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里念故乡】

　　作者：陈彦（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著有《装台》《主角》《喜剧》等）

　　文学是什么？对于我，她是生活与阅读相互刺激、发酵的产物，是对过往生活储存的持续开发整理。无论走到哪里，我都会在一闪念或梦中，复现曾经生活与居住过的乡村、城市，有时半夜醒来，会突然发蒙，这是睡在什么地方？

　　我是一生更换过好多次故乡的人，命运注定是个行者。当我在西安以南的大山深处镇安县出生时，其实离县城还很远，那里许多人甚至一辈子都没进过城。我的出生地是松柏乡，那时叫松柏公社，父亲在那里当公务员。随后，父亲又调动到红林、庙沟、余师、东风、柴坪等几个乡镇，我是从父母、亲戚和山民背上移来搬去的。

　　那时觉得世界好大，今天看来，也都只是一二十公里的路程。我在那里获取了对大山的绝对概念和印象，至今描写起来似乎仍然近在咫尺。记忆中的山民，忠厚与善良不仅表现在宽阔的脊背上，更表现在木讷的脸庞与温热的心肠里，你不需要设防，他就能把迷路的你，指引到山重水复的大路旁。

　　如果说那是第一故乡，在我心头，其实还细细划分着松柏坳、老庵济、庙沟口、余师铺、冬瓜滩、柴家坪这些不容混淆的更小地标。十几年前，我又把这些地方走了一遍，许多老路已经不在，竹林茅舍、山间小溪也甚稀罕，更寻访不到好多故旧，一打听，都说出去打工了。至今，我也常回去，因为父亲长眠在那里，但已是匆匆过客。

　　后来我终于进了县城。那时进城的交通并不发达，很多次都是骑自行车“上县”。中途要翻一个高高的土地岭梁。自行车得顺小路驮到梁顶才能继续骑。遇见下雨下雪天，还需掏钱雇当地的“冰上走”往上扛。自己也得给脚上绑了“铁稳子”或草绳做爬行状。一旦折腾上梁，幸福的日子可就来了！那简直就是“一骑绝尘”般的野马脱缰。不过也有好几次，畅美得跌进排水沟里半天爬不起来。后来这条路越修越好，竟然有四十八公里，而我那时常常是要骑大半天的，还不算栽进排水沟里揉胳膊揉腿、找鞋找钱包的时间。

　　县城生活恰恰是我最具青春朝气的时期。那时街上流行红裙子。男士们多穿喇叭裤，且长发飘飘，我都有具体操作实践。并且喇叭裤口不比别人小，扫进裤管的灰尘也不比别人少。飘飘长发永远深深埋藏着耳朵，手表却是要露出来的。即使知道太阳当顶是正午，也会不时抬起胳膊把表细看一二，那不是时间问题，而是“表现”问题。

　　小城那时才一万多人，是聚集在一口大瓮一样的底部，瓮盖即蓝天。一条河流顺着山脚蛇入蛇出，形成了回水湾一样的弓背，街道、单位、住家户，就像点进沙窝的落花生，越生越多，地盘也越洇越大，有些端直就洇到坡上去了，又有了些山城风貌。老县志上说，清代乾隆年间有个从湖南来的知县叫聂涛，好不容易考上进士，却被分派到穷乡僻壤来做官，很是不乐意。全县当时一共才七百多户人家，满打满算四千张吃饭的嘴，还吃不饱，监狱的犯人却多得关不下。他就特别灰心地想回老家当乡绅去。他爹是个老中医，接到儿子颇有怨言的家书，及时从湖南把家眷给他送来，而且一边帮老百姓看病，一边到牢房里给那些因饥寒起盗心的囚徒把脉。同时也从中医理论角度帮儿子探索“知县”之道，说只要把这满当当的“监狱病”治得没人可关了，就算没白考一趟进士。官做得再大，要是与老百姓一毛钱关系没有，再大顶啥？聂涛由此在镇安一干八年，离任时，户口与人丁都成倍增长。监狱也“十室九空”，都回去打猎、垦荒、筑路、养蚕、缫丝、吊酒、办学堂去了。随后，聂涛果然从山乡小县调到关中大县凤翔高就。那是苏东坡官场起步的地方。但他很快选择了“挂冠离去”，他觉得此生能治好一小县足矣。这个故事，对家乡的人文影响颇大。老百姓一直在念叨、传唱。这是小城“史记”中温暖、励志的篇章。

