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户华为（光明日报理论部高级编辑）

　　宋人邵雍有诗云：“洛阳自为都，二千有余年。举步图籍中，开目今古间。”洛阳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层累积淀了厚重灿烂的文化传统，诸如天下之中、河图洛书、会社遗绪、伊洛渊源，等等。对于区域社会发展而言，文化传统既是形塑地方文化特点、影响该区域民众尤其是士人行为的重要因素，也是可资发掘利用、增进区域认同的重要资源，某种意义上，古与今互为因果、彼此转换的互动一刻也不曾停歇。尽管历经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但有明一代，洛阳的昔日辉煌与厚重传统仍不断为当地士人所称颂和追慕，并被作为建构地方文化的话语与资源。无论耆老之会对唐宋“九老品题”的仿效、阳明讲会调和二程洛学与王学及建构伊洛学统的努力，还是对地方先贤和文化符号的崇祀与发掘，都能使人感受到传统的无处不在，以及其对当地士人行为方式、儒学嬗变与地方文化发展的深刻影响。

　　　“九老品题”与耆老之会

　　“洛阳山川秀美，人物高华，古来名流率博雅会”（《中州杂俎》卷14），长期作为政治文化中心使其成为士大夫汇集之地，形成了文人交游宴集的悠久传统。特别是唐代白居易等人的“九老会”，对后世洛阳士人产生了深远影响，“九老品题”亦成为古代文坛经久不衰的主题：“昔白乐天在洛，与高年者八人游，时人慕之，为《九老图》传于世。宋兴，洛中诸公继而为之者凡再矣。”(司马光：《洛阳耆英会序》)北宋尽管定都开封，但“洛实别都，乃士人之区薮”,“贤而有文者，肩随踵接”。欧阳修、张尧夫、王几道等组成“洛中七友”，效仿前贤，悠游唱和。文彦博留守西京时，“悉聚洛中士大夫贤而老自逸者，于韩公第置酒相乐，凡十二人”，时称“洛阳耆英会”（沈括：《梦溪笔谈》卷9）。这些“都人随观”“洛中夸以为胜”的盛事接续“九老会”遗绪，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加以倡导弘扬，使之更加显著地积淀于区域文化理路之中。

　　宋元以降，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和政治中心的转移，洛阳的中心地位不再，加之金元时期，中原战火频仍，旧时繁华破坏几尽。经历元末战乱和灾荒双重打击的明初中原一片残破景象，“数千里沃壤之上，自兵燹以来，尽化为蓁莽之墟”（宋端仪：《立斋闲录》卷1）。经过较长时间的休养生息，明中期的洛阳经济社会逐步恢复，水利工程、桥梁道路、书院祠庙等的大举修建反映了这一趋势。与此同时，洛阳科举中举人数大增，并出现了一批文化影响较大的名儒和身居要职的官员，恰如嘉庆《孟津县志》所说：“文献之茂媺，甲第之蝉联，硕彦耆英，苕树颖列，则自有明之季暨于国朝之初，称极盛焉。”正是他们组织耆老会，创立书院，立会讲学，重修先贤祠庙，自觉发掘洛阳悠久的文化传统，建构地方文化。

　　据李玉栓先生统计，明代社事地点可考的“文人结社”有645家，其中河南府（洛阳）以18家位列第十，作为北方唯一非政治中心地区与经济发达、人文荟萃的江南各府一道跻身其中；而杨晓塘、扈耕田、戴霖等学者考证的数量则更多。《中州杂俎》“洛阳古会”条，列举了洛阳历代著名耆老之会，其中晋至宋有金谷会、香山会、春明会、耆英会、同甲会、真率会6个，明朝则有八耆会、澹逸会、同年会、敦谊会、惇谊会、初服会、崇雅会等7个，而那些影响较小未列其中的远超此数。

