠头到恨不能放弃。但想到隔壁翻译家耗费的心血，想到他们白天黑夜的拼命劲头，特别是他们那字斟句酌的严谨态度，忆起自己读研时课程需要，也曾与师兄合译过几篇英文人类学论文比如《卡古鲁人的左右手》，我负责对着文字口译，师兄记译并打磨成文，里面的专有名词、思想壁垒远不及这部巨制，但当时的绞尽脑汁却让我发誓从此洗手不干。对比几位藏学家，心中顿生羞愧，又想到这是自己今后立身之本，西藏文化又是自己兴趣所在，再难也得啃下去！这样一想，心态变了，在“找岔”中学习，在学习中“找岔”，成效显著！等图书出版，我对西藏历史文化已经有了一个基本了解和把握。

　　在图书编校和刊物编辑中，我发现主编老廖（廖东凡先生让大家这样叫他）博闻强记，又有快30年的西藏农牧区基层生活阅历，说话写稿就像这本图书一样，神话传说谚语山歌娓娓道来；副主编张晓明女士（她当过8年西藏大学讲师，老廖让大家继续称呼“张老师”）是国内首届《格萨尔》学研究生，两人天性善良爽直、热心助人，又酷爱学习和钻研，跟着他们既愉快又能“天天向上”。在他们言传身教下，杂志社就像一个家庭，大家抢着干活，比着学习，《贤者喜宴》《汉藏史集》等藏学典籍成了大家的自学书目，这些典籍的汉译本大多都是陈庆英先生的手笔。

　　《西藏通史·松石宝串》出版后，社会效益和市场效益双丰收，五洲出版社闻风而动，约请杂志社做个缩写简编本。在征得原作者和译者同意后，我们几个编辑分工合作，很快完成，当年出版。我负责的是《萨迦巴时期》，实际上就是把陈老师的译本缩略，享受他的恩泽。这个缩略本不光出了中文版，还被译成了英德法等多种文字版，在对外传播西藏历史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受此鼓舞，香港三联出版集团约请杂志社编写一本介绍西藏历史的通俗读物，老廖就拉着张老师和我，商议做一本主要用图片讲故事的书，因为那时候社里除了编刊、举办海峡两岸藏学会，组织歌舞团到宝岛台湾演出，还举办过两三次西藏展览，每次观展人的反应都让我们印象深刻。借鉴展览，用图片把西藏历史中的重要事件和人物呈现出来，这个想法受到出版方的高度赞同。我们用了一年多，编写出《图片西藏古今》，受到港台图书市场的热捧，开创了国内涉藏图书以图说事的“图文书”先河。云南人民出版社请我们再做一本，我们又编了《图说百年西藏》，获得2000年的国家五个一图书大奖。这些都要感恩陈老师等藏学前辈翻译《西藏通史·松石宝串》《汉藏史集》《贤者喜宴》等藏文典籍，让我这个不懂藏语文的人可以了解西藏历史文化，并把学得皮毛分享给其他人。

　　《西藏通史·松石宝串》汉译本出版后，在如潮的好评中，也有一些批评意见，除了图书太厚（84.5万字，编成一册，980页）容易散页之外，主要是一些翻译不够准确，人名地名前后不统一，又无注释，还有错别字等等。对于西藏地方历史上第一部唯物史观的学术著作的汉译本来说，这些错漏当然不能容允。原译者何宗英先生还专门写了两文，在《西藏研究》上作了严肃深刻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为此，中国西藏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廖东凡先生与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院长次旺俊美先生商定，再次共同修订，杂志社承担主责。2001年春天，原译者陈庆英、格桑益西、何宗英、许德存重聚力学宾馆，对照藏文原文，对汉译本进行了逐字逐句地校勘，反复审读，同时将书中的重要人名地名官职加上了藏文拉丁文转写，补做了大量注释，增加了索引。我们几位编辑照例负责对专家们的译稿进行核校。3年多里，记不得专家和我们校了多少遍，直到2004年春天才完成。杂志社社长兼总编张晓明老师（期间老廖已光荣退休）在《再版后记》中说，“我们可以自信地说，这部汉译版较之第一版，翻译更加准确、完善，文字更加通畅、严谨，它的大量注释和索引，使之具有更大的学术和科学价值，无论对西藏历史的初学者还是研究者，都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参考著作。”

