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郝歆（中华书局副编审）

　　近三十年来，出版界涌现“全集”风，对于中国历代重要的学者、作家，都喜欢出版其全集。程章灿说：“整理和出版古代作家作品，有必要采取全集的方式。这不仅是学术研究界的需要，也是文化出版业自身的需要。”（《新世纪明清人全集整理出版的现状、成绩与问题》）其中，政府重视，学者参与，读者有需求，出版社很积极，诸方目的一致，于是成就了“全集”类图书出版的独特现象。

　　当然，能够冠以“全集”之名出版的，肯定得是名家大家，其著述皆有可存之价值。比如朱彝尊，是清初著名诗人、词人，其学术也颇受同代的耆宿大儒敬重，《清史稿》评曰：“当时王士禛工诗，汪琬工文，毛奇龄工考据，独彝尊兼有众长。”作为后世的读者，自然会有这样的希望，那就是通过一部全集，可以综观朱彝尊诗、文、词、考据等的总体面相。在2019年之前，朱彝尊的著作合集尚未完整出版过，但其重要著作如《经义考》《曝书亭集》《腾笑集》、词集（含《江湖载酒集》《静志居琴趣》《茶烟阁体物词》《蕃锦集》）、《鸳鸯湖棹歌》《明诗综》《词综》《静志居诗话》等，皆有单行本出版；其中如《经义考》一书，大陆、台湾地区已经出版了至少六个版本。只不过，在不同出版社、不同年份出版的朱彝尊的各部著作，似很难聚集在同一位读者的书架上，读书人心目中还是很期待着一套美善的朱彝尊全集的出现。

　　或是机缘巧合，近年来居然先后有三种朱彝尊的全集相继推出，分别是李圣华、周翔主编《朱彝尊文献辑刊》影印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9年，78册）、沈红梅主编《朱彝尊全集》影印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1年，50册）、沈松勤主编《朱彝尊全集》点校本（浙江大学出版社，2022年，21册）。四年之间有两种影印与一种点校的朱彝尊全集出版，已然引起学界瞩目。最新的浙大版《朱彝尊全集》是沈松勤主编、多位学者参与的点校整理本，且得到了国家古籍整理出版项目和“浙江文献集成”项目的重点支持，故拟以之为探讨起点，就明清学者全集的整理谈几点理解与体会。

　　一、全集之定名。当今的古籍整理，于学者全集多以“作者代称+全集”的形式定名，这是相对稳妥的一种定名形式，并且也于古有征，如《陶渊明全集》《李太白全集》《苏东坡全集》《曾文正公全集》等；今人重编古人全集则径以“作者姓名+全集”的形式定名，如浙大版《朱彝尊全集》等是也。如果编者更加意在突出其全，也会定名作“大全集”，如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高启《高太史大全集》、归有光《震川大全集》等。传统的学者全集，除了“全集”“大全集”之外，还有如下定名的类型：一是“全书”，如朱熹《朱子全书》、王夫之《船山全书》、傅山《傅山全书》、李鸿章《李文忠公全书》、俞樾《春在堂全书》等，既收诗文集，也收四部著述和杂著；二是“遗书”，如邵雍《邵氏遗书》、汤斌《汤子遗书》、王念孙《高邮王氏遗书》、章学诚《章氏遗书》等；三是“合集”，如毛奇龄《西河合集》、陈鹏年《沧洲合集》、刘家谋《芑川合集》、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等。

　　杨绛在《钱锺书对〈钱锺书集〉的态度》一文中说：“他不愿意出《全集》，认为自己的作品不值得全部收集。”这一观点，可以说代表了历代为数不少的学者对自己作品结集的态度。不过，从读者、研究者层面看，却更希望一位学者的全集是“全部囊括”的——凡是作者形于笔端的有意义的文字和记录下来的言论都应在全集的收录之列（王玉娟《新时期“全集”的出版特点》）。由于钱锺书的坚持，他的全集最终以《钱锺书集》的定名形式在三联书店出版。2021年广陵书社陆续出版的，由程章灿主编的《阮元集》，也是考虑到“阮元著述繁复，版本众多，整理出版全集抉择不易，所以先以《阮元集》为名，陆续出版阮元重要著述”。诸家观点汇总而观的话，如果以“全集”定名，就应尽大努力地去解决明清学者著述门类繁复、版本众多的问题。浙大版《朱彝尊全集》在精校《四部丛刊》影印清康熙刻本《曝书亭集》的基础上，遍勘朱氏《南车草》《竹垞文类》《腾笑集》等专集以及传世遗墨，将逸在各处的集外诗文汇聚为《曝书亭集外诗文补辑》十一卷、《曝书亭集外诗文续补》三卷，为我们呈现出了朱彝尊诗文的全貌。治文学史者倘欲发论，则这十四卷诗文便是通读之后“不无小补”的新资料。

