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研工作者到“网红”，科普这件事容易吗？袁岚峰说自己一直在努力

　　“流量世界”里该有通向科学的桥

　　本报记者 巩持平 陈抒怡

　　“您每天花多长时间在网上？”听到这个问题，袁岚峰抓了抓自己稀疏的乱发，给出答案：“几乎所有时间。”想了想，他又补充道：“不在上课、备课、接受采访，那就是在上网。”

　　很难想象这个回答来自一个科研工作者。袁岚峰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副研究员，从外貌上看，袁岚峰符合人们对于一些科研工作者不修边幅的想象，在家中接受记者采访时，袁岚峰穿着一条睡裤，头发一如既往乱蓬蓬的。

　　但是，袁岚峰的书房暴露了他的另一面。阳台上堆放着的三脚架，是为了方便视频团队的采访和拍摄；书架上摆放着大量的历史、社科和自然科学类书籍，一套包装精美的《二十四史全译》，书架也是他经常出镜的视频背景；另一个供选择的视频背景是面“荣誉墙”，奖杯和奖状除了来自中国科协等机构外，还有不少来自微博、西瓜视频等平台，各类荣誉称号是对他粉丝量和网络影响力的褒奖——这个书房也是他为了拍摄科普视频特意装修的工作间。

　　袁岚峰的另一个身份是所谓“网红”，准确地说，是一名网络知名的科学传播工作者。截至目前，他在全网粉丝量已接近1000万，去年一年，他在网上发布了110条长视频，377条短视频，平均下来，每天至少发布一条短视频。2021年，他的科普专著《量子信息简话》正式出版发行，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出版，一年不到，已经印刷了3次，第一次印了3000本，后两次各加印5000本。类似的专业学术书籍，很少能卖到1000本，这样的印刷数，非常少见。

　　对于袁岚峰其人其事，网上有另一派观点。有人认为他既不是参与量子科学实验的科研人员，也不为这些主营量子技术的企业效力，作为科研人员，却一门心思热衷科普。如果再搭配他天才的成长经历——两年学完小学和初一课程，14岁进入中国科大化学物理系，23岁获得化学博士，不少人难免发出“伤仲永”的感叹。

　　从科研工作者到网红，袁岚峰经历了什么？又为何做出如此选择？

　　从科研到科普

　　去年底，袁岚峰搬进位于合肥高新区的新家。沿着地铁，他家附近有量子科学中心站和科大先研院站。连路边公交车站的宣传牌，也在显示着这片区域的“雄心”：围绕量子通信、量子计算、量子精密测量等领域，积极打造量子创新技术策源地。他家小区后门紧邻云飞路，这条路还有另一个名字——量子大道，因为在这条路上密集布局了国盾量子、国仪量子、本源量子、中创为量子等20多家主营量子技术的企业以及关联企业。这里距离袁岚峰工作的中国科大东区车程大约需要一个小时，但离他长期关注的“量子信息”倒是近在咫尺。

　　上学期，袁岚峰在学校的课不算多，最让他耗神的地方，是微博、知乎、抖音、西瓜视频、今日头条等网络平台。如今，袁岚峰有一支长期合作的视频团队，五六个人包括编导、摄像、商务等。工作的基本流程是，袁岚峰看到一条科技方面的新闻，记下来，自己查资料、问专家，做好研究，写成科普文，发在个人社交平台上；一段时间后，选题积累几个，专门的视频拍摄团队到他家里，拍摄素材；素材打包发给后期团队，制作完成发在短视频平台上。

　　关于袁岚峰如何走上科普之路的故事，要从2015年说起。这一年在量子信息领域，有一个轰动的大新闻，中国科大潘建伟研究组在量子瞬间传输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突破。许多报道形容，这项技术的实现效果，好比电影《星际迷航》里的传送术。“读者们最常见的评论是‘不明觉厉’。”袁岚峰萌生了让更多人“搞明白”的念头。可是，他的专业领域不是量子信息，而是理论与计算化学，不过这个领域的理论基础就是量子力学，他对量子信息也比较熟悉。于是，他找了一些资料，又和潘建伟研究组的同事在电话里聊了半个小时，写出一篇他自己觉得很“标题党”的文章，叫《科普量子瞬间传输技术，包你懂！》，发在了个人微博上。文章发出后，反响出人意料，当时袁岚峰只有8000多粉丝，转发和评论却如潮水般，以至于他看转发的速度，一度赶不上转发增加的速度。

　　身边朋友们鼓励他继续写，甚至，马上就有人请他去讲量子信息。“你们请我干什么？我又不是专门研究这个的。”袁岚峰觉得奇怪。后来一打听才知道，专业的已经请过了，最大的问题是听众听不太懂。他自认对量子信息也只知道一鳞半爪，为了讲课，他只好去系统学习一遍，1个月内读完了这个领域的经典教材《量子计算和量子信息》。