　　我进县城时，全县已有二十七万人，二百九十公里外的西安，是小城全部生活的风向标。有人从西安带回无尽的新潮玩意儿，包括新的生活方式，让小城心脏加速跳动起来。歌舞厅一夜之间开出三十多家。录像厅、镭射影厅里的武打枪战声穿街过巷、不舍昼夜。街面上能放下一台球桌的地方，几乎都仄仄斜斜摆满了。凡临街的墙面，一律掏空或凿洞，陈列出色彩斑驳的各种电器与时装。夜半总会被摔碎的啤酒瓶声惊醒，那是要延续到凌晨三四点的夜市在骚动。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个县城的阅读活动和文学写作热潮，很多青年在无数的文学杂志带动下，建立起了文学梦，并竞相书写起身边的变化来。也不知什么时候，这群人又随着社会大潮的新涌动，各奔前程，进西安、去深圳、下海南、包矿山、跑生意。只有少数人坚持下来。我也由散文小说创作爱好转向编剧。随后，就以专业编剧的身份调进了西安。

　　我始终把镇安县城称为第二故乡。因为此前的六个乡镇，无论如何也只能打包成一个故乡了，虽然在我心中那仍是六个不同的小故乡。尤其在儿童和少年时期，那简直是魔方的六个面，哪一面都呈现出非常新奇与独特的“超大”样貌。今天看来，它们的确都十分狭小，但对于当时的我，那就是“走州过县”行万里路了。从地理上把那六小块“魔方”与县城拉近后，我又翻越秦岭，走进了十三朝古都西安。

　　那时对西安的唯一了解，就是我姥爷是那个地方的人。姥爷生在西安郊区一个叫等驾坡的地方。西安周边类似等驾接驾护驾的地名很多。因家口太重，又逢战乱，十五岁时，姥爷即成游民，漫无目的地翻过秦岭，无意间“流窜”到了镇安县的柴家坪。幸喜他有商业头脑，发现这里街面上卖的小商品，比西安贵好几倍，有的甚至十几倍、几十倍，而山货又便宜得要命。他就弄了些兽皮、火纸、药材返回西安，换了手电筒、发卡、顶针、五色线之类的“零末细碎”，折回柴家坪卖出。一来二往的，姥爷最后再过秦岭时，就能雇起八个“脚子（脚夫）”挑东西，还有扛鸟枪、拎铜锤吓唬土匪的护卫。做到全国解放时，家产已是柴家坪的半条街了。后来公私合营，让姥爷做经理，他觉得自己没文化，不会开会，不会讲话，不会念报纸文件，就选择给公家做饭去了。这倒是让全家都吃了商品粮。他一直安安生生，活到去世。那时他是柴家坪唯一的西安人。我进西安时，他已作古。每每翻越秦岭时，我都会想到姥爷雇的那八个“脚子”，据说他自己也是挑夫中的一个。难以想象，那时姥爷他们走一单趟需要半个月。而我进西安时，坐车只需八小时，下雨下雪天另讲。可现在，十八公里秦岭隧道一通，已经把镇安到西安的距离缩短到一小时了。

　　我在西安生活了近三十年，那是真正的第二故乡。但我心里还是把它定为第八故乡。因为，那六个儿时走过的乡镇，还有县城，太刻骨铭心了。

　　西安之大，是因秦川八百里骤显阔绰疏放。我有幸住在古城墙下的端履门外，门里不远处，就兀立着两千多年前的大儒董仲舒墓。墓旁的街道叫下马陵，皇帝到此都得下马。其余入城者，自是皆需整好衣帽，绑好鞋带，呈端方、肃虔状。三十年，我始终就住在这个地方。从我家进到端履门，只有八分钟路程。一进门，迎面就是举世闻名的碑林博物馆。即使吃完午饭，溜达着去看几通碑刻，回去稍事休息，也能赶上下午班。如果要上城墙，进门左拐就是阶梯。上到顶端，从城垛豁口看内城，脚下是一千三百多年的唐槐数棵，根须裸露，瘦骨嶙峋，树冠却枝叶繁盛，那才是真正的大唐遗株，依然生命葳蕤，雄强向天。再朝远处瞧，古城就尽收眼底了。昔日的皇城，如今多是寻常百姓住，竹笆市、案板街、炭市街、五味什字，都曾是漫卷的烟火气。尤其是钟鼓楼旁的回民坊，日夜人潮涌动，那更是我常去吃羊肉泡的地方。羊肉泡是西安名吃，有时为抢到一个座位，会在人后站立许久，看人家细嚼慢咽，直到两腿相互转换重心数次，才能挨上半个臀尖。

