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对于知识分子的尊重，是不可能自信而且响亮地提出科学技术现代化口号的。“四个现代化”的核心准则其实就是生产力中心论，强调把生产力发展好。生产力中心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四个现代化”理念的政治合理性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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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化是指在文艺复兴运动之后，人类高举科学主义的大旗，最大限度地利用科学，以征服自然力、获取一切资源为人类服务所经历的发展阶段。现代化的最本质特征是科学主义至上的社会价值准则。世界上的原发现代性国家主要是英国、葡萄牙、西班牙，美国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具有原发性。工业革命之后，德、日、俄、意等国开始效仿英国为代表的第一波现代化国家，开始了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发展格局，这些国家在一战前与原发现代化国家共同形成了西欧、北美、亚洲的日本等为代表的当时世界现代化国家的格局。

　　二战后，一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基础上独立出来的亚非拉国家开始了第三波现代化发展运动，至今还在持续，其中很多国家挣扎在传统和现代化的边缘。新中国就赶上了这第三波后发现代化的浪潮，并且是少数几个成功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周恩来的“四个现代化”战略就是中国在应对这波世界现代化浪潮的背景下所产生的。

　　五四以后中国现代化思想、实践流变与周恩来现代国家、现代社会理念的认识

　　“现代化”是西学东渐过程中的文化语汇。“现代化”“近代化”在英文词汇中是同一个词汇，日语中的“近代化”与我们语境中的“现代化”基本是相同的。据有关学者考证，“近代化”“现代化”在中国文化教育界的使用，在1920年之后呈现逐渐递加态势。周恩来在1938年1月就使用了“现代化”的概念，1939年就提出了“近代化”的概念。1939年，他在《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一文中使用了“近代化”概念：“整个的中国东部，代表了中国走向近代化的最有力的地区。中国的西部当然不如东部，尽管西北、西南可以成为我们的大后方，但是，假如中国东部完全被敌人统治，我们的西部就要一天一天地贫弱危困起来，困难就要无形地加深，而敌人就能够利用中国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克服自己的困难。我们要认识这个环境，这就是新四军的环境。”1946年，周恩来正式使用了“现代化”的概念，这年2月21日在重庆和马歇尔会谈时他说：中共中央、毛泽东感谢你的好意，使中国走上现代化和民主的道路。赞成美国在技术上帮助中共军队。在此前一年（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中国共产党已经将“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明确写入政治报告中。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提出现代化思想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其基本认识取向在1949年之前就已经形成。

　　周恩来与“四个现代化”概念的确立

　　《周恩来年谱》记载，1950年11月上中旬，周恩来三次召集刘伯承、陈士榘等陆军大学筹委会成员开会，磋商筹建事宜，年谱中载有：“搞现代化的军事建设和现代化的军事学院，我们都没有经验。军事学院的办校方针，仍然是抗大的方针，要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

　　1954年9月，周恩来在《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中明确提出，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明确“没有现代化的技术，就没有现代化的工业”，初步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思想。1956年1月，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提出，“我们一定可以在不很长的时间内，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完全现代化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大国”。1959年12月24日，周恩来提出“需要加快建设我们的国家，使我们国家更快地成为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国防的社会主义强国”。1960年1月，他指出：“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我们提出四个现代化的要求：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和现代化国防。这样才会建成一个既富且强的社会主义国家。”1960年2月，他提出“工业、农业、科学、国防四个现代化”。1962年3月27日，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开幕式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艰巨的、也是十分光荣的任务”。1963年1月29日，他在一次讲话中指出：“我国过去的科学基础很差。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科学技术现代化。”1964年12月，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任务：“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1975年1月13日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他重申了“四个现代化”战略：“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15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世界现代化历史经验与周恩来关于“四个现代化”道路的审慎理智选择

