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段文昌

　　赵树理创作起步较早，上世纪30年代就已形成独特风格，但直到1943年9月《小二黑结婚》发表，其创作才引起社会广泛关注。1946年，《李家庄的变迁》出版后，郭沫若、茅盾、周扬等人对赵树理创作给予高度评价，更是确立了其人其作的文学地位。但由于当时解放区条件有限，赵树理作品的海外传播，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才真正得以实现。作为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中国作家，赵树理通过他的作品让世界读者了解到中国社会，尤其是解放区农民翻天覆地的变化。

　　上世纪50年代达到译介高峰

　　上世纪50年代，赵树理作品的海外传播主要集中在日本、苏联和欧美，其中又以日本和苏联为主。

　　由于与中国有着特殊的地缘政治关系与文化渊源，日本学者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一向观察敏锐，对赵树理作品更是关注有加。学界多认为，侨居中国多年的日本学者伊藤克（笔名萧萧），第一个向日本民众译介了赵树理作品。她曾于1948年翻译过《小经理》等8篇赵树理小说。上世纪50年代后，小野忍、竹内好、鹿地亘等人也相继对赵树理作品展开译介和研究。据统计，1952年至1958年，日本翻译出版了30多种赵树理作品，其中小说《小二黑结婚》《李家庄的变迁》至少各有5种以上译本。同时，日本的赵树理研究也达到了高潮。

　　1949年，苏联汉学家克里弗佐夫首先翻译了赵树理的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在《远东》杂志上连载，紧接着又由莫斯科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该社还同时出版了《赵树理小说集》。翻译赵树理作品的苏联翻译家还有帕霍莫夫、科托夫、罗果夫等人。1952年前后，赵树理《小二黑结婚》之后至1949年以前创作的作品几乎都被介绍到苏联，受到苏联学者的肯定，认为他是真正的“人民的作家”，甚至有人认为“近30年来在描写中国农村生活方面还没有哪一个作家能超过他”。

　　上世纪50年代，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欧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国，译介了许多赵树理作品，其中还涌现出许多赵树理研究专家，如著名的捷克斯洛伐克汉学家普实克。

　　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在《中国震撼世界》第四章提到了赵树理和他的作品，“我翻译了赵树理的三本书。第一本是写农村选举的，第二本是写婚姻自由的，第三本是写一个乡村的战时生活的”，并说赵树理“可能是共产党地区除了毛泽东、朱德之外最出名的人了”。很显然，贝尔登翻译的三本书分别是赵树理的小说《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和《李家庄的变迁》。《中国震撼世界》原书出版于1949年，董大中据此推断，“本年（指1947年）是他最早可能翻译的年份”“如确实翻译且已出版，则这是赵作的最早的外文译本”。学者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序言中提到，1951年在耶鲁大学图书馆查找资料时发现了赵树理作品。这也表明，赵树理作品最迟到1951年就已开始在美国传播了。

　　上世纪50年代，特别是1950年和1951年，每年都有十几个国家翻译介绍赵树理的作品，其中既有单篇作品，也有赵树理作品集。翻译语种有日语、俄语、朝鲜语（韩语）、波兰语、越南语、捷克语、法语、匈牙利语、德语、保加利亚语、泰语、孟加拉语、世界语等。1953年以后，赵树理作品的海外翻译数量逐渐减少，特别是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就很少有新的海外译作了。

　　但海外的赵树理研究并未停止，上世纪70年代后，直至21世纪的今天，赵树理及其作品持续受到日本和欧美专家学者关注，他们中有华裔学者如王德威、李欧梵、茅国权等，也有本国的中国研究专家和中国文学研究专家，比如英语国家的林培瑞、葛浩文和日本的釜屋修、加滕三由纪等。加滕三由纪近几年还多次来山西，走访赵树理当年生活的地方，2019年元月连续在《日中友好新闻》发表4篇文章，介绍当地农村变化。一些外国青年学者对赵树理及其作品也产生了兴趣，如美国的章毅诚等。

　　“新颖的赵树理文学”

　　由于赵树理是解放区文学的典型和方向性的作家，许多海外译者认为可以从他的作品中了解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政治、社会等各方面情况。日本学者洲之内彻的观点就很有代表性，他在《赵树理文学特色》中指出，日本国内对赵树理的关注与对中国共产党的关注分不开，“人们希望了解中共所做的事情，希望了解中共的文学，这种兴趣就转向了赵树理。而且，仅仅在这一点上，赵树理对这个要求给予了我们最好的回答。因为，赵树理不仅拥有文学爱好者，而且拥有广泛的读者阶层”，“从论文、统计数字中体会不到的具体知识，从赵树理的小说中开始体会到了”。

　　作为最早译介赵树理作品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学者在赵树理作品中显然发现了与本国革命相一致的地方，正如当时论者西维特洛夫、乌克伦节夫所指出的那样，“他让我们看到了最近15年（1934年至1949年）来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发展的一幅真实图画。他的意义不仅是暴露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本质和中国共产党惊人的建设力量，而且这里面忠实地描写出中国人民的觉醒与政治力量的成长”，“每一个读者能够从作者这本书中看到和感觉到今日中国的真实情形”。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起初对赵树理及其作品的评价明显地存有偏见，但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和中外交流的日益频繁，欧美学者也更加注重通过赵树理的作品了解中国人的生活与思想。

　　除了文学的认识功能外，以日本学者竹内好为代表的海外学者也注意到赵树理作品中的新颖性和独特性。他在《新颖的赵树理文学》一文中指出，“在这里，赵树理具有一种特殊的地位，它的性质既不同于其他所谓的人民作家，更不同于现代文学的遗产”。他鲜明地提出了赵树理文学的“超现代性”和对“现代文学”“人民文学”的双重超越。竹内好进而认为，赵树理的作品“如果仔细咀嚼，就会感到的确是作家艺术成功之所在，稍加夸张的话，可以说其结构的严谨甚至到了增一字嫌多、删一字嫌少的程度”。小野忍则指出，赵树理的小说“承继、发展了中国说唱文学的传统，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表现形式。或许可以说，这位作家的最大业绩，就是创造出了这种表现形式。”他所说的“独特的表现形式”主要是指“主题的明确化、描写的单纯化、采用民间故事的形式”等创作手法。即使是受冷战思维和西方文学标准影响的欧美学者，也发现了赵树理作品在继承传统叙事基础上的创造性叙事、独特的叙事语言与写作风格、“民族形式”的成功运用等方面的创新。

　　概言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赵树理作品在国际上迅速传播的前提，独特而新颖的艺术形式和多样化的思想内涵则是其作得以在国外传播的决定因素。赵树理用评书体的现代小说形式成功塑造了历史变革中的中国农民形象，他的作品以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和通俗易懂的语言真正融入了当时农民的文化生活。正如小野忍所指出的，赵树理对中国农民特有的幽默感和乐观精神的刻画，是其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深受中国民众欢迎的重要原因。

　　（作者系中国赵树理研究会常务理事、晋城市图书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