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多年前，一艘满载陶瓷的中国商船在福建漳州圣杯屿海域沉没。这场浩劫，将一段历史封存海底，等待着后人唤醒。

　　直到十多年前的一场台风过后，掩埋了700多年的元代海船重新走进人们视线。经过多次水下调查，今年9月开始，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联合福建省考古研究院等，正式在圣杯屿海域的元代海船遗址全面启动水下考古发掘。

　　这艘海船从何处来，往何处去？沉船里有何宝贝？水下考古队和专家对此展开追索。一批打捞上来的元代外销瓷器陈列进博物馆橱窗，穿越历史向世人展示它厚重的时代魅力。

　　11月上旬，“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发现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漳州市博物馆举办。考古专家指出，圣杯屿元代沉船的发现与发掘，填补了中国古代瓷器外销链条中的国内运输这一重要环节，对研究元代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具有重要价值。

　　未完待续的水下考古发掘，正将这艘元代海船的真面目一点点复原，续写着当代水下考古的新故事……

　　元代沉船“浮出水面”

　　圣杯屿元代沉船的考古发现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早在2010年，来自这艘沉船的瓷器就已零星面世，文物遗址陷入危险之中。

　　2010年10月，第13号台风“鲇鱼”在漳州市古雷半岛附近海域登陆，吹翻了当地渔民的养殖箱。渔民雇请潜水员下海打捞时，却意外发现了少数散落的瓷器。“古雷半岛附近海底有宝贝！”消息迅速传开，引来了一批冒险下海“寻宝”的人。

　　以往，当地渔民时常从海底捞上来除渔获之外的东西。如果是骸骨，他们会专门供起来，认为是“海兄弟”；如果是瓷器，他们认为是海龙王的东西，就扔回海里。后来，有文物贩子去沿海渔村搜寻，故意抬高瓷器等海底文物价格，吸引渔民在捕鱼过程中留意。

　　文物贩子通过渔民的线索组织潜水员下水打捞。由于潜水技术日益普及，包括渔民在捞海螺、海胆时也可以使用简易的潜水工具，因此非法盗捞海底文物的现象时有发生。

　　阮永好是漳州市文物保护中心水下考古的带头人，时常奔走于沿海渔村。台风过后的一天，有渔民告诉他，最近有人从海底捞到了瓷器，听罢，他立马“绷紧了弦”。

　　“这些是来自龙海半洋礁沉船的瓷器吗，还是意味着发现新的沉船遗址？”从周边渔民多番打听后，他发现很有可能是一处新遗址。随后，他开始在漳浦、东山、云霄沿海一带打听，追踪瓷器的来源和具体位置。

　　逐渐，他将线索范围缩小到了圣杯屿海域。“初到屿上就发现它的外形酷似一个倒置的高足杯，当听到‘圣杯屿’的名字时，就觉得这个寓意很可能‘有戏’，往往地名也可以反映线索。”阮永好说。

　　2011年11月，阮永好再次接到来自渔民的电话，“村里来了好几个潜水员，估计又要盗捞了”。他连忙与两个同事一起，联合边防支队和漳州市文化综合执法支队，组成临时小分队。经过3个晚上的蹲守，他们抓到7个人，缴获722件瓷器，其中三级文物有112件。

　　“从市面上出现的以及缴获的大量瓷器来看，很可能是来自一艘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沉船。”阮永好推测。他将线索上报到福建省文物局和国家文物局后，随即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

　　经过项目批复和筹备，2014年，考古队第一次对圣杯屿海域进行水下调查。阮永好等水下考古队员根据渔民提供的线索，搜寻了两三天，终于找到沉船的位置。他们发现有六道隔舱，面上散落的文物不是太多，基本掩埋在泥沙里。

　　“这是好事，埋在泥沙下的文物得以免受偷盗和破坏。”阮永好说。由于沉船表面有很多小石头，若用大型的抽泥抽沙设备，对文物破坏比较大，而且沉船位置距离水面比较深，一般的潜水员使用简易潜水设备很容易出事故。

　　考虑到水下考古的难度较大，当时并未立即对圣杯屿沉船开展水下考古发掘。两年后，在对厦漳海域水下文物调查过程中，水下考古人员调查了1600多平方米的海底面积，才将主要的散落区基本摸清。

