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经注》专题】

　　　编者按

　　北魏郦道元撰写的《水经注》是我国古代以水道为纲记载区域信息的重要典籍，厘清每条河流从源头到河口的情况，同时记述水系内的相关史地信息，对其研究发展为专门的“郦学”。本版三篇文章“脉水寻经”，为读者介绍《水经注》的成书源流与当代意义。

　　作者：李晓杰（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

　　北魏郦道元撰写的《水经注》，是我国古代以水道为纲记载区域地理信息最为著名的典籍。它以西汉王朝的版图为基础(若干地区兼及域外),对许多重要河流及其流域进行综合性的描述,所涉及的内容包括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两大部分。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在其代表作《中国科技史》中称《水经注》是“地理学的广泛描述”。

　　对《水经注》的研究，虽然自金代蔡珪著《补正水经》始，学者即开始作专门的研究且不乏相关著述，并进而成为一项专门的学问——“郦学”，但是这些研究大多集中于版本校勘与文句欣赏方面，即使被视为《水经注》研究集大成之作的杨守敬、熊会贞合撰的《水经注疏》，也因限于当时的研究条件，还有很多问题（尤其是地理方面的问题）没有解决，他们所绘制出的《水经注图》也难称精准，无法适应现当代学术发展的需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谭其骧先生在其《自传》中即曾表示，在他主编完成《中国历史地图集》（共八册）之后，最想着手的研究工作就是对《水经注》的系统探究，“重写《水经注疏》，重绘《水经注图》”。近些年，周振鹤先生亦多次在不同场合呼吁展开对《水经注》的地理学研究，以重建公元六世纪以前中国的河流水道体系以及人文地理景观，并进而为今天的山川治理与景观改造提供重要参考。

　　有鉴于此，笔者带领复旦大学《水经注》研究团队自2011年起，便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利用相关传世文献、考古资料以及GIS数据分析手段，展开了对《水经注》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新撰《水经注疏》、新绘《水经注图》，并已完成《水经注校笺图释》系列三种（五册，包括汾水涑水流域诸篇、渭水流域诸篇及洛水流域诸篇）。

　　欲从事相关《水经注》的研究，文本本身的准确性至关重要。《水经注》版本众多，在传抄刊刻过程中，不仅存在字词的讹误，而且还发生了《水经》的原文与郦道元的注文相互混淆的情况。虽然经过明清两代治郦名家，尤其是包括王峻、全祖望、赵一清、戴震及清末民初学者杨守敬、熊会贞等人在内学者的相继不懈努力，上述《水经注》版本中存在的问题得以大体解决，但其中仍存有诸多问题。特别是一些清代学者为追求文通字顺，臆改《水经注》文本的现象时有出现，这也使得今本《水经注》距郦注原书相去颇远。胡适最早注意到这一问题，并力倡设法恢复“古本”，进而洞悉《水经注》最初刊刻时的面貌。职是之故，复旦大学《水经注》研究团队以集校勘大成的戴震主持完成的殿本《水经注》为工作底本，择取《水经注》流传中最具代表性的十三种（十五部）版本作为通校本，试图揭橥古本与今本系统《水经注》在版本方面的异同及其发生字词变更的轨迹，并最终呈现出一部最为完善、校勘精良且便于现代学人利用的《水经注》全新校本。

　　郦道元在《水经注》原序中说他撰写《水经注》采取的主要方式是“默室求深，闭舟问远”“访渎搜渠，缉而缀之”。由此可见他对《水经》所做的“布广前文”，大都是他依据其时代所见的各种文献资料所作的“纸上谈兵”，而非通常所认为的是他进行实地考察后的产物。而且，他行文着眼之处，主要又都是前代故事（此由卷十六《穀水篇》对洛阳城的描述采用以汉代洛阳城为主线的方式，可见一斑）。换言之，郦氏的这部书实是一部汇集了众多典籍的历史地理巨构。然而，由于郦氏文笔的巧妙，不少征引之处颇为隐蔽而少有头绪。因此，对《水经注》征引文献做全面的溯源，即史源学的探讨，将郦氏自己的文字区别出来，不仅可以更好地了解《水经注》文本的构成，而且还能借此对汉魏六朝典籍，尤其是地理类的著述进行全新的钩稽与整理。同时，也可借此不时发现郦氏的一些误征误引之处，从而加以纠正。鉴于杨守敬、熊会贞合撰《水经注疏》对郦注的史源已做了许多前期工作，复旦大学《水经注》研究团队将充分利用其成果并最终使这一工作更趋完善。

