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今天是腊八节，每年的这一天北京雍和宫都会对外施粥，市民游客早早在雍和宫外排队，尝一口热乎乎的腊八粥，迎接新年的到来。雍和宫自改庙以来，已经历了近300年寒暑，期间曾享受过皇家寺院的风光无两，也曾在风雨飘摇的时代孤立无援，曾富丽堂皇、琳琅满目，也曾遭遇抢掠、殿堂残破，但不变的是其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从1722年发生职能转变，到1822年认定达赖喇嘛的金瓶掣签制度，再到在风雨飘摇的民国时期充当沟通中央政府和地方关系的桥梁，它始终在光阴中熠熠生光 ，并在新时代迎来新的生机。】 

　　1722年冬，和硕雍亲王府与它的主人一起迎来命运的转变。是年，康熙皇帝驾崩，和硕雍亲王胤禛继承皇位，年号雍正。胤禛成了皇帝，王府也成为行宫，后被赐名雍和宫。1744年，它被改建为藏传佛教寺庙，成为独一无二的皇家寺院。300年来，这里出过两位皇帝，也停过其中一位皇帝的梓宫，经历过繁华鼎盛和残破荒凉，并在新的时代迎来新生。 

图为鸟瞰雍和宫 图片来源：雍和宫官网

　　雍和宫是个什么宫？ 

　　故事要从1694年讲起。年满16周岁的四皇子胤禛分到了皇城东北隅的一处房产，而这里似乎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府邸，其建筑原为明朝太监的官房，且临近安定门外的粪场，经常臭气熏天、蚊蝇滋生。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在这座三进三出的大四合式的院落里，胤禛掩住自己的不满，修身养性，读书写字，结交高僧，并成立了神秘莫测的组织“粘杆处”，最终一步步走向皇位。 

　　随着胤禛地位的不断提高，这座院落也从贝勒府，变为雍亲王府，在主人登基后，升格为皇家行宫，并得到了正式名字“雍和宫”。1735年，雍正皇帝去世，乾隆皇帝说，这里先皇住了近三十年，是先皇灵魂凭依的地方，就在这里为先皇停灵。于是，雍和宫再次迎回自己的主人。为此，内务府用了半个月把主要宫殿的绿色琉璃瓦换成黄色琉璃瓦，以与皇帝的身份相匹配。雍正皇帝的遗体在他原来的寝宫停放差不多一年时间，才迁移西陵安葬。乾隆继位以后，雍和宫供奉了雍正皇帝的圣容，这里成了供奉先人的家庙。 

　　1744年，乾隆皇帝为“安藏辑边”、团结西北部民族，遂命三世章嘉活佛将雍和宫改建为藏传佛教寺院。当时西藏政局仍不安定，考虑到格鲁派在西藏及蒙古地区的影响力，清朝政府力兴黄教，雍和宫被改建为格鲁派寺院，此举在西藏引起强烈反响和热情拥护，有利于清朝对西藏的统治和沟通。此外，政府还采用了一批在民族地区具有影响力的高层僧人，其中包括三世章嘉活佛。 

　　章嘉活佛是清朝藏传佛教格鲁派最重要的活佛转世系统之一。他幼年时被送至北京，与乾隆皇帝同窗，后成为其处理蒙藏事务的得力助手。他一手策划完成了雍和宫由行宫到藏传佛教寺院的转变，在雍和宫最初的建制、管理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章嘉活佛还亲自参与处理西藏、蒙古事务的许多重要活动之中，其中包括入藏配合六世班禅完成了七世达赖喇嘛的转世事宜，促成并接待六世班禅进京等。 

　　雍和宫改庙之后，在西藏、蒙古等民族地区有着极高的声望，正式开启作为皇家寺院连接中央政府与地方的纽带与桥梁的辉煌历史。多位蒙、藏地区的高僧陆续出任雍和宫堪布，为藏传佛教僧才培养及民族文化的交流与团结作出各自的贡献，如第一任堪布西藏著名活佛七世济隆·洛桑贝丹以及后来担任西藏摄政的第四任堪布策墨林一世活佛。与此同时，藏传佛教界领袖人物、活佛高僧频繁往来，四世、五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分别来雍和宫礼佛弘法。 

图为万福阁 图片来源：雍和宫官网

　　雍和宫作为清代皇家寺院，其建筑与珍藏的文物除了承载着教化众生、传播藏传佛教的使命，也蕴藏着汉、藏、蒙古等多民族文化元素的魅力。雍和宫的建筑以万福阁最为雄伟。在改庙之初，乾隆皇帝觉得庭院北部空旷，想建一座高大殿堂作为屏障。七世达赖喇嘛知晓后，不惜重金从尼泊尔购得一长达26米的巨型檀木，历经艰辛运抵北京，雕成了现在万福阁内高18米、地下埋入8米的迈达拉佛（弥勒佛）。在万福阁竣工后，七世达赖喇嘛还专门送来41幅《如意宝树佛本生记》唐卡，并在首幅上亲笔写下祝词。时至今日，这套唐卡仍悬挂在万福阁的内墙上，光彩如初。 

