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

　　作者：葛承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

　　蔡鸿生先生的名气，不如他的学问那么大。在学术界，“蔡鸿生”这个名字，并非玉落大海、默默无闻，也算不上如雷贯耳、声震八方，但在我看来，他是一位真正的“大先生”。

　　何谓“大先生”？在汉语中，“先生”是一个尊称，“大先生”更是对人格、品德、学业上能为人表率者的尊称，只有社会的尊者、育人的能者、心怀家国学问的大者，方可称为“大先生”。蔡鸿生先生就是这样的“大先生”。他一生行事低调，远离平庸，他的求真思索可以使后学受益终生，他的求新成果经得起历史的长久推敲，多年以后依然可以在浩瀚书海里熠熠生辉。

　　蔡鸿生（1933—2021），广东汕头人，历史学家。1953年考入中山大学历史学专业，1957年毕业留校任教。曾任该校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长、《历史大观园》月刊主编。长期从事中外关系史的教学和研究，重点探讨唐代粟特、突厥文化，俄罗斯馆与中俄关系，岭南佛门僧尼史事，广州与海洋文明，历史研究的学理和方法等领域。著有《俄罗斯馆纪事》《尼姑谭》《清初岭南佛门事略》《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广州海事录：从市舶时代到洋舶时代》等。

　　我不是蔡鸿生先生的亲炙弟子，顶多是个私淑弟子，但是我对他的敬仰不亚于入室弟子。“文革”前，蔡先生30岁出头，就在《历史研究》等杂志发表了几篇有分量的论文。那时发表论文的机会很少，比今天难得多，他不仅发表了，而且其独到的见解受到学术界重视。20世纪80年代我读研究生时，曾仔细拜读过他的论文，知道他的研究领域极为广泛，从中古突厥到近代广州，从中西交通到海丝港口，融会贯通，由博返约，在见面之前，就已经对他非常敬重了。

　　1996年我去广州开会，在中山大学第一次拜见蔡先生，那时他63岁，满头鹤发，白眉低垂，精神矍铄，很像一尊参透了世间万象的神。那次，蔡先生亲自带我去了陈寅恪的故居，还讲了一些他自己读书时的情况。1953年秋，他20岁，跨进中山大学历史系的门槛。1955年，以“元白诗证史”选修生的身份听陈寅恪先生讲课。授课是在陈寅恪家里，正式的选修生加上旁听的教师，一共只有几个人。陈先生讲学很有魅力，借历史、文学揭示古代社会与人性的冲突，由表到里启发学生理解历史，令人茅塞顿开。

　　如今，距离我们第一次见面已经过去20多年了，蔡先生也已经去世整整一年了，但我对当年的情形记忆犹新，不由感到，要在新的环境下重新体会老一辈“大先生”的风神气韵，回望他们作为真正的学术耕耘者的心路历程。

　　　没有毕业，只有毕生

　　蔡先生上大学时，受到过严格的思辨能力训练，陈寅恪等老先生传授的史学思维又给他的读书实践增添了许多养料。他多次和我聊起马克思、费尔巴哈等西方哲人的著述，也谈起陈寅恪、岑仲勉等人的学术贡献，这与他五六十年代的学习背景有关。那时的理论学习，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为他奠定了站得高、看得远、走得长的学术基础，因此才能在日后纵横古今、联通中西。

　　他也要求我读一些西方历史哲学著作，尤其是那些历史哲学、宗教批判的经典。这些书对人类的思想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不仅是学术经典，而且是如今我们理解西方社会基本观念的重要基础。遗憾的是，这些书我读过就忘记了，只了解了皮毛，没能吸收运用到自己的研究之中。

　　20世纪60年代，蔡先生还是一个青年教师时，就已经具有环视世界的眼光和胆识了。他游走在“西洋”与“西域”之间，发表了多篇引起学界关注的高质量论文，后来又以突厥和九姓胡的研究名满学界。他虽然成名很早，但始终执着于学术，淡泊名利，以一介书生的力量，播撒智慧，收获果实。

　　蔡先生非常重视学术传统的传承。他说：“一个学科需要几代人努力，陈寅恪、岑仲勉这样中山大学‘双星’的班现在谁来接？过去，很多人不知道丝绸之路是什么，现在人人皆知。但唐宋丝路与明清丝路不同，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丝绸的输出与历史上的丝绸贸易也是不一样的。地理大发现后，资本主义的贸易与以前的贸易大不一样，广州十三行也变成了丝绸之路贸易，走西口的也成了丝绸之路贸易。不懂这些，研究就走样了。这就是陈寅恪讲的‘要有通识’。”