　　2004年3月，修订再版本分上下两册正式再版。果然是天道酬勤，大家的努力得到读者认可。图书还在印厂库房，来不及上书店，就迅速分销出去。后来特别留下几百册，也在几年内为中央党校的西藏班采购走，我们编辑手头只剩一本下册，还是印厂翻找出来的！但大家因为这部汉译本的出版和修订再版，对西藏历史文化不说登堂入室，大多达到大学水平以上。可以说，陈庆英、格桑益西等的辛勤付出，不仅成就了《西藏通史·松石宝串》在国内外的广泛影响，更是助益了国内藏学界的如火如荼。

　　差不多在修订《西藏通史·松石宝串》的同时，杂志社计划编写一套西藏历史文化丛书，取名为“《中国西藏》视点丛书”，其中的一本，以《西藏通史·松石宝串》为蓝本，参阅其他西藏史籍，做故事化的改造，以故事化的文字为主，适当配图，不是“图说”“图文”但效果必须等同甚至超出，命名为《西藏史话》。老廖亲自给陈老师打电话，邀请他参与，陈老师答应编写后，老廖又经常催问他进度。我当时作为丛书的执行主编，已经与陈老师多有接触，为刊物或者我们举办的学术会议约稿，请他出席我们的种种活动，他都是乐呵呵地应承。我的博士论文，陈老师是3位审阅人之一。不过，当时在我意识中，陈老师属于导师级别，必须时刻恭而敬之。

　　2004年9月3日，陈庆英先生在西藏自治区昌都市江达县瓦拉寺调研，拍摄下大经堂外廊21幅《格萨尔》壁画。其后将他在寺内外所拍全部珍贵照片赠送作者，希望作者好好研究。图为陈老师与瓦拉寺僧人合影。

　　直到有一天，我跟着陈老师，走进了他的家门。他的夫人（后来才知是蒙古族）又高又壮，快人快语，特别爽直。我们一起聊得正酣，夫人突然瞪着我，笑骂了我一句，惹来大家哈哈大笑。这个时候我立刻意会到陈老师和夫人是多么恩爱，甚至于陈老师是完全听任夫人。从他们身上，我看到父母生前的影子，很自然地把自己代入到他们膝下。正是从那天起，陈老师在我心目中就既是导师又是父辈了。除了工作上不断“麻烦”他之外，自己在生活或学业上有了疑难，会第一时间打他电话，而总是在线的陈老师会立刻乐呵呵地应承，慢悠悠地解答。一些对我工作学业有助益的论文图书或者图像影视资料，或者他觉得有意思的东西，陈老师会分享给我，比如说《西藏考古发现与“高原丝绸之路”》《我“失败”的藏语学习经历》，比如说《救救北京的那些鸟，它们快要笑死了》《太治愈了！拍摄松鼠6年，一组最美最萌照片带您进入童话世界》，还有他的新讲义，如《对西藏分治割据时期历史的思考》——“这是上前年在西藏民大讲的，你们看看用这种语言风格讲故事，行不行？”我看后提出，“有点长，倒是可以切分成几节，一节一节发布。有没有可能增加点故事性？”他说：“我想想看。”我们出了什么产品，或者我喜欢的东西，也会转发给他，如喜饶尼玛先生在专栏《民国涉藏那些事》里陆续发布的作品，或者梳理人物、事件，或者对人物事件有新发现，总让人眼前一亮。

　　有一天，陈老师把我叫到藏研中心历史所他的所长办公室，递给我一个光盘，说里面是他到昌都瓦拉寺拍摄的《格萨尔》壁画，“你不是搞《格萨尔》的嘛，这个寺院不容易去，它的壁画很有历史，表现的都是《格萨尔》，你好好研究，不要埋没了它们。”我接过光盘，不说感谢反而推脱道，“不一定搞得出啊，您知道的，费脑子的事我是越来越不想干了。”陈老师却说，“那看你兴致，啥时候想干了再做。”完完全全的老父亲宠女儿架势。

　　2018年，中国西藏信息中心（2016年9月中国西藏网并入中国西藏杂志社，刊网合并后改称此名）在成都举办通讯员培训班，陈老师退休后大多在邛崃住，我们请他来给学员们讲课，他问清楚时间，满口应允，还说正好要到成都开会，不用我们接，他自己过来。讲课那天，PPT上只有一张中国地形图，上面打了个标题《西藏历史概说》，从远古到当下，从权贵到平民，既有清晰的历史脉络，又有人物事件的细节还原，还有他个人和学界的评判，77岁的陈老师就从他那光亮的大脑门里抽丝剥茧，洋洋洒洒讲了3小时还意犹未尽。我们40多个学员听得如醉如痴，满眼星星。凝神之间，注意到老爷子的神态，端的是满面慈悲，满心欢喜，特别是那对惹眼的超级大耳朵十分有“佛相”，我想世人常说的高僧大德，无外如是吧。