　　雍和宫到底是什么宫？它既是皇家第一寺庙，又是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场所之一，是传承民族文化的宗教场所，甚至成为清政府处理蒙藏事务的政治中心。它在维护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保证边境稳定等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联络中央政府与边境民族地区中起到了桥梁纽带的作用。 

图左为大昭寺进行金瓶掣签的金瓶和象牙签（复制品），图右为雍和宫进行金瓶掣签的金瓶和象牙签（复制品）摄影：李元梅

　　金瓶可以干啥用？ 

　　流连于雍和宫众多华丽的宫殿、精美的佛像和珍贵的文物前，不得不提的当属雍和宫中的“镇宫之宝”——一尊复制的金瓶，它承载着乾隆皇帝所制定的金瓶掣签制度。

　　话说，1822年，三名灵童被送到拉萨，在布达拉宫的皇帝圣容前举行了确定达赖喇嘛转世的首次金瓶掣签，十世达赖喇嘛楚臣嘉措成为第一位通过金瓶掣签产生的达赖喇嘛，这一制度最先出现在雍和宫的御碑上。

图为雍和宫《喇嘛说》碑亭 摄影：李元梅

　　在雍和宫大殿前，有一座黄色琉璃瓦饰顶的碑亭，是为御碑亭，亭内有一座方柱形石碑，四面所刻碑文为满、汉、藏、蒙四种文字，题目为《喇嘛说》，是乾隆皇帝1792年所撰写。碑文主要讲述清政府对藏传佛教的政策方针，确立金瓶掣签制度。具体内容包括介绍藏传佛教的形成和发展，阐述清政府保护藏传佛教的政策；说明活佛转世的由来及弊端，为此制定的金瓶掣签办法；以及他以王法制裁高层喇嘛分裂国家活动的史实。

　　里面提到的“ 盖佛本无生，岂有转世？但使今无转世之呼图克图，则数万番僧，无所皈依，不得不如此耳 ”，这正是乾隆实行“ 修其教 、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 ”的原因。针对转世灵童被政治势力所操纵，出现舞弊纷争等现象，制定“金瓶掣签”制度，确立起中央政府对活佛转世的直接管理。 

　　同年，乾隆帝亲自监督制作的两个金奔巴瓶，一个被送往拉萨大昭寺，用于西藏各大活佛转世灵童的认定，另一个则存放于雍和宫，用于认定蒙古等地区各大活佛的转世。这一规定次年就在两地分别进行了实施。据统计，1793年至1911年的近120年中，在拉萨执行的金瓶掣签达到70多次，在雍和宫执行的金瓶掣签约有20多次，其中包括五世和六世章嘉活佛的认定。设置金瓶，通过掣签确认转世灵童，从法律的角度规范了转世灵童的认定办法，不仅提高了中央政府的权威，而且使广大信教群众心悦诚服，逐渐成为历史定制。制度确立后，第十、十一、十二世达赖喇嘛和第八、九、十一世班禅都是据此选定。活佛转世制度中再也没有出现“率出一族”的现象，也没有出现过教内因“分润不均，唆使外族抢掠”的事情。 

　　金瓶可以干啥用？它标志着金瓶掣签这一制度的订立，不仅“除其弊”“ 息纷争”，而且有利于维护和稳定蒙藏地区的社会局势，团结宗教上层人物和广大僧俗群众，加强了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在守疆护土、维系统一的过程中，发挥了千军万马无法取代的作用。

图为西藏驻京办事处处长、雍和宫堪布贡觉仲尼像 图片由喜饶尼玛提供

　　爱国僧人的力量有多大？ 

　　每个人在享受国家庇护的同时，也需用自己的力量来捍卫国家的领土完整。那年，当入侵者在神州大地肆意妄为时，昔日潜心修炼的僧人积极入世。而雍和宫的存在，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1923年，40岁的色拉寺堪布贡觉仲尼被十三世达赖喇嘛派往北京接任雍和宫堪布职务，他与同伴经过长达半年的艰苦跋涉，于次年1月抵京，并由民国政府蒙藏院批准就任。彼时的雍和宫已随着皇权的倾覆失去了往日的派头，珍宝被掠、僧员大减、殿堂残破。但纵使风雨飘摇，民国时期的雍和宫仍是沟通中央政府和地方关系的桥梁，前后三任堪布都努力维护国家统一，成为西藏地方同中央政府进行沟通的重要渠道。

　　在帝国主义的挑拨下，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受到严重损害。民国政府宣称“五族共和”，多次派代表赴藏，均遭英帝阻挠未能成功。光绪年间就奉命留任雍和宫堪布的江赞桑布积极响应共和，并将“五族共和”的要旨转告十三世达赖喇嘛和西藏同胞，民国政府对此给予了充分肯定。在得知民国政府要成立国会组织后，江赞桑布积极参选，并以绝对优势当选为参议院议员。西藏地方代表进入民国国会，是西藏地方民众在国家政治活动中参政议政的重要标志，表明西藏民众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有利于向心力和凝聚力。雍和宫堪布等人位居其中，也充分说明雍和宫在民国初年政治生活中占有的特殊地位。

