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

　　有学者认为，观念具有天生的迁徙性，不断进行着跨越空间的旅行，观念在进入不同的空间时会产生种种与原初内容迥异的变化。观念在跨越空间的常态中获得更多创造性的潜能，获取到更多的意义和价值。因此，观念的跨空间流动孕育创造性。

　　“太平洋史”是一个具体的研究对象和领域，同时也是一个具有开放性和交互性的国际化学科观念。从学术史看，太平洋史研究模式的阶段性演化得益于研究主体关于太平洋史观念的持续更新。而这一更新的核心动力，便来自该观念在不断的跨空间传播中所收获的混杂性和创造性。因为其不断的跨越空间旅行，“太平洋史”在观念层面成为一个包含多元化路径的复数词。

　　　“太平洋史”观念的跨空间迁变

　　“太平洋史”的跨国传播和交流，是一场理论和观念的跨越空间旅行。在这个既非单向亦无终点的旅程中，不断出现“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外来观念”和“本土因素”的勾连，形成为观念的混杂性提供生成空间的“接触地带”。理论所产生、存在、迁出的地理和社会环境构成太平洋史观念流动的“第一空间”，观念在其中形成相对稳固的纯粹性；理论迁入、传播和发生变化的地理和社会环境是“第二空间”，本土知识和观念将在其中对迁入观念进行借用、改造和中和。“接触地带”生成于“第二空间”，为太平洋史观念实现外来和本土因素的“中间”平衡状态创造社会空间——一个非实体的“第三空间”。活跃于“接触地带”的人们，会基于本土经验对来自“第一空间”的支配性观念施加平衡再造，由此赋予太平洋史研究以新的意义和价值。

　　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太平洋史学作为欧美殖民主义史学范式的依附，在空间观念上表现为帝国或大国的地理边缘，在主题观念上表现为大国博弈和资源服务取向的地缘政治及民族志研究，在身份观念上表现为不具主体性和整体意义的他者叙事。太平洋诸岛史和大洋洲史研究的发轫创立了“岛屿导向”的太平洋史学，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太平洋岛国成为殖民主义史学观念和本土观念的“接触地带”，非殖民化这一新语境要素成了消解殖民主义的太平洋史学的关键。大洋洲本土史学家们更新了太平洋的空间观念，将之局限在南太平洋这一传统帝国的边缘；调整了研究的主题，使之专注于描述地区各国从历史到现实的全方位发展；找回了具有主体性和整体价值的民族国家身份意识，既强调各自作为“有历史和文化的人民”的荣耀，也描绘泛地区的互有、相依、共存；他们没有放弃对殖民主义史学观念的模仿，构筑起了以澳、新为中心的新地区主义。

　　进入21世纪，受全球史和海洋史范式的影响，太平洋史学发生观念的进一步混杂迁变：在欧美太平洋史学界，太平洋世界研究路径兴起，它以太平洋世界为空间框架，以海洋为视野中心，同时突破了殖民主义路径和“岛屿导向”路径的太平洋空间观念；它以太平洋地区的全球性交流、互动为核心研究主题，弥补了国家和地区史研究的相对不足；它还开启了太平洋史研究中全球地方化的观念进程。在大洋洲史学界，“岛屿导向”的太平洋史学也发生了海洋空间转向，在“诸岛之海”的框架下重新定位研究的空间、主题和身份。基本完成混杂迁变的太平洋史理论和观念，又继而通过知识的交流来到中国，开始了新一轮的跨越空间旅行。

　　中国学术界对太平洋史的接纳与反思

　　中国作为太平洋域内国家，并不缺乏对这一广袤海域及相关人类活动的学术关注。就近年的涉太平洋历史研究而言，大致呈现以下特征：空间视野上多以太平洋局部区域为关注重点，如西太平洋、东亚和东南亚海域、南海等，缺乏对太平洋的整体认识；习惯以大陆为中心看待历史，海洋、海域、海疆往往作为陆地的边缘、附属而存在；有关太平洋的研究多依附于中国史相关论题。随着全球视野的引入，“站在中国看世界”视角正积极影响国内涉太历史研究，但客观来说，其程度尚不足以形成系统突破。

