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也是党的优良作风和显著标志。毛泽东指出，“必须使各级党的领导骨干都懂得，理论和实践这样密切地相结合，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对于中国共产党人而言，理论联系实际的核心，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夺取新的胜利。

　　（一）

　　毛泽东一贯主张理论联系实际。早在1930年的《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1941年，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1945年党的七大报告明确：“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实践斗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在它同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时候，就成为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做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更加重视理论联系实际，1956年党的八大开幕词强调：“我国的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

　　在毛泽东看来，理论联系实际是党的建设的基本内容。1941年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这是党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只要理论联系实际，党的建设就能发展，革命事业就能胜利。1939年的《〈共产党人〉发刊词》认为党的建设已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党的幼年时期，“由于没有经验，缺乏深刻的革命认识，还不善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最后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第二阶段是土地革命战争阶段，“由于我们的干部更多地领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更多地学会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我们党就能够进行了胜利的十年土地革命斗争”。第三阶段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阶段，由于“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更加深入的更加统一的理解，就不但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进行了伟大的抗日战争。党的组织已经从狭小的圈子中走了出来，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毛泽东强调：“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理解，集中十八年的经验和当前的新鲜经验传达到全党，使党铁一样地巩固起来，而避免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二）

　　毛泽东从哲学高度全面论证和阐述理论联系实际，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的重要区别。具体表现在唯物论方面，“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而“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也“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在辩证法方面，“这种基于实践的由浅入深的辩证唯物论的关于认识发展过程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以前，是没有一个人这样解决过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第一次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唯物地而且辩证地指出了认识的深化的运动，指出了社会的人在他们的生产和阶级斗争的复杂的、经常反复的实践中，由感性认识到论理认识的推移的运动”。

　　毛泽东指出，理论联系实际既是唯物论又是辩证法。理论是认识，实际是实践。从唯物论角度分析，实践是认识的来源，“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一切这些知识，离开生产活动是不能得到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从辩证法角度分析，认识是在实践基础上从感性到理性的升华过程，“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认识过程中两个阶段的特性，在低级阶段，认识表现为感性的，在高级阶段，认识表现为论理的，但任何阶段，都是统一的认识过程中的阶段。感性和理性二者的性质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离的，它们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

　　毛泽东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其主要内容：一是“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实践不仅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而且指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不仅指人们的生产活动，而且包括政治、科学和艺术在内的社会生活一切领域和各个方面的活动。二是认识分为感性与理性认识，两者密不可分，“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三是既要认识世界，更要改造世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如果只到理性认识为止，那末还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说来，还只说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全部认识论是：“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

　　（三）

　　理论联系实际的前提是要学习好马克思主义。只有读懂弄通马克思主义，才能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毛泽东自从1920年阅读《共产党宣言》和确立共产主义信仰后，终身坚持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主客观条件，也就有着不同的研读内容和重点。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著作还很少翻译到中国，只读了列宁《国家与革命》的部分内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主要研读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列宁的《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即使在长征途中，毛泽东还孜孜不倦地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以至1964年会见外宾时说，我“是在马背上学的马列主义”。延安时期，毛泽东广泛收集马克思主义书籍，研读了《资本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以及苏联出的中文版《列宁选集》多卷本。解放战争时期，重点阅批了《国家与革命》和《“左派”幼稚病》。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一次阅读《资本论》，大量研读和批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著作。

　　毛泽东不仅自己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而且号召全党尤其是党员干部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1945年，党的七大要求党员干部阅读5本马克思主义著作，即《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和《联共党史》。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党员干部必读12本马克思主义著作。1958年11月，毛泽东写信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1963年7月，指示出版30本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供干部阅读，并印一部分大字本。毛泽东不仅要求从书本上学习马克思主义，而且要求结合实际学习马克思主义，“主要地还要通过阶级斗争、工作实践和接近工农群众，才能真正学到”。

　　（四）

　　理论联系实际的关键是运用好马克思主义，正确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形象地比喻为箭和靶的关系，“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理论联系实际，不能像有些同志“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这样的人就是古董鉴赏家，几乎和革命不发生关系”。也不能像有些同志“在那里‘无的放矢’，乱放一通，这样的人就容易把革命弄坏”。

　　毛泽东认为，在用马克思主义之箭射中国革命和建设之靶时，要注意避免主观主义现象，“我们党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他们都是只看到片面，没有看到全面”。比较而言，“在我们党内还是教条主义更为危险”。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更要重视克服教条主义的错误。毛泽东指明了克服主观主义的途径。对于教条主义，是“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面发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书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对于经验主义，是“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为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

　　毛泽东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深刻，内涵丰富。这就是既要学习好马克思主义，又要运用好马克思主义，更要发展好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创造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