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天眼”索网合拢时，南仁东（左七）、姜鹏（右一）与现场施工人员一起合影留念。

姜鹏在“中国天眼”现场检查保动器的运行情况。

　　2009年，31岁的博士毕业生姜鹏拎着行李，来到贵州省平塘县一个名叫大窝凼（音dàng，意为塘、水坑）的喀斯特洼地。那时，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接下来的10多年里，自己有一大半的时间会在这里度过。

　　在大窝凼，姜鹏和同伴们参与、见证了全球最大最灵敏的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的建设和运行。也是在大窝凼，姜鹏从一名还有些懵懂的助理工程师，成长为“运筹帷幄”的“中国天眼”运行和发展中心总工程师。

　　建设“中国天眼”，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2009年，姜鹏博士一毕业，就加入了国家天文台的“中国天眼”团队。令他颇感意外的是，刚去单位报道的第一天，就被车拉到了北京密云。

　　“到那儿后，我们的任务就是抬着近500公斤的反射面板，从东边往西边。”姜鹏笑着告诉记者，“当时大家心里直犯嘀咕，我们以后不会就干这个吧？”

　　在密云抬完反射面板没多久，这群新人就被拉到了几千公里之外的贵州大窝凼。姜鹏清楚地记得，汽车从贵阳机场开了四五个小时，一路颠簸，最后在一个小工棚前停了下来。司机师傅告诉他们，这就是“中国天眼”的台址了。

　　地处深山、人烟稀少、交通不便，没有电、上不了网……眼前的这个地方几乎与现代文明隔绝。姜鹏和同事们都倍感失落、迷茫，甚至还有人怀疑：这个项目“会不会是忽悠人的”。

　　的确，“中国天眼”计划一度曾被认为是个大胆到疯狂的计划。上世纪90年代初，当南仁东先生提出这个设想时，几乎所有业内专家都不看好。口径超过国内既有的望远镜一个数量级，工程要求是国家标准的20倍以上，施工位置在僻远的山坳坳里——无论地质条件、技术条件还是工程造价，在当时的中国都难以达到。

　　“一个500米跨度的望远镜，控制精度却要达到2毫米，到底怎么实现？”短暂的失落过后，面对南仁东布置的难题，姜鹏反复琢磨，还是决定“跳进这个大坑”。

　　“我从小就是一个喜欢挑战难题的人，越是有难度的事情，我越是想要试一试。”姜鹏对记者说。

　　工程建设启动后，困难远比想象的多。

　　“中国天眼”建设初期，使用的是地表水，住的是活动板房。板房里潮湿、阴冷，没有空调也没有暖气；被子湿得都能拧出水来，很多人只要住上几天，就会起满身疹子。而且，活动板房还不隔音，夜深了有人打呼噜、讲话，隔着板壁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大家最怕的是感冒生病，一感冒，病情就会反反复复，持续很久才能好。”姜鹏说。

　　生活上的艰苦忍一忍就过去了，最难克服的是技术攻关。

　　“中国天眼”的设计、建设史无前例，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如何设计、如何实现，建成之后如何调试和使用……所有难题都只能靠自己解决。

　　姜鹏坦陈：“这比我们一般认知的工程项目难太多了，很多事情都没把握。”

　　此时，初到大窝凼时的迷茫又萦绕于心。“那时的我们不知道能否解决这些问题，不知道能否建成，不知道建成后能否调试成功，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不知道水有多深、能不能过去。”

　　凭借着执着与坚毅，他们攻克一道又一道难关

　　没有现成的答案，只有逢山开路、遇水架桥。

　　不同于世界上已有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的“视网膜”——球型反射面，是一张由6670根钢索编制的索网，它需要在球面和抛面间进行变形，从而对天文信号进行收集和观测。

　　姜鹏的专业是结构力学，被委以重任，负责索网工程。索网工程是“中国天眼”反射面实现变位功能的核心部件，也是施工的技术难点。

　　他告诉记者：“这是世界上跨度最大、精度最高的索网结构，也是世界上第一个采用变位工作方式的索网体系，我们没有任何经验可借鉴。”