　　由于漳州海域沉船遗址较多，开展水下调查的同时也意味着遗址位置暴露。2020年11月，圣杯屿沉船遗址再次陷入盗捞危险。幸运的是，由公安部督办的“11·23”系列盗捞海底沉船文物案告破，漳州当地警方打掉了2个水下盗捞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9名，追缴各类文物1500余件，其中宋元龙泉窑“海捞瓷”846件。

　　“盗捞犯罪者不计损失，常常会使用炸药爆破、强行拽取等手段盗取沉船中的文物，无异于‘杀鸡取卵’。”福建省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中国古陶瓷协会理事羊泽林说，在过去的水下考古发掘经历中，曾有过潜水到沉船点时，看到海底一地的碎片，十分痛心。

　　为防圣杯屿沉船遗址再度遭到破坏，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22年9月，圣杯屿元代沉船的水下考古发掘全面启动。“这是为了杜绝不法分子惦记的‘抢救性发掘’。”羊泽林说。

　　水下考古队与时间“赛跑”

　　圣杯屿元代沉船水下考古工作启动后，汇聚了一批来自国家、福建省、漳州市各级以及从省外抽调的水下考古工作者。

　　在距离圣杯屿约200米的海面上，漂浮着一艘巨大的水上作业船，设置有文物保护室、更衣休息室以及简易的餐桌等，各类潜水及考古设备一应俱全，这是考古队员们日常工作和休息的地方。

　　作业船的正下方，就是元代沉船遗址所在，船体位置距离水面约30米。虽然就在脚下，但要靠近并不容易。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此次水下考古领队梁国庆说，水下考古发掘得“靠天吃饭”，根据天气、洋流、水温、水压、海底能见度等实际情况来决定能否下水。

　　由于水下环境复杂多变，考古队员须利用涨退潮之间的平潮期，下潜到遗址点进行考古作业。趁着高潮期和低潮期，海底作业时间加起来大约3个小时。“水下作业时间很有限，这就需要水下考古队员争分夺秒。”梁国庆说，队员们每天早出晚归，抓紧天气海况的好时机。

　　海上长时间的作业把考古队员的皮肤晒得黝黑，但更大的考验在水下。每趟下水前，考古队都要制定周密的工作计划和人员分工。一般情况下，两人一组，分批次下水，后一组随时准备接替上一组队员，就像一场“接力赛”。

　　为延长水下工作时间，此次水下考古使用高氧、双瓶潜水技术，但受到氧气、体能等各因素限制，每组下水作业仍只有宝贵的25分钟。

　　考古队员顺着潜水绳下潜，以防偏离遗址点或被洋流冲走。岸上有专岗负责协助记录潜水员装备参数、入水顺序、出入水时间、海底停留时间以及天气、海况等信息，若出现突发危险及时发出警报。

　　作为副领队的阮永好说，在深海中，人的反应要比在陆地迟钝许多，队员们需要在短短半小时内进行清理、编号、测绘、摄影摄像和物件提取等工作，作业难度颇大，也非常考验团队的默契。

　　在前期的大多数时间里，队员们主要任务是清理覆盖在沉船上的泥沙。“去年的水下调查后，为保护水下文物不被海流泥沙侵蚀，考古队用沙袋进行了回填保护。但跟去年相比，遗址变化还是蛮大的，都被泥沙覆盖了，沙袋上也长满了附着的海洋生物。”考古队员陈浩说。

　　水下考古也需严格按照考古工作流程布设探方。海船水下遗址被考古人员细致地划分了若干个工作区域，用代号来表示，分别是0、北1、北2、南1、南2等，划分的依据是船舱的位置。初步发现的船体残长13.07米，最宽处3.7米，舱宽一般为1.5米，最宽的北3舱宽度达2.6米。

　　令人欣喜的是，在最近的考古发掘中，队员们又新发现了两道隔舱板。这也意味着，该沉船目前发现有八道隔舱板，推测至少有九个船舱。

　　“在水下的每一步发掘面貌都需要被记录。”担任此次水下考古摄影师的孙少光说，“因为肉眼在海底的视线范围很有限，能见度仅有一米多，需要利用水下摄影对遗址的外观和细节一一记录，然后拼出完整的遗址分布图，这是考古中非常重要的参考。”