　　2003年是法国汉学家沙畹的《西突厥史料》出版100周年。蔡先生对我说，《西突厥史料》是西突厥研究的奠基之作，即使百年之后，对于沙畹这样的国外杰出学者，我们也应该铭记。我遵照他的嘱咐撰写了《西安出土西突厥三姓葛逻禄炽俟弘福墓志释证》，以示学术研究历来是薪火传承，百年不辍。他看了很高兴。

　　他鼓励我克服困难，抓紧时间做一些前沿课题研究。他说，“美人自古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等到了老年就很难有创造力。确实，在国外学术界，一些知名学者一旦年龄大了，没有新鲜思路，不出版新成果，不参加学术活动，很快就会被人们遗忘。但在中国学术界，尊师尊老是我们的传统，学术资格愈老愈得到尊重。可蔡先生不同，他受到人们的尊重，不仅因为他年高德劭，而且因为他一直在给学术界带来新的成果。进入古稀、耄耋之后，他仍然耕耘不辍，连续写出了一系列有分量的论文，叙述精彩，剖析精到，立论稳当，评论中肯，其记忆力与学识功底常常使我无比叹服。按林悟殊教授所说，蔡先生头脑越老越清楚、越老越睿智，他思考的学术问题从来都是前沿、尖端的。

　　“没有毕业，只有毕生”，“学问永远在路上，花未全开月未圆”，“学海无涯，学无止境，学问是一个望不到边际的认识领域，有起点而无终点”，这些都是蔡先生常说的话。

　　言之有物，言之有趣

　　当知识的积蓄至深至厚时，思想的光芒往往就会闪耀而出。进入蔡鸿生先生的学术世界，那里有学问，更有思想。他对时代的感受和认识，散落在他的著述之中，只有沉浸于他的学术之河，才能分拣出他思想的结晶。

　　每当我读他的书，都会感叹他知识面的宽阔，不仅时间跨度大，而且涉及范围广，《俄罗斯馆纪事》（1994年）、《尼姑谭》（1996年）、《清初岭南佛门事略》（1997年）、《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1998年）、《广州海事录：从市舶时代到洋舶时代》（2018年），从古代到近代，从外事到宗教，从理论到考证，彼此呼应，求索阐释，均为扛鼎之作。他的著述，往往不仅“言之有物”，而且“言之有趣”，文字清晰，语言精练，气韵生动，有的如低回的慢板，有的如铿锵的快板，把学识的广博和哲理的睿智融为一体。

　　《学境》（2001年）是他学术思想的总结性汇集，他在书中直呼放眼世界做学问，堪称先贤留给后人的遗教，其中的《精神生产的历史经验》《陈寅恪史学的魅力》《学风、学位和学问》《为自己的学业进补》等文章都给我极大启迪。可惜，很多学子没有读过这本书，我极力督促我的博士生们认真阅读。

　　《读史求识录》（2010年）是他为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120周年汇编的文集，上辑选入了多篇他讲述治学心得的文章，下辑的文稿结合“学理与方法”的研究生课程，娓娓而谈，犹如一位人文学者的精神史，提示我们在学术选择、创新动因和释读求知的背后，洞悉时代演进的历史大势。最令我难忘的是，他沿着陈寅恪“读史求识、脱俗求真”的遗教践行不止。正如他说的，历史的洞察力，并非“饱学”的自然结果，读书人中，有知之士摩肩接踵，但有识之士只是凤毛麟角。

　　蔡鸿生先生强调以古为新，用新的学术眼光激活旧的文献史料。在《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广州海事录》这两部书中，他对经典文献的细读、精读，以及对最新研究成果的吸纳，都令我们佩服不已。

　　蔡先生说，做学问的宗旨，在于求真理，探究历史，需要有“辨真”的慧根。他多次教育我，要有很强的形象思维能力和过人的想象还原能力，要有走进当时环境的历史感，因为历史的空白只能用事理逻辑去弥补，透过虚实互补去寻找历史发展中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他面对文献史料时，就有一种如历其境、如温旧梦、如对故人的感觉。

　　“粟特人在中国”的问题现在颇受中外学术界关注，一般学者往往糊里糊涂地把“粟特”混同于“九姓胡”，把“祆教”混同于“琐罗亚斯德教”，把“胡姓”混同于“胡人”，把“住户”混同于“聚落”。蔡先生非常认真地说，粟特史概念必须明确化。他早早就指出，粟特不等于九姓胡，祆教不等于琐罗亚斯德教，胡姓不等于胡人，住户不等于聚落。他对唐代九姓胡的研究，从城邦与聚落、胡律与礼俗、节庆与胡名、贡表与贡品等方面一一深入，紧紧抓住“朝贡”和“胡俗”两条线索，解决了前贤没有解决的问题，提出了嘉惠后学的一系列卓越见识。他把外来的狮子、波斯犬、名禽、汗血宝马以及胡名、胡神、胡食等等都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镜子来研究，取得了非凡的突破。比如对狮子的研究，他遍举中外文献，从朝贡、宗教、艺术、民俗等多个视角进行分析。从贡品史看，狮子作为西域的贡品被引进中国，因其只有观赏性而无实用性，不能像汗血宝马那样养殖和调习，常常遭受却贡、遣返或老死于虫蚁房中的冷遇，终于销声匿迹，对中国历史进程毫无影响；从民俗史看，经过华夏文化的陶冶，狮子形象大放异彩，变成“四灵”的同伴，既受民间喜爱，也可登大雅之堂。由此得出结论：“历代中国人所赞赏的，并非狮的形体，而是狮的精神。”