　　从城墙朝南看，一眼就能睄见我家窗户。再远，便可悠然见终南山了。那是一个充满了诗情画意的山脉。说到诗，我常常不是一下想到大唐长安的那些千古名流，而是想到一个叫陈学俊的今人，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作为我国热能工程学科创始人之一，业余时间却爱写诗。我为创作一个舞台剧，曾在西安交大住了很长时间，数次拜访青年时代举家从上海“西迁”西安的陈院士。他们夫妻却更愿意给我吟诵自己创作的诗歌，每每让我这个晚辈坐着，他们站着朗诵，不时还配合以抒情动作。诗中充满了对故土与西部的眷恋。斯人已作古，诗情满长安！这座城市不知孕育催生了多少诗意的人文星斗，华灯初上时，你站在城墙上，仿佛还能听到或正在听到许多超强心脏的跳动声。当然，这里还夹杂着一种特别浑厚的声音，那就是城墙根下的古老秦腔。这是来自民间的腔调，大苦大悲、大欢大爱，给这个城市铺上了厚厚一层普通生命的精神路基，让跟大小雁塔一样耸立的地标，似乎都有了坚实而可靠的沉雄底座。

　　故乡的牵挂是激情澎湃，也是愁肠百结、绵绵不绝的，更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在京城，常常一觉醒来，以为是睡在西安的老房里。而在西安，又常常梦见镇安和那六个乡镇的硬板床与土炕。前些年，回老家是常有的事，现在离得远了，已日渐不便。2021年清明节，我回去给父亲扫墓，算是最近一次回第一故乡。每次回去都能听到很多故事，它们是我创作素材的重要来源和补充。有喜兴的，也有揪心的，这次听到的就是一个很揪心的故事。我打听了好多年的玩伴牛娃子，突然有了消息。那是儿时的“铁杆”，但已死去十几年了。他是开拖拉机摔死的，为一家老小奔日子，拉一车山货，连人带拖拉机扭麻花一般扣到了沟底。他的生命定格在三十几岁，而他的音容笑貌在我心中终止于十一岁，后来再没见过。那时他上树、攀岩比猴子更利索。我吃过他掏的鸟蛋，在青石板上煎成的蛋饼。家乡人为过上好日子，可是要比山外人多付出成倍，甚至好几倍的代价，但他们依然在朝前奔突着。

　　抽象地说，故乡既是山川、风物，也是亲情、友情与祖宗的灵魂所在。总有人出走，到天下去闯荡，也总有人回来或固守。我大伯父的儿子就把祖坟守了一辈子。我祖爷爷是武昌战乱与发大水时，沿汉江而上，企图寻找“世外桃源”而来到了柴家坪。可柴家坪也不安定，他就又攀到对面一个叫上阳坡的酷似母亲怀抱的山洼地带安顿下来。由此繁衍生息，坡前坡后都是陈姓人家。我爷爷是读书人，做过柴家坪中心小学的校长，要求儿女识文断字。我父亲和二伯父都给公家做事。大伯父文化程度最高，却选择了“耕读传家”。过年时，我见他给人写对联，红纸能铺满碾麦的大道场。他已作古，可他的长子已然“钉”在了上阳坡的老宅子里。我们都叫他大哥。

　　大哥也识字，能读《水浒》《三国》和《七侠五义》。但职业却是犁地的犁匠。那把木犁我抚摸过，儿时也试着犁过，犁铧却扎不进土地的深处，总是让两头牛顺地皮拖得飞跑。而在大哥的手上，扶犁简直是一种享受，只单手握把，另一手执鞭，留下嘴跟牛说话。有时一面坡上就他和两头牛，却能说一天，像在骂，但更多的是指引与鼓励。大嫂子也是犁地的一把好手，大哥累了，她就接过犁把，把牛吆喝得麻利而顺溜。他们有个共同爱好：喝酒，喝自己吊的苞谷酒或甘蔗酒。度数不高，不上头，说很解乏。家乡有句俗语：早晨三盅，一天威风！他们不仅早上起来一人一壶，中午也是一人一壶，晚上回去还是一人一壶。吵架不多，打架稀疏，一辈子过得还算和美。最痛苦的事，是大儿子出门挖矿挣钱，塌断了腰，后来到底去世，两口就越发爱喝。有时还划拳、猜宝、打老虎杠子地喊几声。晚辈让到河边镇上去住，他们说太闹腾，就守在离祖坟一百多米远的地方，早出晚归对牛弹琴歌唱。山前山后的土地，在他们的耕耘中，还始终保持着我儿时记忆中的生机。他们都已是七十多岁的人了，但仍能吃能喝能干，日子也殷实消停，灶头的腊肉吊着几百块，瓮里的自酿酒囤着上千斤。

　　我总想，大哥才是故乡和土地的最忠实守望者。我们走得再远，大哥都像定盘星一样死死扎根在真正的故土上。我的文学也从这里生长起，并努力想在故乡以外有所收成，但根本还是想把那么多故乡的烙印，也可以说是时代与历史律动的微声，以发酵过的方式，传递给更广大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