　　此外，考古工作中不乏科技力量“保驾护航”，如借助合成孔径声呐、多波束声呐等新型设备对遗址进行高精度测绘。“如今的设备条件比早年好多了，包括氧气装置、水下定位等都已更新换代。”梁国庆说，也有不少水下考古器材是考古队自制的，比如改造出小型水下吹泥设备、文物筛选架等。

　　根据考古发掘调查结果显示，遗址周边散落较多瓷器，其中海船船体周边10米范围内为文物密集区，面积不低于300平方米，且大多数为完整器。

　　阮永好说，在提取文物时，要高度注意器物的安全，若遇到较为脆弱的水下文物，则不能直接打捞上来。此次提取使用到一种由环氧树脂和碳纤维布结合的新型材料，对水下文物和周围环境进行打包提取，以便从中获取更多历史信息。

　　重现宋元海上商贸盛况

　　目前，从圣杯屿沉船打捞上岸近1700件瓷器，已经陆续移交给漳州市博物馆保管。与此同时，漳州市博物馆正在进行的“海贸明珠——漳州圣杯屿元代海船遗址水下考古成果展”，第一次向世人展出首批采集到的出水文物。

　　“从打捞上来的瓷器形制基本可以断定，这些瓷器与元代晚期浙江龙泉窑的外销瓷高度吻合。”梁国庆说，根据所掌握的情况，圣杯屿海船遗址是我国目前已发现的保存较好的元代海船遗址，出水文物主要是元代龙泉窑青瓷，数量众多，类型丰富。

　　在漳州市博物馆展出的文物中，约有320件来自圣杯屿元代沉船的龙泉窑瓷器。器型以碗、盘、洗、碟为主，少量盏、高足杯等，其中不乏精品。

　　透过展览橱窗可见，一件青釉双鱼洗小巧精致，是圣杯屿沉船出水的精美瓷器之一，备受观众喜爱。这件文物仅有巴掌大小，特别的是内底模印两条游鱼，活泼灵动，饶有情趣。与它造型同款的另一件“洗”，内底的游鱼消失不见，被一块砖红色胎体取代。这处砖红色斑点，在专家看来，正是700年前圣杯屿海船遗址的时代印记。

　　打捞上来的高足杯，也是元代较为多见的流行器具。这与蒙古族的生活习惯有密切关系，他们喜欢在马上执足饮酒，所以高足杯又名“马上杯”。只见高足杯青绿釉泛灰，通体冰裂纹，外壁上五条横线连贯周围，再加三道类似音符的短斜线点缀。专家称这种纹样为“五线谱纹”，是典型的元代特征。

　　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副教授刘淼介绍，元代是中国陶瓷外销的高峰时期，这一时期海上贸易的品种具有极其鲜明的特点。元代以后，瓷器大量生产，从上层贵族使用普及到老百姓，实现从追求品质到追求量的过程，更加迎合大众的需求，注重印花纹饰，但为量产则图案较为简单，造型多种多样。

　　在古代中国，瓷器是外销的大宗产品，其重要性不下于丝绸，因此海上丝绸之路也被称为“瓷器之路”。

　　“晚唐五代时期，长沙窑的瓷器占据了绝对的主体；五代到北宋早期的时候，又出现了越窑作为主体；到了元代中晚期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以龙泉青瓷占据了船货的主体。它也代表了我们古代海外贸易发展的不同阶段。”刘淼说。

　　学者认为，海外贸易的发展，与当时的官方政策密切相关。延续南宋时期对外开放的风气，元朝打开了历史上较为开放的海外贸易格局。据记载，忽必烈曾下令招降南宋主管泉州市舶的官员蒲寿庚，并让福建行省向外商宣称：“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因此，元代中国通过海外贸易与世界上14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了交往，从而让中国认识了世界，也让世界了解了中国。

　　因此在出水瓷器中，不乏隐含着异域元素的元代龙泉窑外销瓷。如龙泉大盘，口径35厘米、足径6.2厘米、高4.3厘米，青绿釉泛灰，内壁刻划一圈印花草叶纹，是国内比较少见的大容器。

　　专家表示，元代龙泉窑瓷器外销迎来鼎盛时期，窑厂开始有意识根据海外不同地区人们的生活偏好来生产定制瓷器，比如受到西亚围坐成一圈吃饭的习俗影响，远销到这一地区的碗盘形体较为硕大。

　　“这些来自700年前的器物，诉说着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外交流故事，也折射出我国宋元时期海上贸易的繁盛程度。”刘淼说。