　　外来宗教史也是蔡鸿生先生有贡献的研究领域之一。他说，在从事唐代蕃胡研究的时候，往往情不自禁地去敲一敲宗教之门。在《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他否定了突厥木杆可汗父女事佛的客观可能性，指出突厥人由信仰萨满教转向信仰佛教的背后隐藏着明显的现世利益。

　　他首先提出了“三夷教”随着社会变迁而“三化”的概念，即景教方伎化、祆教民俗化、摩尼教异端化。他说“三夷教”一来就撞上华夷之分、胡汉之别的门槛，胡人入华各有独特的背景，景教有官方批准的背景，摩尼教借回纥之势有民族背景，祆教信众以“兴生胡”为基础有商业背景。这些提纲挈领的认识，为我们研究外来宗教传播奠定了基础。他强调辨析宗教传播过程中的曲折性和复杂性，佛教经过中亚地区就有了变异，摩尼教在福建华化就有了地方变异。这些全景式的思考无疑扩大了研究的视野。

　　学术眼界，世界眼光

　　蔡先生眼界很高，他要求我读书写作要化艰涩为灵动，对书中遇到的难题或世人不解、误解之处，要做到一经抉发阐释，使人豁然开朗。他还说，做学问要有定力，一定要抵制浅薄化、哄闹化、片面化、狭隘化。

　　身处广州，研究海洋文明无疑具有地利的优势，但蔡先生不跟风做什么热点题目，更不渲染华而不实的说法，而是从宏观结合微观的视角，研究从古代市舶时代到近代洋舶时代的广州海事。《广州海事录》从“舶”字、“鬼市”发凡，说明古代海舶的生活形态，由此延伸到市舶时代广府的新事物，既有广府波斯舶旧闻释证、岭南昆仑奴的遗事，又有广州宋代蕃坊人家和市舶宴的考证，一个字、一个词就勾连起一簇簇文化景观。

　　我到阳江考察“南海一号”沉船遗物，回程拜访蔡先生，他结合沉船上发现的遗物与遗迹，给我讲述历史现场的海舶生活，提示我观察唐宋船舶上的贸易实物和船民生活用具，避免“见路不见人”“见舶不见人”“见物不见人”，真正研究海事史的人事本质。

　　我对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一直是雾里看花，终隔一层。我的小同学张世民研究员发现陕西泾阳唐代杨良瑶神道碑，记载了唐朝与黑衣大食的官方交往，他邀请我写评论文章，我一直不敢多言。就是因为蔡先生讲的，海航生活中的舶人分工、海粮储备、淡水供应、疾病防治、祈禳仪式等与陆地定居大异其趣，不能将海洋学和人类学交融会通，很难做出发覆之论。然而，蔡先生双轨并进，他对近代俄罗斯馆与中俄关系早就有深入研究，在洋舶时代又有新的视点透视，清代广州的荷兰馆、瑞典商行、俄美公司等皆被纳入他的研究范围，不仅讲清了广州口岸与腹地商帮、海幢寺与清代“夷务”关系，还通过诗文解读细致剖析十三行商人的西洋观，通过外销画考释广州手工业。不夸张地说，他是世界知名的中外关系史学家，他的一系列有建树的研究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在国际学术界为中国学者争取学术地位和话语权，也是他毕生的追求。

　　如果说蔡先生是丝绸之路研究天空银河中一颗启明星，那么在海潮奔涌、百舸争流的海上丝绸之路浪声中，他仍是“牵星过海”研究中兴阶段的领航人。

　　蔡先生曾屡次告诉我，随着时代的变化，要多读西方与中国有关的书，他说：“西罗马一统天下没有东罗马复杂，东罗马位于地中海沿岸，涉及国家民族较多。夏登早就指出，要关注东罗马对中国的影响。虽然现在发现不少东罗马货币，但是对大秦（东罗马）的了解还是隔靴搔痒，大家先看的是印度，后来又看波斯，但是对拂菻（大秦）知道的并不多。随着文物出土和文献阅读的深入，应该对大秦有一个新的认识。”“我们过去只讲希腊罗马神话，后来加上了《圣经》，但对东罗马的东西连基本常识都不了解，所以现在非常隔膜。欧洲学者，包括俄罗斯学者，很重视拜占庭，因为其与东正教有关。”“现在虽然到处讲丝绸之路，但史学界很少探讨新问题，大多是抄来抄去，写得毫无新意。”

