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央关于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决策

　　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根据国际国内和西藏形势，高瞻远瞩地考虑了解放西藏的时机和策略问题，并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对解决西藏问题的考虑和筹划也逐渐明晰具体。

　　早在1949年2月4日，毛泽东主席在西柏坡向斯大林同志派来的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同志谈话时就指出：中国“大陆的事情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西藏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因为：（一）交通困难，大军不便行动，给养供应麻烦较多；（二）民族问题，尤其是受宗教控制的地区，解决它更需要时间，需要稳步前进，不应操之过急。”

　　8月6日，毛泽东在给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班禅现到兰州，你们攻兰州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

　　9月26日，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做出三项庄严的保证，其中第一项就是把解放西藏作为完成中国统一大业的一个方面。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人民解放军总部向全军发布命令，要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13日，毛主席在关于西南、西北作战部署中，正式明确“经营云、贵、川、康及西藏的总兵力为二野全军及十八兵团，共约六十万人”。

　　由于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在10月底全部解放，战争已经结束，而解放西南的战役正在激烈地进行中，加上从青海去西藏的道路比较平坦，班禅行辕又在青海等原因，毛泽东考虑改由西北局为主担负解放西藏的任务。11月23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指出：西藏问题，应责成西北局担负主要的责任，西南局则担任第二的责任。因为西北结束战争较西南为早，由青海去西藏的道路据有些人说平坦好走，班禅及其一行又在青海。解决西藏问题不只有西北一路，还要有西南一路。

　　彭总接到毛泽东电报后，即派一野政治部联络部部长范明进行调查。一个月之后 ，范明报告，由青海、新疆入藏困难甚大，难以克服……如入藏任务归西北，……完成入藏准备需要两年。彭总于1949年12月30日将范明报告转报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主席。接到彭总的电报后，毛泽东主席当即于1950年1月2日由莫斯科致电中共中央和彭德怀并转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将进军西藏的任务赋予西南局，他指出：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为重要，我们必须占领之，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入藏军队可定为三年一换，以励士气。并提出：“进军及经营西藏是我党光荣而艰苦的任务。”

　　此前，毛主席在赴苏联访问途经满洲里时，给中共中央并西南局写了一封信，大意是，印、美都在打西藏的主意，解放西藏的问题要下决心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否则夜长梦多。

　　解放西藏的重任由西南转向西北，又由西北转向西南。

　　二、西南局关于解放西藏的战略部署

　　决定由哪个部队担任进军西藏任务，西南局经过周密考虑，反复研究，刘伯承和邓小平等同志同时想到了十八军军长张国华。认为张国华比较年轻（36岁），既当过军事指挥员，又做过政治工作和地方工作。在解放战争时期，屡挫数倍强敌进攻，开辟巩固了豫皖苏解放区，对转入战略反攻和实施淮海决战起了重要作用，故决定由张国华率十八军进军西藏，并明确以张国华为核心。这样，进军西藏这一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最后落在了十八军肩上。

　　十八军这支部队英勇善战，作风顽强，在军、师领导层中，有老红军、老八路、老新四军干部，能够承担起这一重大任务。十八军受领任务后，从各方面都进行了充分的准备。

　　西藏既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人民解放军对西藏就有巩固国防、进军西藏的崇高责任。正像刘少奇为中央起草批复西南局的电报中强调：“我军进驻西藏的计划是坚定不移的，但可采取一切办法与达赖集团谈判，使达赖留在西藏并与我和解。”

　　至于解放军怎样进藏，以什么方式进藏，又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既然北平都是用和平方式去解决，西藏这个特殊地方更应该和平解决。这样，从中央到西南局、西北局，以及各进藏部队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方式同西藏地方当局进行接触，政治争取。

　　西北到西南共派了四批人去拉萨进行劝和。其中，第二批青海寺院劝和代表团团长为青海当才活佛，副团长为夏日仓活佛和先灵活佛。他们进至西藏聂荣宗时，被西藏地方政府黑河总管扣留。想不到的是，当才活佛竟投靠了西藏分裂主义集团。第四批从甘孜白利寺去西藏劝和的格达活佛，虽然经过金沙江到达了西藏昌都。但是，在英帝国主义唆使下，西藏地方政府“作出了尽量拖住格达活佛的决定”，并给原西藏地方政府出点子，格达活佛“既不能去拉萨，也不能回甘孜”，最后将这位热爱祖国的宗教人士害死。

　　三、解放军发起昌都战役，以战促和

　　中共中央争取西藏和平解放的种种努力，都遭到国外反华势力和西藏当局的阻挠与拒绝，他们决意关闭和谈大门，甚至陈兵金沙江西岸和昌都等地区，妄图以武力阻止解放军进藏。原西藏地方政府完全关死了与祖国和谈的大门。怎么办？只能按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既定的方针——以战促和了。所以才有了昌都战役。但西方敌对势力和印度反动派却将这场正义之战诬蔑为“侵略”，事实证明了他们是恶意诽谤。

　　原西藏地方政府在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支持怂恿下，把藏军大部（4500余人加民兵3000余人，共7000多人）部署在金沙江以西，昌都周围。北重南轻，像个葫芦一样，昌都周围像个葫芦头，南面像个葫芦把。

