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启用的都城 不断裂的变迁
3月31日,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结果在京揭晓,安徽凤阳明中都遗址入选,这也是安徽省继2009年固镇垓下大汶口遗址之后,12年来再度入选的考古项目。
2015年以来,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故宫博物院、山东大学等单位对明中都遗址展开精心、持续的考古发掘工作,逐步厘清了明中都遗址中轴线的建筑布局、各单体建筑的规模、形制,探寻到其建造工艺、次序、用材等重要信息。经国内权威专家集体研判,明中都是研究我国都城制度传承发展演变的理想模型,其发掘成果为我国古代都城制度由宋元向明清转变补充了关键环节的考古新材料。
虽被罢建,但城市轮廓已然形成
安徽凤阳是明太祖朱元璋的故乡,这里矗立着一座未曾启用过的都城——明中都城。
明中都遗址位于安徽省凤阳县,紧临淮河南岸。洪武二年明太祖朱元璋下诏在自己的家乡临濠建造中都。洪武八年,在“功将完成”时又以“劳费”为由,罢建中都,随后对南京进行大规模改造,并在洪武十一年确定了南京的“京师”地位。
明中都虽然未曾成为真正的都城,但罢建时城市轮廓已然形成,城垣、宫殿、坛庙、钟鼓楼、军事卫所、公侯宅第等多数遗址留存至今,与水系路网和建城时开设的窑址、石料厂等工程遗存共同构成了庞大的明中都遗址群。
据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明中都考古项目负责人王志介绍,在庞大的明中都遗址群中,保存最好的是宫城和禁垣。宫城还保存有午门、西华门城台和1100余米的城墙。明中都宫城于1982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7年,被公布为第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从2013年开始,以明中都皇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为契机,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制订了《明中都遗址考古工作计划》,并与故宫博物院、山东大学等单位合作,开展了连续的考古工作。
遗存丰富,彰显都城考古重大价值
经过周密调查、勘探与发掘,考古工作者基本掌握了明中都遗址宫城及禁垣内大部分区域的地下遗存分布情况,特别是对于明中都中轴线、城门、城墙以及水系、路网等都城建筑设施的规制、布局取得了一系列新认识。据了解,明中都有三重城垣,内为宫城,面积约84万平方米;次为禁垣,面积约3.8平方公里;外为郭城,面积约50平方公里。考古人员通过发掘承天门、外金水桥、宫殿基址以及清理午门门洞,推进了对明中都中轴线的认识。
2021年,考古工作者对明中都遗址中的涂山门遗址以及前朝区宫殿基址展开考古发掘,又获得了一系列重要收获。据王志介绍,作为明中都外郭城西墙的唯一城门,涂山门也是明中都外郭城中保存最好、城门形制辨识度相对最高的一处门址。
从2015年起,考古工作者持续对前朝区的宫殿基址进行考古发掘,截至2021年,宫殿基址累计发掘面积约9600余平方米。在近期发掘中,考古人员在前殿中后部位发现一处黄土台,其正处于宫城内的几何中心点,从断面和勘探确认其早于周边夯土建造。据分析,该位置应是殿址内龙椅宝座安放的位置,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与都城的规划、选址理念紧密相关。
明中都是明清时代第一座真正体现京师之制的都城。其规划受到了明初营建的“吴王新宫”(南京明故宫前身)的一定影响,但反过来更深刻地影响了之后南京宫城的改造和北京都城建设。明代南北二京的城门形制、宫院设置、左祖右社等对称布局、内外金水河制度等均受到明中都的深刻影响,并深入地影响到了各城市明代王府及陵寝的规划。
明中都近年来的考古发掘与发现还填补了我国古代都城制度研究的多项学术空白。王志具体解释,明中都承天门遗址“明三暗五”的门道布局填补了我国古代都城第二道城门从“三门道”最终转变为“五门道”演变过程的过渡环节,是北京“天安门”五门道的雏形;明中都宫城内黄土中心点的发现,在都城发掘中也极为罕见。发掘中发现的巨型覆盆式石础,石料边长近2.8米,础面边长2.5米至2.6米,覆盆直径达1.8米,其体量为目前所见中国古代宫殿建筑石础之最。
理想模型,都城发展承前启后的集大成者
在今年3月中旬举行的“安徽凤阳明中都遗址2021年考古新发现专家研讨会”上,与会专家普遍认为,由于明中都在基本建成后没有投入使用,它的一次性布局高度反映了当时建设者的原始设计、规划理念,是都城遗址研究中难得的“理想城”模型。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王巍认为,明中都是中国古代都城发展承前启后的集大成者,特别是在前殿中后部发现的黄土台反映了明中都对“择中建都”这一理念的延续继承,他建议后续考古工作应对明中都“择中建都”理念的发展进行着重探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刘庆柱表示,都城考古是探求国家文化基因传承与定型的重要途径,其中关于“中轴线”“宫城正门”等关键学术问题的探讨,是解释中国5000年文明不断裂原因的重大课题。明中都的中轴线规制沿袭自宋代都城,并深刻影响了明清北京城,明中都对研究中国进入中古时期以后的历史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院汉唐研究室主任董新林说,明中都上承宋元下启明清北京城,在元大都、明南京和明清北京城无法实施大规模考古发掘的情况下,其考古发现成为研究明代都城规划理念和形制布局的一个关键点,对于研究近古以来宫城制度的发展演变具有特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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