　　从形式和宗旨来看，洛阳的会社与其他地区盛行的会社活动有诸多相似之处，也是明代文人生活方式和时代风气使然。而仔细梳理各种会序、会约、往来书札等资料不难看出，洛阳士人结社或者记述相关活动时很少提及其他地区的会社，所受影响基本来自区域传统，倾注其中的是浓厚的对于本地先贤的崇仰和传承地方文化传统的自觉：“洛中有社旧矣。唐会昌中，白乐天九人社之香山禅林，谓之香山九老会。宋元丰间，文潞公会其同志十二人于妙觉僧舍，谓之耆英会，又谓之真率会。二社皆两朝伟人，辑之史书，图之绘事，侈为美谈，数百载间犹一日也”（刘贽：《初服会序》）。

　　无论会名、结会形式还是具体内容，洛阳耆老之会对前人的效仿和对地方文化传统的接续显而易见。如詹栋、孙应奎、王邦瑞等结八耆会，为表示接续传统，又名续真率会、后耆英会。绘图作记，“亦用元丰故事”，其追慕前贤之情溢于言表：“耆英会何以义起也，何以后名？前有作者，今仿其义也，……迄今垂五百年，洛中犹传之以为美谈，固吾洛人之所崇仰而歆慕者也。……因仰前修，窃取其义，亦置酒尚齿，相约为会。虽勋业位望不足以拟前代诸贤，顾所以为会之义则一也。”（《河南府志》卷85）

　　事实上，这一时期效仿前贤结耆老之会，诗酒唱和、相互砥砺在洛阳蔚为风气，不仅名臣宿儒好之效之，即便分封于此的藩王及一般士绅，也纷纷附庸风雅，以预流为荣。晚明相对安定富足的社会局面和士人阶层的壮大是洛阳耆老之会再次兴盛的基础，而前人留下的会社传统与流风遗韵则是他们互相号召的资源和动力。“九老品题”“元丰故事”作为地方话语和文化传统深深熔铸于洛阳文化脉络之中，不仅带有凸显文化优势、增进区域认同的功能，也成为士绅建构日常生活意义的重要资源，相关活动时时处处流露出对前代先贤的倾慕和刻意仿效，带有一种强烈的接续弘扬地方文人传统的意味。

　　理学之宗与阳明讲会

　　阳明心学的传播极大改变了明代文化格局，“流风所被，倾动朝野，于是缙绅之士，遗佚之老，联讲会，立书院，相望于远近”。与这种时代风气相适应，明中叶洛阳接受心学的士人越来越多，并出现了尤时熙、孟化鲤、吕维祺、王以悟、张信民等大儒，他们将阳明学与河洛理学传统加以调和，兴办讲会、聚徒讲学，使得洛阳成为心学在北方传播的中心之一。

　　洛阳阳明讲会自尤时熙始，“隆庆庚午，洛中诸君子遵先生（尤时熙）约作会城南。”他的弟子孟化鲤随后在新安立会讲学，“荐绅韦带之士，鼓舞踊跃于其中”（《孟云浦先生集》卷3）。其后，吕维祺、王以悟、张信民等各兴讲会，蔚成风气。“（吕维祺）讲学洛阳，建明德堂，群洛人士为明德会。”天启年间，吕维祺与张信民等设立芝泉书院，结会讲学，“百余人来学，布衣儒童咸与焉”。崇祯年间，吕维祺赋闲居洛，“与门下士讲求身心之学”，结伊洛会，又名伊洛社、伊洛大社（《明德先生文集》卷24）。

