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正面临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荒漠化加剧、极端气候事件频发等全球性环境问题。俄乌冲突引发了关于欧洲能源危机的讨论，全球能源供需格局将发生变动，也让全球气候治理这一事关人类共同命运的紧迫问题面临极大挑战与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推动绿色低碳转型是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5月27日至28日，在改革创新的热土、“特区中的特区”深圳前海，一场共探全球气候治理和中国“双碳”战略的百川论坛研讨会精彩上演。来自国家生态环境部、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机构和高校的知名学者齐聚一堂，进行了精彩纷呈的观点交流和思想碰撞，为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探索更具操作性的方案。

　　如何从全球视角看待气候治理对世界格局重塑的影响？如何就气候问题理性处理中美、中欧间的关系？如何提升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能力并贡献中国智慧？这些关键议题都在本次论坛上得到了深入探讨。

　　“加强气候治理已逐渐成为全球共识，气候治理也上升为全球治理的核心议程。展望未来，大国地缘政治博弈将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发挥更为重要的、具有实质性的作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说，2020年9月，中国就向国际社会宣告了实现“双碳”目标的愿景，力争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他认为，在全球化遭遇逆流，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盛行的当下，应对气候变化也成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维系多边主义、推动国际合作的重要着力点。

　　“今天，中美关系陷入低谷，两者的关系越来越呈现出对抗状态，应对气候变化更成为中美推进‘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这一新型大国关系的压舱石。”郑永年认为，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在世界范围内气候治理已经上升为一种价值观共识，包括低碳在内的环保问题本身就包含要改善人类福祉和社会公平的意义。同时，应对气候变化也契合了中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内在需要。

　　当前，“双碳”议题备受关注，其中碳中和的内在动能是什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潘家华教授从颠覆性技术创新与发展范式转型的角度深入解读了这一问题，并提供了具体建议。“碳中和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就是化石能源退出的进程。”他认为，在传统能源秩序中，化石能源长期被地缘格局和资本垄断。石油、天然气的储量在中东就占了一半，中国的占比非常少。由于中国的能源进口主要通过海上运输和非本币结算的国际支付系统来支付，因此面临能源安全的隐患。

　　“低碳的再生能源使地缘格局发生很大变化，像太阳能、风能可以使资源地缘垄断失去发挥空间，全球的能源安全格局得以重塑。”潘家华说，从产业链来看，新能源的产业链很长，所能创造的就业、消费市场、生态安全价值远远大于化石能源。但是按照传统发达国家的常规能效技术路线，无法实现碳中和，必须实现颠覆性的技术突破，并且对边际理论进行重新界定，使发展范式实现根本性变革。

　　5月22日至26日，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率团访欧，与美国、欧盟、德国、瑞士、埃及、马拉维等多国政要及国际组织负责人进行会谈，围绕气候政策行动、双多边气候合作、《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等议题开展交流。5月23日，我国从6个申办国家中被世界气象组织批准入选，启动建设全球气候观测系统地面基准站网（GSRN）牵头中心，将监测全球地面气温升高变化，加强对气候变化的认识以及对其未来变化趋势的了解，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未来，中国应与美国、欧盟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形成怎样的气候治理合作机制？本次论坛上，这一关键议题也被各领域专家热烈探讨。

　　“以能效、储能、氢能、负排放技术为代表的关键低碳技术发展，需要建立新的国际合作机制，才能够加强低碳技术设备、装备、产品、标准的对接和互认体系，从而携手金融和资本的力量，共同推行低碳科技产业的创新与实践。”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绿色贸易与投资专委会荣誉主任委员、国际金融论坛学术委员唐丁丁认为，“要积极承担推动全球绿色低碳发展的大国责任，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合作机制，重点构建中美欧三方私营部门的合作格局，来推动和加强绿色低碳技术与产业的国际交流合作，同时要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的气候治理和低碳转型的合作。”

　　在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减污降碳协同研究部主任李丽平看来，中欧环境合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不仅符合双方的利益，在新冠肺炎疫情和俄乌冲突的背景下更加凸显战略性，具有世界性意义。应该将环境和气候合作置于战略地位，加强和深化中欧环境与气候高层对话机制，采取更加主动和务实的举措推动合作。

　　“中国和欧盟的绿色发展理念是高度契合的，双方都坚持绿色、低碳、循环的发展道路，都分别设定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具体目标。”欧盟中国商会副会长、中国碳中和50人论坛秘书长王稚晟建议，应当坚持重点领域和产业链的开放合作，促进中国和欧盟在新能源领域实现商业化与规模化发展，助力中欧及全球气候目标达成，进一步协同绿色领域先进机制的建设，例如绿色金融、绿色债券、碳市场实践等，发挥在全球的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