　　工程启动没多久，团队就遇到了一个大难关——索网疲劳问题。

　　常见的斜拉桥上的钢索，其强度大都是200兆帕、200万次弯曲的。由于“中国天眼”的钢索上要装上反射面板，需要经常调换角度，不断拉伸；望远镜，则至少需要应用30年。设计人员反复思考、计算后，提出需安装强度为500兆帕、弯曲次数为200万的钢索。

　　姜鹏记得，那时他们从市面上买了数十根钢索进行实验，却没有一根能满足要求。“怎么办？如果问题不解决，整个望远镜建设就得停滞。商讨之后，我们决定进行一次大规模的钢索疲劳性能实验研究。”

　　在南仁东指导下，姜鹏带领团队，开始了一场长达两年的大规模钢索疲劳实验。他们日夜摸索、反复测试实验，经历近百次失败后，终于研制出超高耐疲劳钢索，成功支撑起“中国天眼”的“视网膜”。

　　就这样，凭借着执着与坚毅，姜鹏带领团队攻克一道又一道难关。

　　2017年，“中国天眼”进入调试阶段。望远镜建成后能不能用、好不好用，关键就看调试能否成功。

　　口径500米的“天眼”，在调试之初庞大又脆弱，牵一发而动全身，稍有闪失，就可能功亏一篑。那段日子，姜鹏的神经一直紧绷着，随时都有各种意想不到的突发问题需要解决。向来“心理素质很好”的他体重开始直线下降，跌到了历史低值。

　　“这期间有太多难忘的瞬间。”回忆往昔，姜鹏很是感慨，“每当我迷茫的时候，都是团队的成员们给我力量和帮助。在大家的努力和支持下，我们最终顺利完成了调试任务。”

　　2017年8月27日，“中国天眼”第一次实现了对特定目标的追踪观测，稳定地获取了目标源射电信号。那一刻，大伙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希望“中国天眼”产出更多科学成果

　　从1994年选址到2016年正式建成，“中国天眼”团队用了22年。

　　“我们的青春很特别。”每每回忆起这段经历，姜鹏不禁心潮澎湃。

　　在外人看来，曾经身为南仁东助手的姜鹏一定是对南先生言听计从的。但姜鹏却告诉记者，为了建好“中国天眼”，他几次“违抗”了南先生的意愿。

　　其中一次，是关于“中国天眼”索网颜色的选择。当时，南先生希望选择白色。他觉得白色的索网结构会赋予工程一种融入自然的宏大和美感。姜鹏则认为，对于索网材质，加入任何颜色都会影响材质纯度，进而影响索网的寿命。所以，他据理力争，坚持将颜色定为材质的原色——黑色。

　　“最终，南先生同意了我的意见。”姜鹏说，“南先生对工作要求严格，愿意倾听大家的意见，只要你讲得有道理，他就会接受，并且从不会把这些争执放在心上。”

　　这种品质也深深影响着姜鹏。如今，身为“中国天眼”运行和发展中心总工程师，他在做各种决定时既有自己的主见，也愿意倾听和接受正确的意见、建议。

　　“我非常重视个体，尊重每一个人。”姜鹏说，“只有保障好团队里每个人的利益、充分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智，才会让整个团队具有更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今年是姜鹏加入“中国天眼”团队的第十三个年头。在这期间，他与同伴们住过简陋的活动板房，经历过各种恶劣天气，品尝过无数次测试失败——当然，也迎来了科学的花开。截至目前，基于“中国天眼”数据发表的高水平论文已有120余篇，所发现的脉冲星数量超过660颗，发现了迄今为止唯一一例持续活跃的重复快速射电暴。

　　宇宙浩瀚、星河灿烂，“中国天眼”的征程才刚刚开始。说到未来，姜鹏表示：“希望‘中国天眼’产出更多的科学成果，为人类文明贡献更多‘中国智慧’。”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