　　洛阳王学讲会既深受阳明心学影响，同时也体现出明显的区域特征。正如杨念群先生所指出，儒学往往是在地区具体历史境况的格局下发挥其作用的，故带有地区性的指向。这种指向不仅形成了不同地区的儒者对儒学理解的差异性，同时也往往决定了某一地区的儒者对政治的不同理解和由此采取不同的行动策略。洛阳理学传统深厚，“河洛为理学之宗，二程、吕、邵撰述炳焉尚已，厥后渊源所接，代不乏人”。程颢、程颐创立“伊洛之学”，形成宋以来的理学渊源和从二程、邵雍传至曹端、尤时熙等的学统，造就了洛阳在理学发展史上的独特地位，“则斯地乃得与洙泗并称为道学渊源之所，盖谓西邹鲁也”（《河南省通志》卷43）。正因如此，洛阳阳明学者讲求心性而不废二程传统，既尊崇阳明又伴随着本地先儒的崇祀。如孟化鲤创川上书院，“尝于读礼之余，建两贤祠，同志即祠后建宗贤楼，以为昕夕讲学之地”（《迟悔斋文钞》卷2）。曹端与尤时熙都是洛阳人，前者倡明程朱理学，被誉为“明初理学之冠”；后者则宗阳明学，“河南为姚江之学者，自尤时熙始”。同时崇祀两位本地先儒，既是对地方学术传统的接续，也表明其调和洛学和心学之旨。

　　会名和活动内容都充分显示，吕维祺等立会讲学包含着褒美乡贤、弘扬地方学统的努力：“虑伊洛久湮，圣学不明，以姚赓唐、杨英等来学五十余人作伊洛社，讲学于程明道书院。”（《明德先生年谱》卷4）与其师孟化鲤尊崇两贤相似，伊洛社的必要仪式是祭拜伊洛理学先儒，并号召诸生由地方先贤做起，悟道躬行：“我伊洛程明道、程伊川、邵尧夫、司马君实、曹月川、尤西川、孟云浦诸先生非我辈人乎？不敢学孔子，亦不敢学诸先生耶？……故吾曹立志要学孔子，要从诸先生做起。”（《明德先生文集》卷8）显然，这种崇祀仪轨不仅是为了树立榜样和典范，对于二程、曹端、尤时熙等学脉传承的强调也带有增进地方文化认同和接续地方学统的深意。

　　在学术追求和行事风格上，尤时熙“病学者凭虚见而忽躬行……故其论议切于日用，不为空虚隐怪之谈”（《明史》卷283）。孟化鲤也一反王学末流狂狷空疏之风，主张在互相参证、克制私念的同时躬行实践，发挥讲学“正风俗，美教化”之功能，“人谓新安有古人风，先生之教也”。吕维祺“独揭躬行二字”，提出“实实躬行，实实向心上证悟，方为真学问”（《明德先生文集》卷11、卷21）。他强调“世自有世之讲学，吾自有吾之讲学，所谓天渊悬隔者也”（《明德先生年谱》卷1），主张既注重证悟心志，也要实实躬行，在修身养性的同时注重承担挽救世运、移风易俗的社会责任。事实上，面对明末河洛战乱频仍、灾荒连年的境况，吕维祺等士绅在立会讲学、移风易俗的同时热心地方事务，修桥补路、赈灾救荒，极力维护社会秩序，并为地方利益呐喊奔走，“凡桑梓利害，调画当事，如驿累议、救荒议、折漕议、盐车议、书札盈厢，皆不避嫌恕，百姓阴受其福”（王铎：《吕兵部尚书赠太傅忠节公墓志铭》）。

　　　伊洛渊源与地方文化建构

　　明代洛阳士人十分重视对于地方先贤先儒的崇祀以及书院、祠墓修建等，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地方文化建构。天启三年，吕维祺建七贤书院，“祀伊洛七贤，为宋程明道、伊川、司马温公、邵尧夫、明曹月川端、尤西川时熙、孟云浦化鲤”，所谓七贤都是对洛阳乃至整个理学发展影响深远的当地名儒，且完整体现了洛阳理学发展的脉络。“今伊洛为二程先生道地，而秦晋如横渠、文清诸先生以至月川、泾野，而吾新孟云浦先生得其宗，此孰非尧舜以来相传之道、之中、之心，亦孰非孔子之道、之中、之心？”（《明德先生年谱》卷1）吕维祺还辑录刊印七贤语录并专函请名儒杨东明作序或祠记，“近为芝泉书院，……皆伊洛间人也。汇其语录为一书刊之，尚未脱稿，希为一序，或为七先生祠记”（《明德先生文集》卷14）。

