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成峰（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教师）

　　传统上一般将比喻看成一种修辞手法，近年来，学界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比喻（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表达的技巧，而且是一种基本的思维方式。

　　然而这种说法存在一个问题：如果说比喻是我们的思维方式，甚至连语言本身都是比喻性的，那么作为表达手段的比喻修辞，其特殊性又体现在哪里呢？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传统意义上的“比喻”修辞就等于从理论上被取消了。

　　实际上，对于这个问题，中国人早就有了自己的思考，这集中体现在古人的两段文字中。一段出自汉代刘向的《说苑》：

　　客谓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无譬，则不能言矣。”王曰：“诺。”明日见，谓惠子曰：“先生言事则直言耳，无譬也。”惠子曰：“今有人于此而不知弹者，曰：‘弹之状何若？’应曰：‘弹之状如弹。’谕乎？”王曰：“未谕也。”“于是更应曰‘弹之状如弓，而以竹为弦’，则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说者固以其所知，喻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无譬，则不可矣。”王曰：“善。”

　　“譬”就是比喻。在梁王看来，比喻只是言语中一种可有可无的修饰，因此说话时可以“直言”而不用比喻。但惠子却坦然地承认，要是不用比喻，自己就没办法说话，因为要说明一个新的事物（如“弹”），唯一的办法就是将其与已知的事物（如“弓”）进行比较，通过“比”实现“喻”。惠子这里所说的“譬”就是比喻思维，它不是言语表达的技巧，而是认识事物的方式。其本质在于通过比较，发现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建立彼此之间的联系，从而实现对新事物的理解。汉语中一多半的新词语都是通过比喻的方式创造的，如“电脑”“网络”“云计算”“宇宙飞船”等等；甚至很多基本词语，最初也是比喻，如“山腰”“菜心”“酝酿”“基础”等等。实际上，除了采用这种“比喻”的方式，很多时候我们甚至找不到别的办法来理解、命名这些新事物，难怪就连惠子这样能言善辩的人也承认自己离不开比喻。

　　比喻思维既然是人类的一种基本认知方式，就有其普遍性的一面：所有语言中，表达抽象的意义（如时间、感情）都要借助具体的事物（如空间、身体）；不同语言甚至能看到很多相同的比喻，如：“时间像金钱”，“女人像花”，“狡猾的人像狐狸”，等等。与此同时，不同民族的比喻思维又往往体现出鲜明的文化特色，例如：中国人用狗来比喻坏人，用龙来比喻强人、帝王；而英语中则用dog比喻普通人，用dragon比喻恶人，等等。

　　中国古人特别擅长比喻思维，他们借此建立了一整套关于世界的概念系统：一切事物都可分为“阴、阳”；所有事物的属性都不外乎“金、木、水、火、土”五种（即“五行”）；而自然与社会的运转都可以用“天、地、风、雷、山、泽、水、火”八种自然现象（即“八卦”）的互动来解释，等等。孔子认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施行仁德的根本途径是以己度人，这可以说是比喻思维在伦理学上的体现。许慎《说文解字叙》引《周易系辞》说：“古者庖牺氏……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这是讲文字符号的起源，其实也是词语的起源，即：人类从自身以及身边熟悉的事物出发，利用比喻思维来理解和认识周围纷繁复杂的世界。

　　古人关于比喻的另一段文字出自宋代苏轼的《东坡志林》：

　　仆尝问：“荔枝何所似？”或曰：“似龙眼。”坐客皆笑其陋。荔枝实无所似也。仆曰：“荔枝似江瑶柱。”应者皆怃然。仆亦不辨。昨日见毕仲游。仆问：“杜甫似何人？”仲游云：“似司马迁。”仆喜而不答，盖与曩言会也。

　　这段文字中，荔枝和杜甫都不是新事物，不需要借助与之相似的已知事物来理解，说话者将之与其他事物进行比较的目的并不是一般性地介绍它们，而是为了某种趣味性、哲理性的讨论。从外在的特点来看，说“荔枝似龙眼”当然没有错，但对很多人来讲，这种正确的表述显得浅陋直白、了无趣味。苏轼拿江瑶柱（即干贝）来和荔枝相比较，单从外形看，二者显然没有共性，但仔细一想，便可找到二者的相似性，如它们都味道鲜美、令人难忘，都是同类食物中的珍品，等等。如此一来，就在两个外形不相似的事物之间发现了有趣的相似性。同样的，杜甫和司马迁一位是唐代诗人，一位是汉代史家，本来缺乏可比性；然而，如果考虑到两人都是各自领域的“圣”级人物，都真实地记录了社会历史，都将人生的痛苦化作了著述的动力，那么这种比较就无疑是十分深刻的。这种解读的过程就是发现相似性的比喻思维。现实中，并非每个人都具有良好的比喻思维能力，所以有时就会出现应者“怃然”（茫然）的状况。但唯其如此，才更会使那些能理解它的人觉得韵味悠长、妙趣横生。

　　这段文字实际上揭示了“比喻”作为一种修辞现象的实质：它不是发现相似性的比喻思维本身，而是为了造成某种特殊表达效果而有意为之的言语偏离。苏轼的两个例子，将一般不能比较的两个事物进行比较，将外表不相似的说成“像”，这种比较关系的偏离就构成了所谓“明喻”。

　　而通常说的“暗喻”则可以看成对逻辑关系的偏离，如《论语》中这两个句子：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

　　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从一般的逻辑来说，这里的判断和叙述都是不能成立的。但在一定的环境中，接受者可以利用比喻思维发现相关事物之间的相似性，从而解读句子表达的偏离，感受到表达的形象性，引发深刻的思考。

　　值得注意的是，“君子之德是风”只有在“小人之德是草”的背景下才能得到准确的理解，反之亦然；同样，只有在“天下无道”的背景下，孔子成为“木铎”才有意义。如果不考虑语境，这些句子的偏离其实都是很难理解的。这显示出比喻修辞对于语境的依赖性，而语境依赖正是修辞现象区别于一般语言现象的重要特征。

　　比喻修辞有时会表现为短语形式，如：“钢铁长城”“榆木脑袋”“心灵鸡汤”等，本来都是言语的偏离，因为按照字面意义，这些组合一般都是不可能发生的，只能通过比喻思维来解读它们，理解它们的特殊含义。这类比喻短语往往很容易发生熟语化，作为一个整体在语言中固定下来，也就不能再被视为修辞现象了。

　　所有的比喻修辞都是偏离，但偏离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外在形象的相似性伸缩性较大，而逻辑关系的伸缩性就很小。例如“小孩像猴子”不一定是偏离，而“小孩是猴子”则一定是偏离。有论者认为暗喻比明喻更耐人寻味，应该就是由于暗喻的偏离程度更高一点。当然偏离与否主要还是体现为本体和喻体的选择，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将比喻分成“比义”和“比类”两种，前者如“金锡以喻明德，珪璋以譬秀民，螟蛉以类教诲”，用具体的事物来比喻抽象的事理，偏离程度较高；后者如“麻衣如雪”“两骖如舞”等，本体和喻体是同类的事物，偏离程度较低。从效果来说，前者更多地体现了表达的含蓄性，而后者则更侧重于突显描述对象（本体）在某一方面的形象特点，往往和普通的比较句区别不大。

　　总之，作为术语的“比喻”一词有两个不同的含义：一个是比喻思维，另一个是比喻修辞，二者不能混为一谈。比喻修辞固然是以比喻思维为基础的，但它本质上是一种以特定语境为背景的言语偏离现象，不应该仅以“相似性”作为定义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