　　清人王先谦在其《合校水经注》序文论及《水经注》全书结构是“因水以证地，即地以存古”，意思就是说郦道元把《水经》作为他描述的纲要和基础，然后将相关的历史和地理的很多信息都放进去，完成了超过《水经》原文近三十万字的《水经注》，构筑了一个完整的中古时期山川与城邑的地理系统。然而，古今山川有异、城邑兴废无常，想要真正读懂《水经注》绝非一件易事。因此，复旦大学《水经注》研究团队在充分占有相关传世文献、出土资料及前人研究研究成果基础之上，对《水经注》展开了深入的探究。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古今山峰（脉）水道的比照。将《水经注》所载大小山峰（脉）、众多水道及其支流的名称在现代大比例地形图上一一与今山川比定（其中包括对郦氏记载错误之处的纠正），并给予今释。其中涉及山川名称的更改、水道干支流的变化（改道、断流甚至干涸），从而最终达到复原中古时期山川地理与地貌的目的。

　　其二，古今城邑的逐一比定。将《水经注》所载北魏及其之前的大小城邑、都城的地望与形制尽可能准确地予以确定与复原；将《水经注》中保留的一些县级政区的划界信息进行汇集与考订，进而尝试复原北魏及其以前部分县级政区的幅员；详细考察《水经注》中保存的北魏及其之前的州、郡政区资料，并将这些资料，与相关记载相结合，最终最大限度地细化北魏及其之前的一些州、郡的设置情况。

　　其三，对其中重点提及的一些水利工程的形制进行复原。在山川城邑之外，《水经注》对北魏及其之前的许多水利工程（书中以陂、堤、塘、堰、堨、渠、水门、石逗等名称出现，所起的作用主要是涉及农田灌溉、防洪、航运等方面）极为重视，记载颇多，有些重要的水利工程亦不乏细节描述，这就为复原这些工程的形制提供了可能。如《水经·穀水注》记载了一处位于汉魏洛阳城西北、用来调剂洛阳城供水的重要水利工程——千金堨。这一工程兴建于穀水与瀍水的交汇处：在交汇处的南端瀍水河道处，修建了千金堨的主体工程拦水坝，坝上建有泄洪用的水道；在交汇处的东端穀水河道上，又修建了千金堨的辅助工程溢流坝，目的是通过坝体高度增加水的流速，向东进入千金渠。这是一项颇为复杂的水利工程。尽管《穀水篇》中对千金堨的记载较为详细，但如果想据此将这一现今已无迹可寻的古代水利工程的形制近乎原貌地加以呈现，则不是一件可以轻松完成的任务。在涉及中国古代水利史的著述中，对此工程的解释也都语焉不详。复旦大学《水经注》研究团队在精读文本的基础上，提出多种假设，并经过深入讨论，最终绘出了详尽的等比例千金堨3D复原图，相信可为相关人员进一步研究千金堨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要之，有关《水经注》文本的考释的研究工作是复旦大学《水经注》研究团队的重点与难点所在，也是最为耗时进行攻坚的部分。十余年来，研究团队采取分工协作的形式，定期对文本所涉及的问题逐一讨论，并最终在统一观点后形成结论性的文字。

　　《水经注》的叙述特点，使得阅读者需要有一套相应的地图来对照协助，否则，基本上只能欣赏其中的一些华丽辞藻而对其中所提及的地理线索难明就里（这也是此书难通的主要原因）。也正因如此，自清代学者黄仪开始，便绘制出了各种形式的《水经注》图，其中杨守敬、熊会贞师弟二人的《水经注图》（杨《图》）是目前学者参考最多的一种。然而杨《图》囿于时代条件，不仅误绘之处颇多，且图面信息展示的精准性也不免大打折扣（实际上仍是示意图），很难适应当代研究者的要求。复旦大学《水经注》研究团队在前文所提及的《水经注》文本校定、史源出典及山川城邑考释的研究基础之上，根据今天的大比例尺地形图，采取古今内容对照（“古墨今朱”）的形式，运用QGIS与CorelDRAW绘图软件，将《水经注》所载的地理情况直观形象、科学精准地展现出来,目前已完成的工作包括黄河的支流汾水、涑水、渭水及洛水诸流域的《水经注图》部分。

　　清初学者刘献廷称赞《水经注》是一部“宇宙未有之奇书”，稍后的学者沈德潜则视《水经注》为古代记载河流水道著述中“不可无一，不容有二”的佳构。如此重要的一部典籍，在新的时代呼唤且需要有新的全面诠释。假以时日，复旦大学《水经注》研究团队运用传统考证方法与现代的技术手段相结合的研究方式所进行的新撰《水经注释》与新绘《水经注图》研究工作——《水经注校笺图释》系列，增添新的研究成果则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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