　　2015年，我即将退休，蔡先生知道了很高兴，他说，你可以抛弃行政繁务，继续扩大学术视野。德国《华裔学志》主编顾孝永（彼奥特·阿达迈克）是莫斯科大学毕业的博士，准备把他用俄文写的博士论文亚美尼亚景教研究送给我，我因为不懂俄文，随意放弃了这份赠送。蔡先生知道后，严肃地批评我，不懂俄文，可以请人翻译，并谆谆教导我：“你要注意亚美尼亚，亚美尼亚文明很古老，海上丝路申遗就是从澳门到亚美尼亚。亚美尼亚商人足迹遍及东西，但中世纪这段历史，学界过去谈得很少。张星烺的眼界是少见的，他编注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很丰富，注意到了亚美尼亚。现在回头看，这些老前辈的研究工作很不简单。如今，不少人却对过去奠基性的著作视而不见，故意不引用，装作是自己读原著发现的，有一种‘你看了文献我也可以看’的态度，打马虎眼。人文学科对资料的第一次引述解读很重要，证明作者的眼光不一样，我们对此要尊重。陈寅恪所引述的大多是旧资料，但是他有新解读。现在都是电脑检索，负面作用是没有学术规范。现在是有技术性规范，而没有学术性规范。”

　　这几年国家文物局举办亚洲文明展，亚美尼亚几次参展，可惜懂得亚美尼亚文物与文化关系的人太少了，我作为首席学术顾问，每每遇到困难，都会想起蔡先生的教诲，真是追悔不及、懊悔万分。

　　学问人生，魅力人格

　　蔡先生始终谦和从容，处世低调。他自谦说，我是岭南“土著”，身处沿海地带，又是一个学术的“边民”，涉足的学术领域不今不古、非土非洋。然而，他正是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古今中外皆入彀中。

　　在20世纪五六十年的艰苦环境里，他克服种种困难，坚守学术理想，在其专业领域内持之以恒地辛勤耕耘。在国内参考书极缺的状态下，能够略人所详、详人所略，甚至把研究领域拓展至岭南尼庵的女性遗民，取得了杰出的学术成就。每当查阅他的著作时，我总能感觉到世界就在他的胸中，用“胸中自有雄兵百万”比喻他的学术胸襟，再恰当不过了。

　　2007年10月至11月，蔡先生应邀在香港城市大学中华文化中心连续做了十次讲座，主题是“中外文化因缘”，给学生和市民听众介绍了唐代中外贸易、宗教、民生风貌、宋代市舶制度以及清代的西洋观念等。那时，我恰好也在香港城市大学康乐楼六层中华文化中心做讲座，我们同住专家公寓，数次畅谈。中华文化中心主任郑培凯教授宴请蔡先生、徐苹芳先生夫妇和我，大家纷纷称赞蔡先生的文章潇洒流利，生动鲜明，在文献中发现了新意。顺便说一句，在香港，我自己不知体贴老年人的苦楚，请他到一家西餐厅吃饭，竟然点了八分熟的牛排，让他咬不动，而我只顾聆听他说话，没有及时换菜，我为此后悔了好长时间。

　　他80岁寿辰时，中山大学的弟子们准备给他过寿，但他不同意我去广州给他祝寿，几次打电话他一直婉拒。我提出由我出面邀请中山大学当时的一位校领导出席，既体现对一位资深学者的尊敬，也是对整个教师群体的鼓励。但是，蔡先生坚决不同意，他说：“我没有什么丰功伟绩，只是没有虚度光阴，做了一些科研登山的事情。”我只好作罢，请王媛媛博士代送了一个花篮，略表我这个编外弟子的衷心祝愿。

　　他给我写信或赠书，总要写上“承雍先生指正”，对此我羞愧难当，更加深切感到他的虚怀若谷。我多次对学生说过，蔡先生要是在北京工作，声名一定要比京城那些著名高校的教授还要高，偏于一隅的岭南限制了他声名的传播。但是他总是说，人生最快意的，莫过于自身的潜能得到充分发挥，至于是否能获得历史的认可，那是身后的事，生前的吹捧炒作没有太大的意义，最终的定位还得靠实实在在、能传世的文章。

　　蔡先生严谨的治学风格、宽厚的待人之道，对后辈学人启迪莫大。历经了80多年的风风雨雨，蔡鸿生这位一辈子研究历史的“大先生”安然走入历史，我们对他敬之仰之。

　　本版蔡鸿生照片由张雷拍摄

　　《光明日报》（ 2022年02月14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