　　袁岚峰很快发现，自己对于科普的兴趣比科研大得多。他本就是涉猎广泛的人。他喜欢文学，启蒙读物是《西游记》；社会科学方面，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孔子、罗素、鲁迅等人；当年考大学，他因为同时喜欢数学、物理和化学，所以选择中国科大化学物理系，这是当时全国唯一数理化并重的系。有位英国哲学家说：学者分为两类，“狐狸”型和“刺猬”型，狐狸知道许多事情，刺猬知道一件大事。“事后看来，我就是一只超级大狐狸。”袁岚峰说。

　　2016年8月16日，中国发射世界第一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这令公众对量子信息产生了更强烈兴趣，许多记者找他采访，他很奇妙地成了一个媒体眼中的量子信息专家。

　　科学领域的知识在社会传播中往往会形成误区。袁岚峰意识到这一点，就是在“墨子号”发射之后。有媒体报道称，量子密码是通过量子纠缠实现的，但袁岚峰跟量子信息的一线研究者交流后才发现，事实并非如此，量子密码完全可以不用量子纠缠，每次只发一个光子就行了。

　　“网络上不少科普内容，讲的都是错的。如果不去纠正，不告诉大家正确的是什么，影响可能非常大。”袁岚峰说，“但科普这件事，本来就很难做，首先科普者要有科研水平，知道真的是什么，再要有语言水平，把真的传播出去。”真正的科学和公众之间，应该有一座桥梁，但情况往往是，科学家可能缺乏深入浅出的表达，面向公众的传播者也许缺乏准确深刻的理解，导致这座桥梁，经常断在那里。

　　他想成为这座桥梁。

　　对流量的焦虑

　　成为这座桥梁，袁岚峰是有天赋的。在采访中，他转述了视频合作团队对他的评价：“一个极少见的、有网感的科学工作者。”“虽然我并不知道网感是什么。”袁岚峰自嘲。

　　袁岚峰的上网经历可以追溯到1997年，当时他登录中国科大的瀚海星云BBS，注册账号“胡不归”——“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网名来自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因为他发帖频繁且质量高，与人“论战”的同时处事公正，因此被选为副站长。他喜欢分享观点，在个人社交平台上，他至今依然保持着每天至少3条发帖量，基本格式是相关评论带上科技新闻链接。他也喜欢看网友的评论，“只要有空，我就多看几条评论，这样我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以后好针对性回答。”袁岚峰解释。

　　即便如此，科研工作与网络流量之间的矛盾，天然存在。

　　袁岚峰的某个视频被观看了2000多万次，但视频时长只有48秒，也不是精心制作的。那是他在一次科普日的网络直播，讲的一小段“世界上为什么会存在固体”，合作的视频制作单位截取出来放在网上，没想到就成了“爆款”了。袁岚峰知道自己的语速，是1分钟300字，“这视频内容不到300字，能讲出点啥？”他反问。他更习惯生产长的内容，无论是视频还是文字，有时会在镜头前讲半个小时甚至更长。“以前有记者说我是短视频制作者，我问他，你见过半个小时的短视频吗？” 2018年，英国数学家迈克尔·阿提亚提出证明黎曼猜想的“简单思路”，震动数学界，这一猜想是由德国数学家黎曼于1859年提出的，已经困扰世人一个半世纪。袁岚峰下大功夫调研，看了很多资料，把他能明白并值得向公众传播的内容写出来，拍了6集长视频，提前准备的稿件写了3万多字。如此精心制作，播放量却并不高。

　　不过，袁岚峰发现，还是有人从中受益。关于黎曼猜想的6期视频上线后，他的一个在上海科技大学当助理教授的师妹，“专门跑过来跟我说，之前对黎曼猜想完全不懂，看了我的视频，现在理解程度超过了99%的人”。袁岚峰很高兴，他仔细思考了一下，然后把自己科普的对象，默认为对科学相关领域有一定掌握和兴趣的专业人士。

　　快节奏的时代，耐得下性子念长文章、看长视频的人少，肯买书来读的就更少。不过袁岚峰还是出书了。他给的理由是，量子信息是个非常大的领域，每篇文章、每段视频只能零敲碎打地说一点。编辑来约稿时，要得很急，距离截稿只有2周时间，对方建议袁岚峰把这几年已写好的文章整理下，再稍做修改就能出版。袁岚峰想了想，还是重新写了一本。“书可以按照体系告诉大家每个章节在讲什么，彼此之间有逻辑关系，书籍里知识如何排布非常有技术含量。”袁岚峰说。

　　这本《量子信息简话》的前言中，袁岚峰已经给出了阅读建议：如果看不明白，请不要气馁，完全跳过也不会影响对前后文的理解。从章节顺序上，能看出袁岚峰的用心。普通的教科书通常先讲量子力学原理，但袁岚峰把相对容易理解的量子精密测量提到前面，然后再讲原理、量子计算和量子通信。书中还设置了选读内容，专业性较强。