　　2018年陈庆英先生在成都为中国西藏信息中心通讯员培训班讲授“西藏历史概况”，从远古到当今，数千年历史凝缩于3小时，陈老师全凭记忆，期间师生均未休息。作者摄

　　也是从这年起，考虑到20世纪的许多藏学著述一时无法再版，特别不利于学习和传播，我们准备做一个公益数字化阅读平台，这就需要各位藏学家的大力支持。授课结束后，我向陈老师汇报这个设想，想向他购买有关著作的非专有数字版权。他问为什么是“非专有”？我说，主要是为作者权益考虑，个别作者可能与出版社签订的合同还没到期，或者今后还要再版，我们只买他的“非专有”数字化权益，他就可以最大化地享受著作权益了。当然，在与其他出版社签订出版合同时，他也得注意在数字化版权专项里，只能让渡“非专有”权益。这些我们在与各位藏学家协商时会特别说明，提请他们注意。之后又介绍了平台除阅读还有语音功能，受众可以一页页阅读也可以通过语音收听，还有听读奖励机制，等等。陈老师听完，特别赞同，夸奖说，你们确实为作者和读者都考虑到了，可以说是设身处地，不愧是良心传媒人，这事对于西藏历史文化的传播，对于讲好中国故事，都是一件了不起的好事。他表示，只要平台需要，他的作品都可以用。

　　近些年里，我组织编写了两套丛书，都请陈老师做主编，他说你自己完全够（格）呀，我说自己火候不到，还是借重您的威望更好，他也就不再推辞。其中的“视觉西藏·西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中，出版社提出，可以把《西藏史话》修订再版，但最好改个书名。原书6人合著，我联系了陈老师和喜饶尼玛先生，他俩仔细修订了相关章节，陈老师还发来自己拍摄的图片，我们一起商定了新书名《西藏历史图说》，我修订了自己和其他3人的章节、重新配图，期间但凡有所疑惑，立刻问询陈老师，总能如意解惑。签合同时陈老师直接授权我代理他的一切权益，图书出版后，市场反应良好，各方共赢，陈老师也很是满意。

　　2006年贤夫人去世，特别是陈老师退休后，他的健康状况其实不佳，经常犯各种毛病，如脑梗，如湿疹，如无力行走，等等，但他从不声张，总是默默扛着，见面时大家永远看到的是他谦和宽厚的笑容，温文尔雅的言行，有人相让或相劝，他会喝些啤酒抽根烟，无人搭讪时安然静坐，完全是浑然天成的智者做派，以致藏学界公认他会是长寿翁。他自己也说家有长寿基因，父母都得享九十多岁高寿。但我从父亲的经历知道，越是恩爱夫妻，丧妻之痛越是对丈夫打击巨大。也因此，我把好友中一位陈老师的拥趸介绍给他，希望他们互相温暖，遗憾的是操之过急，好事未能成事。但陈老师并未怪罪，一如既往地对我关照扶持。三五年前，按事业单位规定，女性55周岁可提前退休，我考虑到外地康养，有人建议成都，我向陈老师咨询，他建议我考虑邛崃，我说好，那您帮我在小区看看，有无合适的，等办下退休，我就住到您身边。不到半月，他告我看了几套。但最后另选了春城，定购了一个精装商住小套，我向陈老师报告，说等房子交付，您搬来春城，咱爷俩楼上楼下，可分可合，您指导我和阿丹，我们再一起为藏学界做些事，好不好？陈老师在电话那头，乐呵呵地连连答应，“好嘛，好嘛。”

　　遗憾的是，按照新规，我没能提前退休；紧接着，疫情来了，延绵两年多未绝，我们敬爱的陈老师却走了。我们的最后通联，是在今年3月底，我与陈老师微信，关于他著述的《达赖喇嘛转世制度》的非专有数字化版权，请他给个电子签名，这样合同签订，走完全部法定程序，我们的平台和小程序就可以试运行了。4月1日，陈老师发来钢筋铁骨式的签名，并无多话，猜想可能并非本人操作，但并未多想。孰料才过十天，老师竟然撒手人寰！

　　呜呼！藏学界痛失又一巨擘！

　　哀哉！后学们痛失又一良师！

　　呜呼哀哉！那本活字典再也打不开了，那个人真的走了……

　　我们敬爱的陈老师，您请走好！

　　（中国西藏网 文、图/周爱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