　　经过海底漫长的岁月洗涤，如今圣杯屿沉船的瓷器静静地躺在博物馆展台上，依然呈现出柔和的釉面光泽。打捞上来的瓷器，从出水那一刻到摆放在博物馆内，中间则要经历若干个环节。

　　据介绍，这些文物在海底浸泡数百年，吸收海水中的盐分，必须在出水后第一时间洗净表面盐分，然后经过多道“脱盐”工序，直至内部盐分全部析出，否则会导致瓷器釉面崩坏。而且，每件文物都拥有“身份证”，包括出水方位、出水时间、尺寸及器物描述等信息，以便后续研究开展。

　　沿海水下考古方兴未艾

　　沉睡七百年，一朝惊天下。从历史中走来的圣杯屿元代沉船，逐渐揭开神秘面纱。放眼广袤海域，这仅是我国水下文化遗存的“冰山一角”。

　　我国历史悠久的海洋文明遗留下数量众多、类型丰富、价值巨大的文化遗产。福建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之一，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条件。

　　史料记载，早在汉代，福建就已开始与海外交通、贸易往来。经福建通往海外的航线众多，辐射辽阔，是向海开放的前沿。“福船”也是历史上木质远洋船舶中的佼佼者，为海洋贸易作出了重要贡献。

　　由于福建海岸线曲折，岛礁众多，加之夏、秋海上台风多发，东北、西南季风变幻，多处航段艰险难行，沉船不在少数。福建省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栗建安介绍，福建沿海水下文化遗存埋藏尤为丰富，是我国开展水下考古工作较多、时间较长的海域。

　　1973年，福建省泉州市文物部门在泉州后渚港的海滩上发现一艘宋代木质沉船。翌年，由福建省与泉州市文物考古工作者组成的“泉州湾古船发掘领导小组”对其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羊泽林说，此次考古发掘，是福建地区水下考古及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先声。

　　1980年代，福建连江定海湾发现多处古沉船遗址。其中南宋沉船“白礁一号”，1990年作为首批水下考古培训实习地，见证中国第一支水下考古专业队伍的诞生和初次考古成果。

　　继“白礁一号”之后，福建沿海又有元代沉船“大练岛一号”、明朝“九梁号”、清代“碗礁一号”等古代沉船陆续现世。圣杯屿沉船是继平潭大练岛沉船之后，福建沿海发掘的第二艘元代沉船遗址。

　　福建的古沉船发掘史，也是中国水下考古史的缩影。

　　福建省文物局局长傅柒生说，几十年来，福建长期持续开展沿海水下考古调查，经过对平潭、漳州、泉州等重点海域的系列考古学专题调查，目前已确认沉船和遗物点50多处。自1987年中国建立水下考古学以来，福建也被业界誉为我国水下考古专业人才培养的“摇篮”。

　　据福建沿海水下考古调查报告显示，在福建海域发现的一批水下文化遗存，覆盖自五代以来直至清代各历史时期，其丰富的水下考古文物与古代文化内涵，是研究、复原海上丝绸之路历史面貌的十分珍贵、重要的资料。

　　今年，圣杯屿元代沉船遗址发掘被列入国家文物局“十四五”考古工作专项规划的重点项目之一。“它的发掘对研究元代中晚期龙泉窑瓷器的生产和销售、福建古代海洋交通线路，以及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方式等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考古资料。”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水下考古研究所所长孙键此前表示。

　　包括圣杯屿元代沉船在内许多遗址的发现，均始于盗捞，也给后人留下警示。羊泽林指出，亟需进一步发挥现代高科技力量守护水下文物，提升民众的海洋文化遗产保护意识，莫让遗存成为“遗憾”。

　　发掘打捞沉船仅是开始，后续如何保护、研究和利用好水下文化遗存又成为重要的新课题。

　　长期关注海洋文化研究的福州大学副教授杨宏云认为，可以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移动互联网技术以及空间信息化技术等，将沿海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利用进行多样化呈现，并加大传播，推进水下文化遗产的普及和可持续发展。

　　文化遗产连接着历史和当下。“圣杯屿元代沉船对于当今讲好海上丝绸之路的故事、讲好中外交流互鉴的故事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傅柒生说，世界最丰富的博物馆就坐落在海底。

　　（本报记者邓倩倩；参与采写：赵雪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