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林博（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提及企鹅，我们脑海中首先浮现的可能是南极洲上那群腹白背黑、呆萌可爱的小精灵。殊不知，北极也曾有一种“企鹅”。它们曾长期与人类相伴，之后却遭到灭绝。回顾这段发人深省的历史，在生物多样性危机阴云密布的当下，很有现实意义。

　　在古代北大西洋沿岸各地的历史文献中，均记载过一种“腹部雪白、背部黝黑，形似鸬鹚”的鸟。威尔士人称之为“Welsh Pengwyn”，意为“白头”，因其最早在白头岛上被发现。该词后来被音译、简化为“企鹅”（Penguin），并在不列颠、布列塔尼和纽芬兰等地被广泛使用。由于它是海雀中体型最大者，近代之后又获得了“大海雀”的别名。15世纪以后，葡萄牙、丹麦和英国等国的探险家，数次在南半球海域发现了与北极“企鹅”体态样貌非常相似的鸟，认为是相同物种，同样命名为“企鹅”。18世纪后，英美等国鸟类学者和航海探险者逐渐发现南北半球“企鹅”生理结构的巨大差异，逐渐用“大海雀”一词指代北极“企鹅”，用“企鹅”一词指代南半球企鹅。19世纪中期，随着大海雀的灭绝，这一北极“企鹅”逐渐为人类所忘却。

　　在史前和上古时期，大海雀是北大西洋极为常见的鸟类。北至北极圈内，南至意大利南部和美国佛罗里达州，东至斯堪的纳维亚及地中海沿岸，西至新斯科舍、纽芬兰及拉布拉多的几乎整个北大西洋地区，曾遍布它们的身影。但到18世纪末，唯有北大西洋的零星岛屿尚有它们的足迹。

　　学者们一度认为，气候剧变是大海雀被逼缩一隅的主因。1-4世纪全球频繁出现寒冷冬季，而在1300-1600年的小冰期前期，北大西洋海冰极其多见，海冰蔓延至冰岛南部大海雀的孵化地及其附近水域，使得大海雀游泳及登岛产卵的旅途异常艰难。气候转冷也造成了油鲱和大西洋鲱数量锐减，大海雀觅食变得雪上加霜。如果说长时段的气候异常是不可避免的天灾，那么短时段的环境变化则能暴露出大海雀自身对环境的不适应性。

　　首先，大海雀是海雀科中唯一不会飞的鸟类，其孵化地、觅食范围和活动范围大幅受限。其次，大海雀繁殖能力低，每只雌性大海雀每年最多产卵一枚。再次，大海雀对孵化地环境的要求十分苛刻，需要选在孤岛的岩石质海岸的斜坡之上。最后，数百万年来，大海雀长期居于食物链顶端，后天并未习得躲避天敌的能力。因擅长游泳，虎鲸和白尾海雕并不能对其构成严重威胁。但是，大海雀在陆地行进缓慢，难逃人类的猎杀。

　　其实，人类早在史前时代就已经与大海雀相遇。在距今10万年前尼安德特人的营地遗址里，考古学家发现了被啃食干净的大海雀骸骨。在距今3.5万年的西班牙埃蓬多岩洞以及距今2万年的法国拉斯科岩洞，考古学家还发现了大海雀的壁画。不过，史前人类活动范围较为狭小，与大海雀相遇不多；偶然的捕杀，并不会对大海雀的生存构成有效的威胁。

　　自然环境的变迁，使得大海雀的生存区域不断向南推移，人鸟生活圈的逐渐重合，致使大海雀成为人类的猎物之一。以英国南尤思特地区为例，在青铜时代和黑铁时代，该地仍常见大海雀栖息；到了维京时代，该地之大海雀几乎被捕杀殆尽。人类的过度捕杀对大海雀的生存威胁逐渐加深，大海雀的悲剧拉开了序幕。