　　到底是何人在看他的科普作品，这一点他也无法预测，有时候产生的效果出人意料。前几天，他收获了一个自己描述为“非常神奇”的经历——参加某青少年科创活动时，有一位小学五年级的小朋友向他提问，问出一堆关于量子信息的问题，而且问得很专业，小朋友说自己已经把《量子信息简话》看完、看懂了。

　　没有受众，肯定做不好科普。为了配合传播规律，袁岚峰也在尝试改变。文章的语言风格不一样了，由最初正规的论文内容，变得越来越口语化；拍摄的视频素材，不仅缩短了时长，还时常运用当下网上最流行的“梗”。不过，他有时会刻意避开有些“炒作”意味的剪辑方式，要求视频态度温和有礼貌；还经常给制作团队提关于标点符号的意见，比如要用全角符号，每个数学运算符前后都要空一格。

　　流量世界里，袁岚峰依然保持着科研工作者的严谨和对质量的高要求。幸好，他已找到了存活路径——短视频平台跟他签订了3年协议，每年拨出固定的资金买断他科普视频的发布权——这让他不用为流量太过焦虑。

　　科普成为职业

　　把全部精力投入科普事业，意味着科研工作不得不完全停滞。

　　去查袁岚峰发论文的记录，会发现最近一篇发表于2019年，是他辅导的博士生毕业后发表的论文，他是几位共同作者之一。时至今日，袁岚峰的职称依旧停留在“副研究员”。网上议论这件事的人很多，也有人质疑袁岚峰的科研能力。为此，他亲自回答过一个知乎问题：“如何看待曾经的‘天才神童’袁岚峰，现在也只是做简单的科普工作？”

　　究竟应该怎么看待“简单的科普工作”？就大环境而言，人们对科普工作的贡献认可度不高。有科研单位里的人想做科普，领导不支持，布置很多与科普无关的工作给他；有在医院工作的医生因为热心做科普，年末绩效评估被排在最后一名；还有人因为乐于做科普，被同事背后议论不务正业。另外，在市场竞争中，科普工作相对而言“吸金”能力不强。职业科普人汪诘，辞去了程序员工作，和朋友创业开公司，他利用知识付费，写科普作品，做电台节目，不过因为科普类受众人群相对少，汪诘卖得最好的付费节目只卖出2.5万份，而经济类的、心理学类的类似节目，动不动卖出几十万份。

　　袁岚峰对此比较坦然。中国科大对他做科普这件事态度很积极。他写的文章，领导看到说挺好，并不觉得他不务正业。他开了微信公众号，在上面写写科普文章，学校还帮忙招募在校学生做编辑，当勤工助学。最大的支持，是学校对他相对宽松的考核体系，“没有说你这一年不发论文，就要把你开掉”。袁岚峰觉得这样很合理，“我们学校有几千个人发论文，难道差我这一个吗？”

　　在科普这件事上，中国科大有一定优势。中国科大科技传播系创办于2001年，是全国第一个此类院系。可能是由于袁岚峰在相关方面的“建树”，2021年他担任了科技传播系的副主任。中科院最新成立的科学传播研究中心设在了中国科大内，袁岚峰任副主任。

　　虽然成了副主任，但在职称上，袁岚峰依旧没能“转正”。现行体制中，无论是科研机构还是高校，都没有全职的科普工作岗位。“我们要维护职称资格的严肃性，按照目前的标准，无论要评教授还是研究员，主要看科研成就，这些年我大部分时间花在科普上，确实不应该通过这个渠道解决问题。”袁岚峰解释。不过，曙光已经出现，去年北京率先推出科学传播高级职称，不少地区也在研究推进。

　　“有个刚保研到科技传播系的小姑娘，从化学系转过来，2020年拍了个科普视频，获了中科院和科技部的奖，她将来想成为一位科普作家。”袁岚峰饶有兴致地跟记者说起他的学生。他确立了今年相当重要的一个目标：以前只是一个人单打独斗，现在，希望培养更多的科普人才，把科普的整个事业建设起来。虽然，科技传播系在研究生招生时被分在传播学大类下面，学生大多是本科学传播学的文科生，学习科技硬知识要付出极大努力。

　　袁岚峰说起，他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导师罗阿尔德·霍夫曼教授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也是一名科普作家。他的科普电视片《化学世界》和科普书《相同与不同》等，挺有影响力。袁岚峰记得，在一次小组会上，霍夫曼教授拿出一张写着某个化学式的幻灯片，跟大家说，有人来问这个东西有什么性质。从一般科研者的角度，袁岚峰很惊讶，干什么要问这个问题，怎么会问这种问题，干什么要去解答它？随后，他看到霍夫曼教授在黑板上画图推理，硬生生只根据一个化学式，推导出了这个物质的性质。

　　“再难的科学道理，也是可以向普通人说清楚的。”袁岚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