　　自太平洋史相关研究及理论在中国引介和传播起，一场观念的流动和迁变就开始了。殖民主义和“岛屿导向”两种太平洋史学路径在其各自所赖以生成的“第一空间”，均获得具有相对自洽特征的理论完整性，以“第一空间”的特有时空结构和观念体系作为支撑。在它们进入中国后，“第二空间”的迥异环境导致理论的水土不服，外来理论观念与中国本土因素发生交流和对冲，来自两个不同空间的意义和逻辑亟待消化和融合。

　　作为舶来品的太平洋史，其视野、方法和路径引发了中国世界史学者的研究兴趣，拓宽了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对象空间。新世纪以来的太平洋史以其整体视野和全球视野为特征，为中国世界史研究反思民族国家史学、批判西方中心主义提供了实践样本。太平洋史研究将近代以来人类的跨文化交流互动作为核心关注，对中国学者探究世界历史发展的深层动力机制具有启发性。

　　同时，太平洋史现有研究路径的局限也引起中国学者的警惕：首先是它所构建的西方话语体系问题，仍呈现明显的欧美中心或澳新中心色彩。其次是它所采纳的中心向边缘的放射型思维模式，基本采用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的、帝国扩张的线性单向叙事逻辑，将其他地区、人民、文明作静态化、边缘化和二元化的处理。再次是现有的两种主流路径对立性有余、协调性不足，受到全球史视野影响的太平洋世界路径过度强调去民族国家化，重视交往网络的同时缺乏系统性深度发掘；“岛屿导向”的太平洋史学则依旧固守新地区主义和国家本位，微观研究占据主体。

　　探索太平洋史研究的中国路径

　　作为观念迁徙的承载主体，太平洋史研究者最有可能实践三种形式的观念运动：模仿外来观念的“同化混杂”；“试图颠覆中心，扭转外来观念的单向传播，并消解其霸权地位”的“去稳定性混杂”；借助两者之双向运动实现的平衡稳定的混合。前两种是对立式的，第三种是合作式的。就理想状态而言，观念的混杂性以第三种为目标，在主动性的选择中去吸收、使用和赋予新的意义。

　　中国的太平洋史研究者既不能做国外太平洋史理论的追随模仿者，也不应执着于以自我的坚持消解外来观念的强势，去追求一种平衡的混合性才是更合理的出路。中国学者应该做有中国特色的太平洋历史研究。这个特色，就是在充分尊重中国主体性的前提下，主动而合理地吸纳国际太平洋史主流路径的整体视野、全球视野、海洋视野，做融通中国与太平洋、太平洋与世界的创新性研究。

　　首先，要打通中国史研究和世界史研究的界限，将“站在中国看太平洋”“站在中国看世界”与“站在世界看太平洋”“站在太平洋看中国”相结合。把太平洋视作一个空间框架，一个视野的出发点和衔接点，向外联结起世界的发展，向内透视中国及一些曾处在资本主义“边缘地带”的太平洋国家和地区的历史作用，探索突破西方中心的太平洋历史解释模式的可能。

　　其次，从太平洋出发，去发现新的方向，既不再是从欧洲或西方向其他部分的单一性发散，也不再是以海岸作为陆地的边界；去发现新的空间，如容纳了中国的太平洋空间、全球性海洋空间；去发现存在于全球视野、整体性视野中的新的联系，如太平洋连接起的全球贸易网络、太平洋世界的环境变迁、19世纪泛太平洋的移民大流动，如海洋空间与陆地空间的联通一体等。

　　再次，要将全球史的网络化视野和民族国家史的深度解释相结合，发掘经济全球化与民族国家发展之间的契合点，并集中回答近代以来太平洋地区是如何推进并实现经济全球化、中国在该进程中究竟居于怎样的位置、它对太平洋世界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怎样的系统性作用等。

　　理论的价值在于启发和孕育新的创造。对外来理论的吸纳借鉴，不是要被征服和同化，而是追求具备本土主体性的平衡性混合，它的实现取决于我们能孕育出一个怎样的“第三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