　　二、影印与点校之择取。影印与点校，是古籍整理并辔而行的两架马车。众所习闻的多种经典著作，大都有了不止一种影印本和点校本。即以明清学者的全集出版来看，近年也逐渐呈现互补双美的状貌。俞樾《春在堂全书》既有影印本（凤凰出版社，2010年），更有《俞樾全集》点校本两种（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年；凤凰出版社，2021年）。一如前揭所提及的朱彝尊的全集，亦复如是。

　　全集的编纂，其读者意识是极为重要的。主事者事先当考虑，此一全集整理出来的主要功能是供阅读使用的，还是供查阅翻检的。如是前者，需要点校；如是后者，适合影印。影印的长处在于存真，点校的长处则在于集众善于一本。不过，倘若处置不当的话，影印容易导致版刻各本的丛脞杂陈，而点校则可能出现体例变乱及文字讹误。影印古籍在存真方面，确实有着独到的长处，正如李开升所论“古籍之为文物”，影印本存留了古籍编刻时成体系的历史痕迹，对于专业研究者而言，这些历史痕迹本身可能蕴含着丰富的学术信息，从中可窥探书籍史的脉络乃至民族文化传统与时代心理的诸多面相。从这个意义而言，点校本的重点是底本选择得体，校记写作规范，标点符合文意，文本值得信赖，从而读者可以方便使用。就浙大版《朱彝尊全集》而论，《经义考》《日下旧闻》《静志居诗话》《曝书亭集》皆选取了见存最善之本，校勘记则缀于每卷之末，体例清朗。

　　从点校本的工作体量而言，明清学者全集的整理，很多都是“书成众手”，且有的迫于程限，很难像整理单部诗文集那样进行深度校笺。不过，浙大版《朱彝尊全集》的《曝书亭集》部分，在《曝书亭集》底本的基础上，又参校清人杨谦《曝书亭集诗注》、何绍基《曝书亭集》之批注、李富孙《曝书亭集词注》以及佚名批《曝书亭集词注》，对底本字句存在的鲁鱼亥豕之处多有校正；《静志居诗话》尽管有黄君坦整理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可资参考，但陶然不止步于此，进而与康熙六峰阁刻本《明诗综》对勘，改正了颇多缺误，尤便于学林。相比较而言，《经义考》部分，尽管也有校勘，然对校本主要取用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和《四部备要》影印本，学界较新的研究成果似未悉数融用，在精善方面亦有可待完备之处。

　　三、编纂体例之设定。一部全集的编纂，有关全集的编纂方法、体例尤为重要。收录的原则、标准、体例，底本的选择，校本和校记的呈现乃至附录的取舍等，尽管没有一律之绳矩，但还是应有妥善的规划。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明清学者的全集整理，倘若有较为精善的底本，则易于蒇事。像岳麓版《曾国藩全集》所依据的底本为清传忠书局刻本《曾文正公全集》，该书由李翰章主持编纂，李鸿章主持校订，投入巨大的人力精力，体例完备，刊刻精审。也正是具备了这样一层先天的有利条件，岳麓版《曾国藩全集》出版以来，颇得口碑。

　　有一点需要提出单独讨论，那就是依据刻本进行点校整理时的体例迁移问题。举一例说明，清乾隆刻本朱彝尊《经义考》的条目，于作者皆采用小字标识讳名的体例，如“林氏栗《论语知新》”、“叶氏隆古《论语解义》”等。当今颇多古籍整理，对此类体例有的直接抹去，径自整理作“林氏栗《论语知新》”、“叶氏隆古《论语解义》”，其实并不妥当的，因为避讳表敬，是古代社会中一个久远又深入人心的文化传统。浙大版《朱彝尊全集》也注意及此，于是采用了不同字体来加以区分，条目作楷体字，而名讳作宋体字：“林氏栗《论语知新》”、“叶氏隆古《论语解义》”。这样的排布使得版面看起来不够眉目清秀，且作为一般读者而言，不大会关注（甚至分不清）楷体字和宋体字的区分，更何况宋体字与楷体字的区别度也不是那么明显。

　　由于全集所收入的著作，若经史子集，内容性质不同，原本各有各的体例，收入到全集，可以保留原来各书自有之体例，没必要强求一致。不过，在版式设计上（如字体、字号、占行、退格等），宜尽量做到全书的照应。