　　我们参战的有第二野战军五十二师全部，军三个直属营（工兵、侦察、炮兵），五十三师一个团，五十四师一个炮兵连，第一军一个骑兵支队，第十四军一个多团（第二军一个先遣连进至阿里，对昌都战役起配合作用）。

　　根据藏军的情况和中共中央和西南军区的战役基本命令，十八军决定采取正面进攻与大迂回相结合的战役战法，集中主要兵力于北线，迂回包围恩达及澜沧江以东之藏军。右路以五十二师一五四团，师骑兵侦察连、炮兵连，及第一军的青海骑兵支队（以下简称骑支）组成，由我和师参谋长李明指挥。中路由五十二师一五五团、一五六团、军直炮兵营组成，直取昌都，由师长吴忠、副师长陈子植、政治部主任周家鼎指挥。左路，由军侦察营、工兵营、五十四师炮兵连组成，由侦察营长和军直政处主任指挥。

　　南线由五十三师一五七团自巴塘渡金沙江，攻歼宁静藏军，直出邦达、八宿，切断藏军西南退路，藏军九代本起义。

　　昌都战役自1950年10月6日发起，至24日结束，历时19天，共计毙、伤、俘藏军及民兵5700余人。

　　由于部队执行政策纪律好，很得藏族同胞欢迎和拥护，这里举两个例子：

　　一个例子是，昌都战役中，一五五团一营断了粮，宁肯吃倒毙的驮骡乘马的肉，也绝不违犯政策纪律。一五五团一营副教导员张士英担负收容工作，路经一个村时，见该营不同连队的七八个战士正在开会批评一个战士，就问怎么回事。二连的一个党小组长报告说：三连一个战士挖了藏族群众地里的圆根吃，所以大家都在批评他。那个受批评的战士向张士英报告说：“我饿着肚子能行军打仗吗？”其他战士马上说：“大家不都是饿着肚子打仗！”张士英没有批评他，找到圆根的主人，代表部队赔礼、道了歉。另拿出几块银元，除赔偿外又买了一些圆根分给大家吃了。

　　再一个例子是，一五五团三营机枪连战士彭菊生、王在其、李循福奉命买糌粑，转了很久也没买到，却在路上意外地拾到一袋糌粑，够全班吃一个星期。他们议论很久，认为再饿也不能要，应交还失主，就饿着肚子等失主。果真，停了不久，一个藏族群众骑马回来找掉落的糌粑，他们将糌粑还给这位藏族群众时，这位藏族群众高兴极了，不但当场感谢，还在回去的路上宣传这件事。

　　这些消息不胫而走，受到广大藏族群众的称赞，消除了他们“仇汉”的态度，称解放军是“菩萨兵”“新汉人”，积极帮助我军带路，运送粮食，收容护理伤病员，自发地向跑散的藏军劝降。这些举动赢得了人心，树立了我军良好形象，取得了军政双胜的佳绩。

　　昌都战役中我们部队对俘虏发银元、有家属的还发给马等，影响更大。有的俘虏当场流着眼泪说，再不给反动政府卖命了！

　　人民解放军对藏军和原西藏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策更是使他们感动，特别是对阿沛 阿旺晋美，他原在昌都住的总管府的房子，十八军副政委王其梅已住下，王其梅得知阿沛回来时马上腾出仍让阿沛住，自己却搬到帐篷里住。阿沛说他的坐骑金鞍银蹬丢了，王其梅立即严令部队找还给他，阿沛非常高兴。所以，他们几十位官员就向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写信请求与解放军和谈。更不要说阿沛 阿旺晋美在支持解放军进藏及签订《十七条协议》中更大的贡献了。

　　我们解放西藏东部重镇昌都以后，震动了全国，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强烈反响，迫使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代表团与中央人民政府代表进行谈判，最终于1951年5月23日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实现了西藏和平解放。随后，人民解放军陆续进驻拉萨和各国防要地，也就是说完成了第一步“进去了”；第二步就是要站住。进去不等于站住，反动分子企望我们再出来，好像我们是流水的兵；第三步反动分子看我们站住了，就想办法使我们站不稳；第四步反动分子看我们站稳了，就发动全面的叛乱了，较量的结果是他们失败了，他们却又在国外闹腾。这段斗争也是异常的艰苦、复杂和尖锐，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进藏人民解放军和地方工作人员，团结西藏广大人民和爱国人士，最终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原西藏地方政府不管怎样闹，最后还是离不开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规律，闹——失败——再闹——再失败——直至灭亡。

　　而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包括西藏人民在内，是从胜利到大的胜利，再到最后的胜利。

　　西藏长期处于政教合一、僧侣和贵族专政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大约百分之五的三大领主（政府官员、贵族与寺庙上层）及其代理人，几乎占有西藏的全部生产资料。原西藏地方政府和反动的三大领主叛乱，我们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边平叛边改革，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摧毁封建农奴制度，西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西藏人民当家作主，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又经改革开放，日子过得更好了。现在，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西藏人民向着更加美好幸福的明天奋斗。（中国西藏网 文/阴法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