　　“四个现代化”思想的提出，从大的方向和原则来看，是中国共产党集体的探索，其基本思路就是如何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直接参照对象无非是以下几个方面：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发展经验，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经验，亚非拉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经验。今天世界上的发达国家也就20多个，在1950-1960年周恩来酝酿“四个现代化”思想时，也就西欧、北美、北欧一些国家实现了那个时代的现代化，即使在这些国家中，很多也是后发追赶式的现代化国家，苏联的现代化道路从沙俄时代算起都一直是后发追赶型现代化发展道路，亚非拉很多国家现代化的发展多开始于二战后、与新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几乎同步开始、属于典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文化落后基础上开始的。世界现代化的经验中，最值得中国借鉴的是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经验教训。当然，原发现代化国家的经验也值得借鉴，比如要重视资金积累、重视国际贸易、重视工业化等，但是原发现代化国家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通过殖民侵略和扩张来实现现代化的资金积累，这一点后发现代化国家不能学习，因为它不仅不符合人道主义，也破坏了世界秩序，后果极其严重。德意日等后发现代化国家当年通过军事扩张、发动侵略战争来实现自己的现代化目标也不可行，给本国和世界都带来了严重灾难。亚非拉等很多在一战、二战后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是建立在给发达国家提供资源供给、产业单一的严重依附性基础上的发展模式，这注定了他们不可能实现真正独立的发展和繁荣。苏联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是按照重轻农次第减弱的模式来实现追赶现代化发展，这个模式虽然速度较快，但一来造成国内人民之间矛盾加重，二来引起经济结构畸形、很难可持续长期发展，所以1956年之后我们也敏锐地意识到不能完全照搬苏联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如此一来，中国的现代化既不能走殖民掠夺的道路，不可能走武力扩张的道路，不能走依附性畸形发展的道路，不能照搬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更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必须要独立自主地探索。周恩来综合党内共识而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发展道路，就是对于以上世界现代化发展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

　　其一，“四个现代化”是全面系统的现代化，不是单一畸形的现代化。1953年中央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中心是工业化，到1959年时，我们的工业产值就已经超过了农业，但我们依然整体上是落后国家，这就说明工业化是个系统工程，需要以农业为基础，需要以科学技术为核心，只有这样基础之上的工业化才能保证国防现代化。这个现代化的全面性集中体现在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目标设置上，没有这个部署，我们今天很难成为全世界制造业大国和国防强国。

　　其二，“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周恩来在一开始谈论现代化问题时，重点谈工业、农业、国防，没有提科学技术，到八大前后，他意识到工业、农业、国防现代化是目标，科学技术现代化才是关键和保障。这个认识对于我们实现两弹一星、实现有限条件下的重大问题上赶超战略的实施具有重大的意义。

　　其三，“四个现代化”具有战略目标和战略部署，使得它的实践性、可行性有了充分保障。1964年12月周恩来在正式提出“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历史任务的同时，提出了“两步走”的战略部署，“第一步，用15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有了这样的战略部署，才使得实际工作安排不会落空、有条不紊，其基本的思路和方法一直坚持到今天。

　　“四个现代化”理念的价值取向

　　“四个现代化”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长期坚持的战略目标和战略部署，对于中华民族复兴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它不是简单的技术层次的口号和目标，其实体现了20世纪50年代前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若干价值取向，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内在务实有效的政治价值取向。自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客观和主观因素的影响，在实际工作中把理念中的阶级斗争等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问题视为工作的中心，这在一定时空范围条件下有其必要性，但是容易惯性化地发展成务虚成分过多的清谈和争论，容易忽视涉及国计民生的实际工作。“四个现代化”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前提下，最大化地超越了当时意识形态上的争论，把实际工作的四个方面特别列出来，体现出鲜明的务实的政治价值取向，对于克服过分务虚的“左”的思想取向具有重要的遏制作用。

　　对于知识分子的尊重。对于知识分子的怀疑、担心，在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一度是个普遍性问题，这主要源于十月革命后俄国不少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消极态度。苏俄的这种取向以及中国旧知识分子客观上存在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习俗，导致在一段时间内影响了我们党对待知识分子的认识。但从抗战开始，中国共产党采取了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接收了大批知识分子入党，极大地促进了革命事业的成功发展。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各种因素，知识分子尤其是没有经过民主革命历练的国统区知识分子包括海归知识分子，一度没有像工农分子那样得到高度的政治尊重。社会主义改造快结束时，周恩来就开始为知识分子的政治身份奔走呼号。1956年他两次在党的会议上为知识分子的无产阶级属性做肯定的定性，1962年更是和其他领导人一起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周恩来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就指出：一个在本职工作中训练有素的人，比起一个热衷于政治但没有专业技能的人对社会主义发展更有价值。没有对于知识分子的尊重，是不可能自信而且响亮地提出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口号的。

　　生产力中心论。“四个现代化”的核心准则其实就是生产力中心论，强调把生产力发展好。虽然在当时没有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四个现代化”的四个方面哪一个不是体现生产力的内容？生产力中心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四个现代化”理念的政治合理性的基础。所以，“文革”结束后，当时的党中央因为坚持四届人大上周恩来宣布的“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和部署，我们很快就实现了拨乱反正，摆脱了错误路线的束缚，并最终形成“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与“四个现代化”战略理念所内含的生产力中心论的理论逻辑所起的内在涵养作用密不可分。

　　（作者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共党史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