　　同时，吕维祺揭陈理学二先生谥议，提出河洛理学传统悠久，真儒辈出，曹端、尤时熙、孟化鲤羽翼道统，有功圣学，应该按例从祀：“我中州真儒辈出，后先辉映，亦难殚述。……此三先生者，上衍洙泗之流，中传伊洛之钵，古道清时，正学垂后，若出一辙。海内君子谓宜从祀庙庭，公论在人心久矣。”强调尤、孟二人皆“卓然为伊洛嫡传，月川后劲。论其学宜在从祀之列，稽其品宁勒尊名之典”（《明德先生文集》卷6）。此次为尤时熙和孟化鲤请谥，主要由其弟子和再传弟子推动，并动用王铎等在京洛阳籍官员等各种师友关系以期襄成盛举。

　　崇祯年间，在吕维祺、王铎等河洛士人之间又酝酿为伊洛名贤请谥。在《请谥伊洛名贤公议》中，吕维祺大力褒奖他们的功绩：“矧河洛为天地之中，而人文钟嵩河之粹。自程、邵而后如曹月川、刘文靖诸君子，理学节义事功，代不乏人。……足以彰往昭来，而河洛人文不至湮没，三代之直道愈彰于今日”。这次请谥的伊洛名贤包括孟化鲤、尤时熙、孙应奎、王以悟等十人。祭祀本身就凸显着地方认同情感和不同区域的竞争，正如晚清湘人不断强化对王船山的崇祀仪轨，即是以“时贤”之思迭现“古乡贤”之魂的尝试。在明清理学地位日隆的语境中，对于地方贤儒的褒奖和崇祀往往寄托着抬升地方名望和构建区域儒学传承系统的深意。洛阳士人的上述活动同样是作为区域社会建构自身文化和象征系统的一种话语，是他们有意识发掘传统、崇祀先贤，建构地方文化的重要内容。

　　这一时期，对地方儒学传统的追溯与对理学名儒和地方先贤的称颂，在洛阳方志和各种文集中比比皆是。与期望通过崇祀本地先儒，努力建构伊洛学统相应，先贤先儒祠庙、书院、旧居等遗迹的恢复修建等活动也空前活跃。洛阳一带有周公庙、宓妃庙、薄太后庙、强项令董宣祠、范仲淹祠墓、“两程故里”、邵康节祠、伊洛渊源祠等众多本地先贤祠庙及遗迹。从地方志和碑刻资料记载来看，从明中期开始，这些祠庙受到当地士人和官员的格外眷顾，迎来兴建或者重修的高峰。如弘治中，河南府知府陈宣“留心学校，加意民瘼，创建伊洛渊源祠及观德亭。”嘉靖六年河南府重修文庙，由乡宦孙应奎作序。隆庆四年，“邑绅刘贽、刘绅购置伊藩废宫崇善楼建奎星阁”。“历述古先贤哲启迪后人者，不必他有慕也”。对于地方士人而言，这些活动并非仅仅出于对某位先贤的尊崇，还是重塑、接续本地文化传统，凸显区域文化优势的重要举措。

　　明代洛阳士人对传统的传承与对伊洛理学的刻意弘扬以及对本区域象征系统的着意建构，无不体现出对区域文化传统的珍视和钟爱，也蕴涵着增强区域文化优势的意图，是他们建构地方文化努力的重要表现。毫无疑问，以上种种举动并不是偶然的，而与洛阳地区的文化发展和区域历史变迁密切相关，既展现了地方社会的延续性，又揭示了传统的变迁。对于他们而言，传统既是一种乡邦情感，是一种无处不在的影响，更是一种可资利用以建构地方文化并应对新的社会问题的资源，与此同时，这些接续与建构本身也将成为传统。古与今、传统与现实，在某种时空下的互动与转化悄然又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