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6年11月24日，刊发朱光潜的文章《新诗从旧诗能学习得些什么？》，文章写道，有一种误解是：旧诗用的是文言，新诗用的是现代汉语，语言的变迁就决定了旧诗的音律不能再用。这种说法未免过分夸大了文言与白话的距离。单就白话来说，是否就绝对与旧诗音律不相容呢？想一想子夜吴歌，想一想“花间集”中多数的词和北宋词，想一想元曲和后来的鼓书戏词，再想一想我国各省的很丰富的民歌，我们就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诗歌尽管用当时流行语言，而在音律方面还是可以吸收传统的民族形式。

　　● 1986年3月7日，刊发消息《美学家朱光潜逝世》，其中写道，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和教育家朱光潜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今天清晨二时三十分辞世，终年八十八岁。

　　● 1986年3月3日，刊发汝信的文章《朱光潜先生留下了什么？》，其中写道，他对后辈总是那么满腔热忱，诲人不倦，为培养和扶助新生力量花费了许多精力。每当他读到某个年轻同志的一篇好文章，看到某个同志在学术上有所成就的时候，他总是像自己有了新发现那样由衷地感到高兴，热情地予以肯定并积极地向人推荐。他担任《外国美学》的顾问，对如何办好这一学术丛刊提出不少重要而中肯的意见，其中一条就是要尽量为“不知名”的青年研究者的佳作提供发表园地。

　　● 1993年10月27日，刊发程代熙的文章《朱老治学精神一席谈——读〈朱光潜全集〉想到的》，文章写道，大概是1980年冬，当时《读书》杂志的两位负责同志——沈昌文和董秀玉对我讲，香港《开卷》杂志打算采访朱光潜先生，请他谈谈他的生平，主要还是谈谈他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未久，我们应约驱车前往北大校园，在西语系的一间办公室里，采访了朱先生。访谈中，朱先生说道：“我译的东西放在书架上，比我自己写的多得多。我有个想法：无论搞什么学问，没有资料不行，人家在搞些什么，走过什么路，哪些路走错了，哪些还有可取的地方，这些都是重要的。”《西方美学史》上下两卷共约53万字，而朱先生翻译的供撰稿用的资料就近200万字。

　　● 1996年12月15日，摘选刊发朱光潜的文章《朱光潜谈读书》，文章写道，书是读不尽的，就读尽也是无用，许多书都没有一读的价值。多读一本没有价值的书，便丧失可读一本有价值的书的时间和精力，所以须慎加选择……走进一个图书馆，你尽管看见千卷万卷的纸本子，其中真正能够称为“书”的恐怕还难上十卷百卷。你应该读的只是这十卷百卷的书。在这些书中间你不但可以得到较真确的知识，而且可以于无形中吸收大学者治学的精神和方法。这些书才能撼动你的心灵，激动你的思考。

　　● 2016年9月8日，刊发钱念孙的文章《朱光潜学术人生的通达与执着》，文章写道，检索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版物，对中西诗歌进行如此比较研究，朱先生是第一人。他不仅可说是中西比较诗学研究的开拓者，而且抬脚举步就迈上很高的起点，其研究视野的广度、把握问题的精准度、挖掘缘由的深度，多道前人所未道，给人拨云见日，豁然开朗之惊喜。在近百年中西文化激烈冲突的大背景下，朱光潜以学者的冷静和睿智，移西方美学之花，接中国传统之木，于中国现代美学的百花园中，培植出一株株清香迷人的奇花异卉，给我们许多娱心明智的教益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