　　近代早期，欧洲社会经济的繁荣和欧美贸易网络的初步形成，使得奢侈、浪费、斗富等消费主义之风盛行。比如，大众对食品口味的要求愈加苛刻，对鳕鱼制品的需求愈发旺盛。为了加速发展鳕鱼渔业，渔民开始大量使用大海雀肉作为鱼饵，造成了一种“鱼吃鸟”的荒诞奇观。无序扩张鳕鱼渔业，对自然的无度索取，不只把大海雀送上了工业化渔业的祭坛，更造成了海洋生态系统营养级大规模断层，致使纽芬兰鳕鱼渔场至今依然无限期关闭。

　　近代晚期，羽绒的商业利用、科学研究和私人收藏，驱使人类对大海雀进行新一轮的猎杀。在羽绒商人色彩斑斓的广告攻势中，拥有大海雀羽绒床被赋予“提升个人身价”“传承家族文化”的社会属性。普通民众不惜掏空钱包，沉溺于虚假的“符号消费”之中，只为实现“挤入上流社会”的幻梦。与此同时，主流生物学界却对大海雀的灭绝危险不以为意，查尔斯·莱尔、查尔斯·达尔文等学者并不认为“物种灭绝”具有紧迫性，F.奥德里奇等学者甚至一度认为“不适者被淘汰”具有合理性。在消费主义和达尔文主义的双重刺激下，博物学家以科研为名，高额悬赏捕捉大海雀。学者们的科研需求，更激发出有闲阶级对大海雀的“收藏狂热”。一些收藏家甚至盼望大海雀尽快灭绝，以提高藏品的稀缺性，大海雀及相关制品的价格一路飙升。如果说大海雀标本对学者仍有研究价值，那么富裕阶级的标本收藏，则完全被“物以稀为贵”的消费主义洗了脑，成为家藏“奇珍异宝”的虚假符号。

　　尽管反消费主义的呼吁一直存在，但终究没能抵挡消费主义的甚嚣尘上；尽管英国、冰岛和加拿大等国出台了保护大海雀的政策规范，却难以阻止捕杀大海雀的狂热行动。与人类的肆意妄为相比，自然之力对大海雀的影响力早已微乎其微。近代以来，以过度捕杀、高度浪费、创造需求和炫耀财富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消费方式，对种群萎缩的大海雀加以毁灭性打击，最终使之于1852年灭绝。

　　当人们意识到大海雀可能永远消失后，大西洋沿岸国家才开始立法保护各类海鸟。1869年、1882年和1911年，英国、冰岛和美国分别颁布了《海鸟保护法》《鸟类保护法》和《鸟类、鸟巢及鸟卵保护法》。1918年，大海雀灭绝60余年后，具有国际约束力的《候鸟条约》姗姗来迟，保护珍稀鸟类才开始成为世界共识。20世纪20年代之后，芬兰、爱尔兰和瑞典等国也纷纷立法保护野生鸟类。而这些，却是以渡渡鸟、拉布拉多鸭、大海雀、旅鸽等鸟类的相继灭绝换取的，代价不可不谓之惨痛。

　　物种灭绝符合自然规律的生态更替，然而，因人类过分干预而造成的物种快速灭绝，足以警示世人。在人类的大规模密集捕杀之前，在气候变冷、食物短缺和自身进化机能趋于停滞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大海雀出现了明显的功能性衰退迹象，而人类的过度消费则过早地剥夺了大自然检验大海雀是否适应环境而生存下去的机会。

　　在当今世界，国际分子生物学领域出现了突破性进展。科学家利用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在旅鸽、猛犸象基因编辑方面取得佳绩，旅鸽甚至有望在未来几年内成功“复活”。大海雀的“复活”，同样未来可期。“复活”灭绝物种开拓了生态修复的新途径，但同样可能造成新形式的“物种入侵”，给现有的生态系统带来新威胁。挽救濒危物种，保护生物多样性才是核心要义。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保护生物多样性尤为重要。2021年10月，在中国昆明举行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通过的《昆明宣言》再次强调，人类需要采取组合措施来遏制和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其中包括“加强生态系统的保护和恢复”“可持续生产和消费、减少浪费”等各项措施，与大海雀灭绝的历史经验高度契合。该大会的第二阶段会议将于2022年12月召开。我们期待“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能为保护生物多样性带来新曙光。人类必须共同行动起来，减少对野生生灵的干预，坚定不移地走生态文明之路，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