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陈庆英先生认识始于1978年，这一年他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民族师范学校考入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文系古藏文专业，攻读硕士学位。这个硕士研究生班还有格桑益西、端智嘉、谢佐（因他在北京身体不适，后转入青海民族学院）等四人。此时，我已经在少数民族语文系工作了，因为我是藏语文专业毕业的，又有在少数民族语文系工作的便利条件，我随同这个班的四位同学听了王尧教授讲授的《敦煌藏文文献》；东噶·洛桑赤列教授和洛桑群觉教授讲的《藏文典籍文献》；格桑居冕教授讲的《藏文文法》；佟锦华教授和耿予方教授讲的《藏族文学史》；王辅仁教授讲的《藏族史》和《藏传佛教史》。当时由于工作忙，偶尔有时候不能去上课，我就去借陈庆英先生的听课笔记，补上这些课的内容。每当我借笔记之时，陈庆英先生非常热情，不仅将所有听课笔记毫无保留拿给我，而且每次都要将老师讲授的重点和他所了解的要点介绍给我。从他的几大本听课笔记中可以看出陈庆英先生学习非常认真勤奋，听课笔记记录的内容全面，条理清晰，字体工整美观。此外，他在上学期间，生活简朴，从来不讲究吃穿，在饭堂经常买最便宜的饭菜。我看到他生活特别简朴，就在星期六、日请他到我家中改善伙食，每到我家吃饭时，一定要为他准备一瓶白酒。由于我酒精过敏，有时候吃饭时忘记给他上酒，此时他慢慢悠悠地说：“小周，你给我准备的杜康酒还不拿出来。”他一般不喝快酒，经常是边喝边聊，一边喝一边谈他的生活经历、学术生涯以及治学方法。有时喝到尽兴之时，还要唱上几句青海的花儿或格萨尔的篇段。从与陈庆英先生交往过程中，一方面学到了不少藏学的知识，另一方面我也越来越爱好藏学专业。1980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视察西藏，后根据西藏工作的需要，指示中央民族学院成立藏学研究所，随后我就调入了藏学研究所工作。1981年，陈庆英先生研究生毕业后，他和阿沛晋美（王辅仁教授的硕士研究生）分配到藏学研究所工作，此期间我与陈庆英先生朝夕相处，受益匪浅。我不仅学习到了从事藏学研究必需的基本知识和学术研究的方法，而且确定了依靠藏文文献来研究藏族历史的学术方向，后与陈庆英先生翻译藏文历史文献《红史》和《萨迦世系史》，并由西藏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

　　1984年，陈庆英先生由于家庭原因和青海方面的动员，他调回了青海社会科学院工作。虽然我们不在一起工作了，但他时刻关心着我，有新的资料和研究选题随时告诉我。我到青海进行课题调查时，他和爱人永红老师给我工作和生活上提供了诸多方便，还经常请我到他家吃饭，永红老师做的手把羊肉，至今难以忘怀。

　　在与陈庆英先生相处的日子里，我还感受到他是一位性格开朗、不急不躁的学者。他遇到再难或不痛快的事情，也嘿嘿一笑就算了事。记得他在中央民族学院藏学研究所工作期间，有一次他因家中有事儿请假回家办理，可是刚到家没几天，所领导就反复给他打电话、发电报，催他回所。结果他回到所里，问领导有什么重要事儿？领导告诉他说：“没有什么重要事儿，就是让你回来上班。”他嘿嘿一笑，什么也没有说就离开了。

　　陈庆英先生不仅知识渊博，而且还善于将知识和新的资料传授给别人，不管是认识不认识的人，只要向他请教，他都想尽一切办法给于指导和帮助，做到了有问必答。他在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任教期间，教学十分认真，除了指导自己的博士学生外，还经常辅导其他导师的学生，并给学生提供资料和书籍，得到了许多学生的赞扬和好评。直到今天凡是我遇到曾与陈庆英先生有过交往的学生，都对他赞口不绝，并表示对陈庆英先生的怀念。

　　陈庆英先生退休以后，我们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了。2017年8月11日，西藏社科院组织召开了翻译历代班禅大师传交流审稿会，此次我与陈庆英先生在西藏相处的时间较长。开始我们同西藏社科院的有关领导以及翻译历代班禅大师传的译者十多人共同参加会议，在会上陈庆英先生详细介绍了他翻译六世班禅大师传和八世班禅大师传的情况，并回答了译者们提出了一些翻译中出现的难懂的词汇和一些历史事件，对于历代班禅大师传译文中涉及到的人物和事件他都引经据典，做了详细的讲授。会议结束后，我们三人（陈庆英先生及西藏社科院古籍出版社的普琼社长）一起去扎什伦布寺拜见了十一世班禅大师，向大师汇报了翻译历代班禅大师传的情况，得到了大师的肯定和赞扬。此后，我陪同陈庆英先生到拉萨参观了大昭寺、布达拉宫以及八廓街等地方。

　　与陈庆英先生相处的日子，给我留下深刻而难以忘怀的印象，他的言行一直激励着我为藏学事业不断努力工作。陈庆英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藏学研究成果以及治学的方法和经验永远留在我的心中，永远留在藏学界。（中国西藏网 特约撰稿/周润年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藏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