　　随着形势发展，十三世达赖逐渐认识到英帝国主义的真面目，转而希望中央政府对自己的态度有所变化。在积极沟通后，他于1918年派遣来自拉萨三大寺的格西担任驻京堪布，其中色拉寺的格西罗桑策殿任雍和宫堪布，这是民国成立以来达赖喇嘛第一次向雍和宫派遣高僧，也是第一次向中央派遣代表。中央政府依照清朝旧例予以任用和册封，并给予优待，这次人员派遣缓和了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 

　　为进一步推动同中央政府的联系，十三世达赖派来了贡觉仲尼，而他也不负所望，勇担维系民族团结大任，在历史上留下奔走的身影。1925年，贡觉仲尼作为西藏地方代表，被民国中央政府特聘为“国宪起草委员会委员”，参加宪法起草工作；1928年，在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访问雍和宫时，向其当面陈述对解决西藏问题的看法，受到重视；1929年赴太原求见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阎锡山，述说达赖声明；后赴南京拜见蒋介石，转达达赖服从中央的诚意；1930年，返拉萨会见达赖，宣传中央政府对藏政策；同年，回南京任西藏驻京总代表，筹建西藏驻京办事处，负责与内地沟通关系。至此，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日趋正常。 

图为雍和宫堪布、西藏驻京代表贡觉仲尼 图片由四川民族学院 重曦绘

　　爱国僧人的力量有多大？贡觉仲尼等人的爱国行为，在动荡时局中胸怀民族大义，充分施展才能，为加强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做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正如著名藏学家拉巴平措所说：“贡觉仲尼，是民国时期西藏反帝爱国力量的重要代表。1923年，他奉达赖喇嘛之命赴北京接任雍和宫堪布之职。此后的十五年间，他在极其困难和复杂的情况下，辗转拉萨、南京、北京等地，为维护和增进西藏地方与国民政府的关系，为维护中国主权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图为秋阳中的牌楼正门 图片来源：雍和宫官网

　　雍和宫的新起点新在哪儿？ 

　　新中国成立后，雍和宫焕发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国家多次拨巨款对雍和宫进行全面修缮，国家领导人亲临雍和宫视察，对僧人生活、寺院管理给予极大关怀。1981年2月雍和宫作为宗教活动场所对社会开放，每天吸引着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信众。1995年雍和宫被北京市文物局第一批正式登记注册为“藏传佛教艺术博物馆”，是全国唯一一家此类专业博物馆，从此雍和宫又多了“保存和传播人类进步文明”的职能与作用。博物馆注册后，除保持各殿堂原有陈列形式外，着重举办了两个长期展览，即：“藏传佛教与雍和宫”和“乾隆皇帝与藏传佛教”，它用庄严的历史深刻诠释着西藏与祖国不可分割的关系。 

　　立足新时代，在不知不觉中，雍和宫已成为北京市开展民族宗教工作的重要场所，成为宣传民族宗教政策、展示中华文化的重要窗口，收获了一项项的殊荣和嘉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挖掘、整理、宣传西藏自古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引导各族群众看到民族的走向和未来，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命运共同体，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纵观雍和宫300多年的发展脉络，充分反映出它具有宗教与政治的双重作用。自乾隆九年雍和宫改为寺院时起，雍和宫实质成为联系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纽带和桥梁。由于除西藏之外的活佛转世时的“金瓶掣签”仪式均在雍和宫举行，雍和宫实质又成为中央政府管理藏传佛教事务的中枢。新中国成立后，雍和宫在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配合中央政府做好西藏各项工作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如今，在雍和宫里所展出的佛像、唐卡、法物、法器等依旧历久弥新，熠熠生辉，这些内容丰富、分布广泛、载体多样的涉藏元素，揭示了我国各民族团结统一、守望相助、手足情深的关系，见证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合力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 

　　雍和宫的新起点新在哪儿？在对外开放过程中，雍和宫对其所藏文物进行了较好的保护和管理。先后对明代青铜器“须弥山”，清代乾隆皇帝生母所绣唐卡“绿度母”，清乾隆皇帝的“洗三盆 ”以及活佛转世掣签所用的金奔巴瓶进行复制，换下真品进行妥善保护。在文化交流过程中，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学术研讨会，同时出版学术论文集，积极交流学术观点。在新媒体技术方面，利用三维图像处理技术、多媒体技术、虚拟现实等技术将雍和宫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在世人面前，随着“数字雍和宫”工程的完成，标志着这座古老的祖国文化遗产进入数字时代…… 

图为雍和宫大殿匾额，从右至左，以满文、汉文、藏文、蒙古文书写“雍和宫” 摄影：李元梅

　　时光流转，岁月无声，历史的鸿影逐渐远去，雍和宫依然晨钟暮鼓，静穆如初。300年来，雍和宫走过繁盛、走过衰退，也走过了百年岁月的流金洗礼，在共和国的阳光下重新沐浴，焕发出更多的新意与盎然。（中国西藏网 文/张敏 周晶 部分资料参考自：《陈庆英藏学论文集》《略谈雍和宫的历史地位》《活佛转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