　　四、全集之去取。这可能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明清时期，学者全集的编纂往往受时代观念、去取义例甚至“书法”“义法”的影响，基本会有删汰。比如，吴汝纶为李鸿章编《李文忠公全书》，便以“辩诬止谤”为宗旨：“某区区欲删定合肥文集，不欲使贤相令名淹没于悠悠之口，以为功名本末具在此书也。”（吴汝纶《与周玉山书》）这一理念的结果，便是搜集长编1700万字，付梓时仅留700余万字——甲午后之文墨，大部分不存。但时过境迁，一位学者所认为的未必具有“学术”意义、“史料”意义的文字，或者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被认为于作者声名有玷污之文字，在今天或将来的读者、研究者那里，却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因此，“全集”求全，自是题中应有之义。

　　但是，求全并不意味着细大不捐。祝晓风曾指出，“全集”不是“丛书”（《〈钟敬文全集〉编纂的主要问题》），这一看法很具有启发性。明清学者喜作选本、注本、评本，在编纂其全集时，此类单行的书是否收入，很值得思考。去年出版的《沈德潜全集》（凤凰出版社，2021年），共十五册，其中沈德潜的诗文、诗评、两《唐书》考证、年谱、附录等共占四册，第五册至第十五册收录的是沈德潜的《古诗源》《唐诗别裁集》《唐宋八家文读本》《明诗别裁集》《清诗别裁集》等诗文选本。编一套《沈德潜全集》，这类选本如果全收，稍有喧宾夺主之势；如果不收，则其诗选、文选中所留有一定量的沈氏评点文字，弃之可惜。一个相对折中且已有学者进行过实践的做法，便是存录诗题及评点，而不存其所选录的原诗。如钱谦益《钱牧斋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对于《列朝诗集》不录诗选，仅录小传；黄宗羲《黄宗羲全集》也不收《明文案》。从这个维度看，浙大版《朱彝尊全集》收《静志居诗话》而不收《明诗综》，是很值得称道的。

　　民国以后存在比较多的“非单一作者文献”，但明清则存在比较多的“不明确作者文献”。比如要编阮元的全集，他的诗文集如《揅经室集》，自著如《诗书古训》《三家诗补遗》等，自应收入。另有一些是阮元主持编纂的著述，较著名者如《山左金石志》，虽题为毕沅、阮元同撰，实际是在阮元的主持下由其幕僚所纂，亦应收入。然而，像署名阮元所辑的《淮海英灵集》，是否收入呢？此书编录清扬州865名诗人的2488首诗作，仅于诗人名下有小传，诗作中既无评点，也无注解，进入全集是否合适呢？如果《淮海英灵集》不宜收入的话，那么由《淮海英灵集》所影响而产生的《淮海英灵续集》，本系阮亨主持补纂，就更不宜收入其中了。

　　明清学人全集的出版，还可能存在以大包小的情况。以顾祖禹为例，其生平著书，以《读史方舆纪要》一百三十卷为最著；至于诗文，本有集曰《宛溪集》，稿本未刻，遂尔佚失，《梁溪诗钞》《海虞诗话》存录一二，《晚晴簃诗汇》卷十五曾辑录《送王石谷恽正叔》《过石谷秦淮水阁看画鹊华秋色图》《送魏叔子还宁都》《甲辰九日感事》四首。在今天倘要编纂《顾祖禹全集》，除《读史方舆纪要》之外，诗文杂著集聚一处，或仅有一卷之量。考虑到《读史方舆纪要》已先后出版有影印本（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和施和金、贺次君精校整理本（中华书局，2005年），那么再出《顾祖禹全集》的话，就很难避免“重复整理”之评了。

　　为求完备，浙大版《朱彝尊全集》点校本从清代稀见文献与绘画中，又辑得朱彝尊大量诗文、题跋，还搜集了有关朱彝尊的传记、碑志、行述、轶事、序跋以及清杨谦所撰《年谱》等相关资料作为《附录》，列于《全集》末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册《朱彝尊研究资料汇编》。当然，毋庸讳言的是，浙大版《朱彝尊全集》点校本与国图版《朱彝尊全集》影印本相比，也有部分朱彝尊的稀见典籍未及收录。明清学者，往往兼治四部，诗文著作颇多。像朱彝尊这样的大家通人，其学术之规划必然宏大，自然也就留下了不少未完、未就、未刊之作，散在四方；其著作书目先后经吴梁、杜泽逊、崔晓新、王卓华、张宗友等学者考订，已经勾勒出了朱彝尊著述的整体图景。中有几种珍稀文献如《金风亭长书目五种》《曝书亭书目》，系朱彝尊手自纂订，分别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国图版《朱彝尊全集》皆已影印，如果点校本不拟重收，其实可在目录中标识“存目”，以备读者查检。

　　翻览了浙大版《朱彝尊全集》点校本，稍延伸对全集出版现状的几点体会和思考。全集的整理规制没有必然如彼或如此的要求，但在各类全集陆续推出之后，我们有必要不断汇集各方意见，总结经验（尤其是教训），提高新的编纂认知，探索新的整理方式，出版符合作者、文本以及读者需求的多维关注的图书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