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棋是中国古老的智力博弈游戏。明代学者谢肇在《五杂》中说：“古今之戏，流传最久远者，莫如围棋。”从源头上说，围棋根植于中华文明沃土；从弈法规则上说，围棋高度符合并充分体现中华民族思维方式；从本质特征上说，围棋有着深深的中华文化烙印。

　　那么，围棋是如何产生的？中华文化如何影响了围棋的发展演变？围棋弈法有着怎样的经典思维方式？近日，“道中华”就此话题专访了中国围棋协会主席林建超。

　　记者：在中华文化体系中，对于围棋的产生，影响最深远的思想根源是什么？

　　林建超：围棋自身堪称一个“小宇宙”，就是以自己特有的要素、结构、规则、方式、标准、尺度等，构成了一个区别于其他、具有相对独立性和特殊性的智力博弈系统。

　　但是，这个小宇宙必定是来自它所赖以产生和成长的大宇宙之中。这个小宇宙何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是这般而不是那般，是如此而不是如彼，是因为它是这个大宇宙的产物。而这个大宇宙就是中华文化体系。

　　围棋的具体起源有多种说法，但从古代典籍记载、考古发现的研究看，围棋应该像中华民族的许多艺术形式一样，不是某一个人的发明创造，而是经过了一个从萌芽到成熟的过程，在漫长的历史中不断被补充和完善，是中华民族的集体创造和智慧结晶。

　　围棋起源的思想渊源，最大可能是上古时期的结绳而治、河图洛书、五行学说、周易八卦等。围棋的形制、内涵，又恰恰体现和包含了中华民族这些早期思维成果的特征。

　　其中，对围棋的形成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周易阴阳思想。

　　围棋由棋子、棋盘和着法(规则)三部分组成，共为一个整体。几千年来，围棋的形制、弈法有了很大的变化和发展，但唯一不变的，是棋子黑白之分，而这恰恰体现了围棋最本源的特点——阴阳对立统一。

　　东汉班固在《弈旨》里指出：“棋有白黑，阴阳分也。”北宋张拟的《棋经十三篇》也说：“枯棋三百六十，白黑相半，以法阴阳。”“法”，就是效仿，说明围棋是按照《易经》阴阳相分相合相生相变的思想创造出来的。

　　记者：请您具体解读一下围棋与《易经》之间的紧密联系。

　　林建超：首先，围棋发展过程中的某些形制特征，与《易经》八卦有相合之处。流行于两汉至魏晋时期的十七道围棋，外周为六十四路，与六十四卦之数相合。这当然并非偶然，而是反映了人们对某种数字规则的认识。

　　此外，《易经》八卦与围棋还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点，即都是以图形定式表现运行的状态、次序和趋势。八卦的基本内容是象、数、理、气。“象”，为表象，反映在围棋上就是黑白二象；“数”，为量和序，反映在围棋上，是为黑白子行棋的先后及其中暗含的计算；“理”，为阴阳、虚实之理，反映在围棋中则为合乎规律的行棋之道；“气”，为存在的形式条件，天地有气，人也有气，围棋也如此——子必有气，气畅则盛，气促则危，气尽则亡。

　　《易经》构建了当时认识中宇宙万物的运行模式，这就是：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六十四卦，以至演生万千。围棋黑白子在棋盘上发散行动，好似太极阴阳按次序图展开推演。日月交替、动静相生、强弱相对……天地之间阴阳两股力量进行着错综复杂的抗衡争斗，围棋正是这种抗衡争斗的形象表现。

　　值得一提的是，《易经》的思想与围棋之道也有着多方面的密切关联。例如，《易经》的“易”，有“变易”“简易”“不易”的基本意义。

　　其一“变易”，围棋最大的特点正体现于此。下棋讲究变化、讲究谋略，而忌平直；行棋的变化量为天文数字，可谓变化无穷。

　　其二“简易”，《易经》强调事物简中寓繁、以简驭繁。对此，围棋也有很好的体现。它规则简明，在简单的棋具上演出繁复的变化、蕴藉丰富的内容。

　　其三“不易”，事物变化不离其宗，千变万化有其规律。围棋也有棋理，变化而遵其宗。清代翁嵩年为棋手徐星友所编《兼山堂弈谱》作序，对此进行概括：“弈之为言，易也……自一变以至千万变，有其不变，以通于无所不变。”

　　弈道变化规律与《易经》变化规律如此一致，这应当不是偶然，两者之间有着深远的思想文化渊源。

　　记者：在人类文明的发展演进中，棋类也许是最具民族思维特色的载体之一。那么，围棋弈法中最经典的思维方式是什么？

　　林建超：围棋的弈理、弈道，充满了道法自然、得道为胜、气为本原、天人合一的哲理气息。而围棋的行棋方法，包括着法、定式、规则，不仅体现了博弈规律，更体现了中华民族思维方式。

　　事实上，《敦煌棋经》《棋经十三篇》等围棋文论，从博弈角度讲，是围棋理论经典，但从文化角度讲，堪称中华民族哲理思想的优秀教科书。

　　我认为，围棋弈法中最经典的思维方式是辩证思维，也最能体现中华民族思维方式的主旨和原则。如道胜与战胜、谋势与围地、大局与局部、模糊与精确、中庸与极限、定式与创新、谋略与伦理等，都是围棋奕法中辩证思维的体现。

　　拿“中庸”与“极限”这对辩证关系来举例。中庸，是儒家学说的核心理念之一，是儒家对待、处理一切事物的道德标准和思想原则。所谓中庸，就是“叩其两端求其中”。通俗地讲，就是合适、恰当、刚刚好。《论语·庸也》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中不偏，庸不易，指不偏离正确的目标。

　　围棋受中庸之道影响颇深，也讲究中和思想。虽然“竞争”是其作为博弈类游戏的主要特征，但中庸思想也很重要，就是要在博弈中把握“度”，在“两端”之间选择“中”，贯彻“中和”的思想，把握合适、刚刚好的尺度，从而保持棋局的总体平衡。

　　但在对局实战中，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允许选择中庸。例如形势不利、争夺激烈和敌强我弱之时，只能采取极限思维，选择带有风险性甚至极端性的走法，打破不利的平衡，形成新的有利的平衡。

　　那么，这种极限思维与中庸思维是否不相容呢？其实，我们的先人早已给出了答案——不同范畴的事物采取不同的标准，不同性质的事物使用不同的尺度，不同时态的事物要求不同的境界。

　　现代竞技围棋中，追求利益最大化必须勇于面对风险。围棋是两个人的竞技，风险对双方来说是共同的：一方不按规则出牌，另一方也要陪着冒风险；一方看不清，另一方也未必看得清。传统围棋讲的是看不出好的不能下，现代竞技围棋讲的是看不出不好的就敢下。既要善于以长击短，也要敢于在必要时以短击短，这就是中庸和极限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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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访者简介：

　　林建超，中国围棋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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