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推进，中国大陆的解放指日可待。在西南地区的川、康、云、贵诸省相继解放后，解放西藏已成为当时的大势所趋。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根据国际国内和西藏形势，高瞻远瞩地考虑了解放西藏的时机和策略问题。

　　图为1949年1月1日《人民日报》第1版刊登的新华社社论《将革命进行到底——一九四九年新年献词》。图片来源：中国军网

　　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中明确提出，“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真诚合作，采取一致的步骤，粉碎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阴谋，“将革命进行到底”。

　　1949 年2 月，毛泽东在西柏坡与斯大林特使米高扬见面时谈到，“西藏问题也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因为，一是交通困难，大军不便行动，给养供应麻烦也比较多；二是民族问题，解放西藏需要时间，需要稳步前进，不能操之过急。”

　　一个月之后，即3月5日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确定了今后以天津、北平、绥远3种方式解决敌人的方针，并要求各野战军领导人“注意和学会用不流血的斗争方式”解决问题，这就为后来包括西藏在内的一些省区的和平解放指明了方向。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央对解决西藏问题的考虑和筹划也逐渐明晰具体。1949年8月6日，毛泽东在给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关于解放西北方针的指示》电报中指出：在解放兰州及西北各地的斗争中，要“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

　　10月13日，毛泽东主席拟定的《关于西南、西北作战部署》的电报中，正式明确西南局负责“经营云贵川康及西藏”，并重申“西南局的分工是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贺为（西南）军区司令员，邓为政治委员，刘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

　　由于西北地区的宁夏、甘肃、青海、新疆在9月底前全部解放，加上从青海去西藏的道路较平坦、班禅及其一行又在青海等原因，毛泽东于11月23日致电彭德怀指出，“就现在情况看来，应责成西北局担负主要责任，西南局则担任第二位的责任”。“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出兵当然不只有西北一路，还要有西南一路。故西南局在川康平定后，则应着手经营西藏”。也正是这一天，毛泽东、朱德复电班禅额尔德尼，表明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定能满足西藏人民要求回到祖国大家庭的愿望。

　　12月30日，彭德怀致电中央，称经过对入藏道路、气候、出产等情况调查后，认为从西北进藏途中到处有大雪山阻隔，一年只有4个月时间可通行，筑路、屯粮等准备工作需要两年时间。总之，由青海、新疆入藏困难甚大，难以克服。因此建议从西南方向进藏。

　　图为1950年1月2日，毛泽东关于四月中旬进军西藏问题的建议给中央和彭德怀、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的电报（节录）。图片来源：中央档案馆

　　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接此电后，于1950年1月2日电告中央并西南局、西北局，指出解放西藏的意义重大，“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要求西南局确定入藏的部队及领导经营西藏的负责干部，并对组织进军的各项准备工作提出具体意见。

图为1949年初冬，结束湘南战役后的二野大军在进军大西南的途中。翻拍：孔夏

　　西南局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电示精神，立即研究提议：“以二野之十八军担任入藏任务，以张国华为统一领导的核心”。“在康藏两侧之新青两省及云南邻界各驻防兄弟部队，如可能时则予以协助”。10日，毛泽东复电完全同意西南局的计划，并指出“经营西藏应成立一个党的领导机关”，“责成他们负责筹划一切”。

　　１月15日，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邓小平，在重庆向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和部分师以上干部传达了党中央、毛泽东关于解放西藏的指示和西南局的决定，部署进藏工作，要求部队勇敢地担负起这一任务。刘伯承、邓小平还发出指示，要求第二野战军全军以一切可能的力量支援十八军进军西藏。

　　１月24日，中央批准以张国华为书记，谭冠三为副书记，王其梅(军副政委)、昌炳桂(副军长)、陈明义(军参谋长)、刘振国(军政治部主任)、天宝(藏族)(全国政协委员)为委员的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简称西藏工委)，并提出请西北局考虑是否还有其他人可以加入此委员会。

　　中共中央同时同意刘伯承、邓小平提出的由西康、云南、青海、新疆４省区对西藏实行“多路向心进兵”，以收协力合击之效的建议。西南局、西北局据此进行了认真的筹备。云南、青海、新疆军区先后共组建了约3000人左右的进藏部队，进军西藏的序幕由此拉开。（中国西藏网 综合/孔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