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石祥（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研究员）

　　版本学是一门小众的传统学问，而版本学的研究对象——古籍实物特别是善本古籍，常人难得一见，更使得这门学问看似神秘而冷僻。近年来，随着国家政策层面的重视、学术研究的内在需要，以及社会公众对传统典籍的兴趣提升，版本学的研究热度明显提高，新鲜论著不断涌现。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柳向春先生的《海上古籍风云录》（中华书局，2023年5月），便是近期问世的颇具特色的高水准之作。

　　此书是柳先生历年发表的文献版本研究论文的一次结集，计收录文章25篇。诸篇所考述的对象，多为上海博物馆的藏品，从久负盛名的镇库之宝宋刻本《王文公文集》《梅花喜神谱》，到入藏时间不久、外间少有所知的誊清稿本《孟子疏证》等，足见柳先生多年来深耕馆藏的工作成效。众所周知，上海博物馆是我国文物收藏的重镇，其藏品之美富，世所称羡。但该馆的古籍收藏，除了《王文公文集》《梅花喜神谱》等个别品种之外，少为世人所知。读柳著中的《上海博物馆参与〈中国古籍总目〉项目情况综述》，乃知该馆古籍分藏敏求图书馆与保管部两处，仅图书馆内先后审定的三批善本，即达1300种以上，规模甚为可观。

　　事实上，博物馆的古籍收藏情况较少公开披露，所藏文献开放程度较差，研究者难以利用，是目前普遍存在的问题。尽管随着近年的古籍普查工作的推进，已有不少博物馆编辑出版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披露了馆藏，但普查登记目录是条目式的，只简明列出版本、册数等几项基础信息与鉴定结论，无法体现具体鉴定依据以及藏品价值与特色。这是无解题的简明目录这一著述方式的先天限制，无可深责。欲充分展现鉴定的思辨过程，详细揭示古籍善本的文物价值、文献价值，则有赖于适宜的文体形式。柳著中的“解题”“考实”诸篇，正是就此而发。

　　此书诸篇重视考述古籍实物的递藏过程，尤其注意交代其入藏上海博物馆的过程史事。这既是版本研究论著的应有之义，另一方面，藏品的征集入藏更是上海博物馆馆史的鲜活组成部分。如上海博物馆这样的重要收藏机构的收藏史与发展壮大史，无疑是地方文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值得精讲细挖的“古籍故事”。诚然，博物馆史及其收藏史的研究，会有“博物馆志”一类的专书言之（如上海方面有21世纪初问世的《上海文物博物馆志》）。但志书叙事重在宏观总括，展现从无至有的总体历程，势难逐一详述各宗各项藏品的入藏过程。而总体的收藏史正是由每一件每一宗藏品的入藏涓滴构成的，“总体”内的每一“个案”，对于地方文化史来说，都是弥足珍贵，值得铭记的。而对鲜活细节的用心钩稽与细致记录，恰恰是柳著匡其不逮的发力之处。

　　在体式上，此书诸篇以“一文论一书”的专论居多，详考细述某书某本的撰著始末、校刻历程、诸本异同、历代著录收藏情况、文献与文物价值等各项问题点；尤其注重梳理辨明两大历程的“源流”，即版本源流与递藏源流，抽丝剥茧，层层细绎，再将这两大“源流”中所涉人与事钩稽串联，娓娓道来，由此将某一古籍的整个“生命史”鲜活而立体地呈现于读者面前。如《刘喜海〈海东金石苑〉刊行始末》一文，将刘喜海、鲍康、刘承幹诸人的序跋书札勾连综析，结合与嘉业堂旧藏《海东金石苑残稿》的细致比对，厘清了此书的前后三个刻本即观古阁本、二铭草堂本、嘉业堂本的刊刻始末与底本来源以及这三个本子刊刻之际所发生的学人交往、嘉业堂本《补遗》《附录》的实际作者等一系列问题，纠正了与此书相关的一些错误认识（如《海东金石存考》的作者问题等）。文章读来，既征实可信，又亲切可喜，旧人旧事，如在面前，绝少死板枯燥之弊。

　　版本学起源于藏书家的鉴藏活动，本是一门饱含“雅”与“趣”的学问，但在现代学术的条框规训下，当下的很多论著规整严谨虽有之，雅趣活泼则欠奉。在坚守学术的严谨性与前沿性的同时，保持可读性与趣味性，由此兼顾面向社会公众的普及责任，既是传统文史研究论著的应有之义，但也是长期以来的实践难点；而柳著在此方面相当成功，令人激赏。

　　关注清代中期以来文献版本，是此书的另一特点。传统的版本学研究首重宋元本，时至今日，传世的绝大多数宋元本已有较为系统而深入的研究（这当然不是说宋元本研究已题无剩义）。反之，对晚清民国文献版本的研究深度与广度，则远有未及。职是之故，我们对于晚清民国版本的认识与了解，特别是晚清民国文献的编刻始末、初印本与后印本之差异等问题点，远远不及宋元刻本。从表面上看，由于时代晚近，晚近版本实物与相关文献材料较易寻觅，版本“链条”又较短，诸本关系看似简单，各项问题似乎不难解决。但在实际研究中，人们往往仅依赖原书序跋等少数材料来源，未做深入挖掘，或是简单凭信前人的只言片语，便得出结论，遂造成晚清民国文献版本研究存在着许多“应有而尚无”之处，亟待填补解决。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柳向春先生在导师吴格先生的指导下，以清儒陈奂的学术交游为研究课题。自此以来，柳先生长期深研清代中期以来的学术史与文献史，因此对晚清学人交游圈子及其著述文献版本，如数家珍，对哪些文献存在着“应有而尚无”之憾，了如指掌。此书的《翁同龢与光绪本〈愧林漫录〉》《红印本〈彊邨校词图题咏〉解题》《红印本〈松邻遗集〉解题》《红印本〈倚松老人诗集〉解题》《留垞写刻〈郁华阁遗集〉诗三卷词一卷红印本珍赏》等篇，皆是此方面的用心之作，作者以不亚于宋元本研究之精细功夫，细述版本形态，尽力搜罗史料，考察编纂刊刻经纬，梳理其间人事纠葛，勾勒当时文献活动的生态，更由此展现出晚近文献版本研究的宽广学术空间。

　　值得一提的是，此书还注意在著述方式上进行创新探索。如《南宋宋器之〈梅花喜神谱〉年谱》一文，形式别开生面，以书为撰谱对象，爬梳史料，巨细无遗，将由宋至今的七八百年间围绕此书而发生的诸方面史事，如撰著刊刻过程、传世宋刻孤本的流转递藏脉络、历代藏家对此书的著录题跋情况、后世翻刻影印事实等等，做了清晰汇总呈现。此文可为今后对重要珍本展开细致研究，提供可以借鉴的路径方式。

　　此书佳胜之处，尚有很多，无不体现出作者于版本目录之学的本色当行。如以前人未曾引述的《南天痕》一书，增补明末刻书名家胡正言之生平事迹（《胡正言及其〈印存初集〉》述略），足见搜集史料之深入用心。又如，论定近年重显于世的龙舒本《王文公文集》三卷残册，即为食旧德斋旧藏本的失群部分（《新发现〈王文公文集〉残卷考》），表现出对同一课题的持续追踪。以刻工、纸张等差异，判定《大乘庄严论》《大方广佛华严经》系元代《普宁藏》零本，而非日本学者所认为的《碛砂藏》（《上海博物馆藏大藏经零本四种》），足见鉴定之功力。

　　国内具有高品质、成规模的古籍收藏的博物馆，绝非少数；其中有待揭橥其文献与文物价值的古籍藏品，更是不知凡几。甚望博物馆界的学者同仁，有志于此，不断推出如《海上古籍风云录》这样的佳作，展现出博物馆系统的古籍收藏风采，共同为新时代古籍工作增光添彩。

　　《光明日报》（2023年10月07日 10版）